聂元梓的大字报 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的背后故事
围绕北大第一张大字报,一直有争论。一方认为是有人在幕后策划的,是个阴谋;另一方认为,是群众受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鼓舞的“自发行动”,没有阴谋。它的出笼,究竟是某些人的授意,还是仅仅被利用?陈伯达、康生这样的角色,何以成为凌驾于党的机构之上的“文革”干将?
六七十年代,在《人民日报》工作多年的余焕椿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在给一位“文革”后期出生的年轻人的书信中,他翔实地叙述了“文革”中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出笼始末。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1966年5月25日下午贴出的,标题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这是1957年“反右”以来北大第一次出现大字报,其矛头直指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
当天,北大校园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最初支持者居多,但是维护校领导,反对聂的很快占了上风,有的甚至指责聂等人是“反党大阴谋家”。很快,按观点不同形成了两派——“造反派”和“保皇派”,双方各不相让。辩论到激烈时推推搡搡,局面相当混乱。
当北大这把火烧起来的时候,毛泽东不在北京。本是玩火者的“中央文革”两大头目——康生、陈伯达疑虑重重,对于毛泽东是否能够容忍采取这种形式开展运动,心里完全没底。为了避免火烧到自己身上,他们决定先灭火,再伺机而动。
当晚,陈伯达打电话给刚刚改组的北京新市委领导李雪峰,说北大形势严重,怕大字报上街,怕群众串联,上街游行,要他前去制止。李雪峰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呀。”隔了一会儿,陈伯达又打电话说:“形势严重,很可能发生游行。在北大如何贴大字报要做工作,不要上街。”李雪峰还是没有答应。
李雪峰为什么不答应?那时,中央改组北京市委虽已成定局,但还没有正式公布(正式公布是6月3日)。李雪峰要以华北局第一书记身份前往北大,非中央说话不可。与其说他推辞是有充分理由的,不如说他根本不敢不推辞。陈伯达急了,第三次打电话对李雪峰说:“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
”李不松口,还是不肯答应。陈伯达说:“那我们一块儿去!”陈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话说到这等程度,李雪峰再不敢推辞了。这时,康生也通过国务院外事办给李雪峰打电话,要他和蒋南翔一起去北大,说大字报可以贴,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接着康生又亲自给李雪峰打电话,还是要他去北大。
临出发前,李雪峰与陈伯达联系,陈伯达却变卦了,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李雪峰虽心里窝火,事已至此,也不好再变了。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已经先到,党团员干部会议也已开过了。李雪峰会下听汇报,说,“会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蒋南翔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再开一次。”于是,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李只好将大字报要内外有别,要有领导、有步骤,不一定开大会声讨等等再讲一遍。
康生一边压北京方面去北大平息事态,一边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了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情况,并通过正在北大蹲点的曹轶欧,要来大字报底稿呈送毛泽东。不知是真担心如果事情闹大不好收拾,还是有意煽风点火。6月1日,正是《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当天,毛泽东见到大字报的内容,马上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评价说,“这张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且写了如下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
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还要求当晚在电台广播。
毛泽东如此之高的评价,是康生、陈伯达当初没有想到的,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争做支持大字报的“功臣”。康生情不自禁地说,“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陈伯达也兴奋起来。
据朱悦鹏在他的《陈伯达利用〈人民日报〉煽风点火见闻录》中说,这天傍晚,陈伯达提前来到人民日报社。他先布置王力、关锋,还有自愿支援《人民日报》的唐平铸等,集体起草对大字报的评论。接着说要去北大看看大字报,等他回来定稿。
陈伯达带了秘书、警卫,并要工作组的军队同志去一个。陈伯达要司机将汽车停在校门外很远的地方,他步行进了校门。“我们跟着陈伯达走马观花看了一个多小时……大约晚9时许,陈伯达驱车回报社。途中,他一言不发,我估计他可能在思考怎么写评论的问题,也不便打扰他。
”评论小样出来了,陈伯达向他们盛赞北大的大字报,有点“革命的火药味”。他看完评论小样,没有大的改动,最后将标题定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署名为“本报评论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大字报全文公布和评论员文章发表,使许多人感到意外。北大校园内又刷出一批新大字报,学生们愤怒地喊道,“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气焰压下去!”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也感到惊愕。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周总理说,他也是在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通知。
刘少奇、邓小平事前同样不知道,除毛泽东外,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中央常委都被蒙在鼓里。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又一战略部署。从此,全国高等院校纷纷仿效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党组织,局面混乱,一发不可收。
两个月后,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同一天,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写了如下一段批语:“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这使人想起此前毛泽东说过的一些话:
1965年10月10日,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同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谈话时,康生进行挑拨,说彭真查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同中宣部打招呼。毛泽东责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却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并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1966年4月,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还说,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看重并且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他看来,过去搞的种种斗争,无论工厂、农村、文化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发动广大群众,自下而上地,超越正常组织、制度、纪律的约束,冲击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司令部”,解决以往用常规方式没有解决的问题。
北大大字报正是他要寻求的那样一种方式,完全符合他的心意。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孤立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毛泽东本人使用的也是这种非常手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关心“文革”历史的人至今还在谈论这张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一些出版物和报刊上的回忆录,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遗憾的是,虽然许多当事人还健在,但真相却一直扑朔迷离。比如,对评论员文章,就有三种说法。
一说,康生接到毛泽东赞扬北大大字报电话后,“找了王力、关锋和曹轶欧,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他们按照毛泽东的精神写一篇评论员文章。”康生虽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但他不管宣传,曹轶欧与评论员文章更无关系。
二说,“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当即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排,打算明日见报,还准备亲自到北京大学去看一看,考虑能否配发一篇评论。王力和关锋自告奋勇前往北大,让陈伯达留下主持工作。晚上,王力、关锋从北大回来后,说北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于是连夜赶写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三说,即是以上朱悦鹏的叙述。朱悦鹏就是陈伯达说的“要工作组的军队同志去一个”的那一个,是当时陈伯达工作组成员,是随陈去北大看大字报和参与评论员文章的起草者之一。他是当事人说的自然无可争议了。
这三种说法不是什么实质性问题,也未引起过争论。但聂元梓的大字报就不同了,它比评论员文章要复杂得多,第一张大字报是民间意志还是被遮蔽了的官方意志?争论至今仍未休止。
如前所述,康生、陈伯达对北大大字报的态度,本来是有助于解决这种分歧的,但事实上并没有解决。一则因为,康生、陈伯达对大字报的态度,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揭示得如此清楚;二则“为尊者讳”,避重就轻,不愿触及最敏感最本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