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儿子褚一斌 褚时健之子褚一斌接过父亲指挥棒继续种橙
1995年,褚时健把玉溪卷烟厂变成了全国的明星企业,最高的一年,利税达到228亿人民币,超过当时许多贫困省份一年的利税额。只是县处级干部的褚时健,虽然一个月工资只有1000块,但风光无两,他是「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全国优秀企业家」,当时传闻,就算是省部级干部,要见他,也要事先安排。
「父亲去南京,江苏烟厂把红毯铺到了机场,警车开道。当时有报纸评论,比部长级别都高。当时我就意识到要出问题,不平衡。现在总结过来,任何事情都要平衡,才能生存。」当时,褚一斌在深圳,已经有了一些不好的预感。
1995年,褚一斌的母亲和姐姐相继被带往河南接受调查,罪名分别是用香烟换串(编者注:当时的专有名词,也就是交换)了几盆珍贵盆景,还有倒卖香烟。这一年年底,褚一斌的姐姐在狱中自杀。
当时褚一斌在新加坡,听说家里出了变故,几次要买机票回国,身边的朋友几乎要把他捆绑起来才拦下他。
这成了褚一斌十年流落异国的开始。堂兄褚达康去美国出差,偷偷开着车去洛杉矶的海边见到了孤身一人的褚一斌,见面了后者就问他,家里怎么样,老父亲怎么样了?
「那时候他爸还没被抓,我就说还好。」褚达康和他匆匆聊了十多分钟,就得离开。临走前,他们照了一张合影,回国后,褚达康带着照片去见褚时健,又得让父亲放心儿子。
1999年初,褚时健因贪污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褚一斌在新加坡,有时通电话,能感受到他的痛苦,老爷子出事这段时间,想帮又帮不上,这种担心,又做不了什么,那种身心俱疲的感觉。」同学刘勋说,最难以忍受的是一种孤独,「这些东西没办法找人诉说,一个诉说的人都没有。」
在新加坡,褚一斌的几个孩子相继出世,「我对几个孩子会有愧疚。那时我昼夜颠倒炒美股,行踪又很神秘。有时孩子会问,你是什么人?爷爷是什么人?从他们的眼光里看出来,带着问号。但和他们没法解释。因为父辈,孩子们受到了影响。」
「我从业到现在,大概接触了两百多个客户,褚总是最低调的。」新加坡丰隆银行的一位客户经理说,在新加坡豪富云集的金融投资界里,成功者褚一斌低调得像一个另类。
2001年,出事6年后,73岁的褚时健因糖尿病保外就医,第二年,就上了哀牢山种橙子。当时,谁也想不到,这个本来以为只是老爷子玩玩而已的爱好,却在10年后爆发出那么强的能量——成为中国第一橙。
2004年,褚一斌回家,跟着父亲上山,看父亲的橙园,一开始,他不赞成老爷子搞这么大——借款1000万承包土地,「何必累着?」但老父亲铁了心,他也知道劝不动,「我开始的心态,是怎么把老父亲解救出来。农业这个东西,太劳累,更何况从父亲住的玉溪到橙园基地的距离是两百多公里,还要上山下山。我也拉过一圈子朋友,商量着怎么把老爷子解救出来。其中几个朋友就说,我们出点钱,你也出点,把他的股份平衡掉,他就做总顾问,平时指导一下,就当老人家活动的一个空间就行啦。老爷子想想,那不行,不能这么干。」
老爷子露过口风,希望他回来,那是2005年,褚一斌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从新加坡回来看父亲,他们在果园一连住了几天,「你要不要回来?」褚时健问儿子,褚一斌没有回答。
「我的身体状态,家庭状态,那个时候不适宜锁定某一样事,一直到2009年,是调整身体的阶段。」当时褚一斌的几个孩子还小,他还需要照顾。金融投资充满了冒险般的刺激,副作用,则是长期昼夜颠倒损耗了他的身体,他感到自己的状态没法支撑他投入父亲的事业,「到了2007、2008这几年,几近失忆,太疲劳了。我在深圳曾经生活了十几年,但那时开车出门甚至还会在老城区迷路回不来。」
而且,「我个人的特点、经历,我见过的东西跑过的地方比父亲多,活动半径比父亲大。我要选择的话,我并不最想做农业。」
那几年,也是褚橙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升橙子的口感、品质,保证产量,随着橙树纷纷挂果,未来的褚橙雏形开始显现。褚一斌回家,褚时健总要带他去橙园,拉着他分析,做农业怎么样,在外面做投资又怎么样,「能赚钱吗」,次数多了,他也就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老爷子叫我回来这件事,他也知道,我没权力说不,我不会说不。他又不想给我造成一个很重的状态,所以就经过了一个很长的阶段给我分析,回家做农业和在外面搞投资的利弊无数次在过程当中聊聊,我也收到些信息,知道这个时间点临近了。」那几年,褚时健已经召回了外孙女一家还有褚一斌的大女儿,让他们回云南帮助自己工作。
当父亲2012年底打来电话的时候,褚一斌其实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当年家庭出事的时候,他没办法回去,这也一直让他内疚,「作为儿子,要么就一个字,孝。但这个父亲很强势,不需要你鞍前马后,在生活细节上去靠近他,他反而觉得烦,觉得自己老了。反过来他希望什么,家庭的需要,向老人尽孝,这是不可选择的。」
当时,褚一斌也处于理顺自己作为「父亲」角色的关键时刻,过去,他就像父亲曾经对他那样,和自己的孩子维持着疏离而不够亲密的关系,这让孩子在进入青春期后思想起了状况,他不得不重新学习怎么做另一种父亲:天天和孩子待在一起,去菜市场买菜,给他们做饭,接受他们的批评。这也让他反思自己的父亲,「我现在可以和孩子很亲近,他们对我的批评我也都能接受,很开心,但我觉得父亲没有能过这一关。我过也不轻易,很艰难。我原来和父亲差不多,有一点天性上的理性而冷漠,不亲近不融合。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必须要有一些碰撞,要有伤害要有快乐,慢慢就相互接近了。父亲和我们距离太远,没有碰撞,这样就会感到孤独。我发现,孩子和我直接碰撞一下,我感觉很好。」
原来,褚时健一直是一个铁人般的存在,把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放在褚时健膝头,他会一动不动地保持同一个姿势,「抱着了,还是两个个体,很勉强的,你说他的幸福和快乐在哪里,会孤独。」
到了老了,褚一斌感受到父亲的一点变化。
他的三个孩子从新加坡回云南看爷爷,听不懂老爷子一口云南话,「老爷子一着急,普通话憋出来了,除了跟我几个儿子,以前就算接待部长副总理,他都不说普通话。」褚一斌乐呵呵地看着爷孙们的「碰撞」,但也知道,「只能做到这一点,其他的就不行了。」
「所以我理解他,他很需要安慰和温情,但他又是一个自我很强悍的人,不愿意体现出自己的柔软。」褚一斌带着孩子从新加坡回老家,褚时健也会说,让孩子们回玉溪读初中吧。在这种要求之中,褚一斌明白老父亲渴盼团圆。
回到果园
2013年,褚一斌正式停掉了自己的事业,回到云南。父亲的橙园就在新平嘎洒,褚一斌整个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没想到最后又回到了这里。
褚时健带着他和四大作业长见面,他们是褚橙的技术骨干,管理着橙园和农户,外号「四大金刚」。他们原来就见过褚一斌,但那次,算正式的介绍。作业长王学堂还记得,见面的时候,褚老告诉他们,「以后,他对这个事情接触多了,你们听他的。」
褚一斌从果树种植、修剪、施肥、浇灌等等工序一点点学起。这时的市场,已经一橙难求。任何解决之道,都有点费力不讨好的意思,「这个没办法,父亲定了一个圈子,(要想的是)在这个圈子里面能做一些什么。」那段时间,褚一斌大概每周都要回一次玉溪,就重大决定和老父亲商量。
褚一斌想到的解决之道,一是扩大规模,进一步提升产量,二是走多品种的鲜果共同发展的路。
「产量大了有一个好处,现在老基地几千亩,产量一万多吨果子,不管管理得多好,都有百分之十到二十,果子不行或者外观不好,最后也没办法还是流入市场,影响我们的品牌,但要是15000亩,百分之十也有一个基础量了,就可以做果汁加工。」
云南还可以开辟为橙园的土地不多了,褚一斌开着车,从怒江的上游往下找,两百多公里,最后找到保山境内,一处规模庞大的缓坡山地。
作业长王学堂陪着褚时健来看过这块地,老爷子转了一圈,没有正面表态。「事情成之前,褚老很少正面表态。」王学堂说,只是说了句,这个地方比老基地的自然条件还要好。算是拍了板。随后,老基地的农艺师也被派到了新基地,为橙树种植把关。
当地政府迅速和褚一斌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但依然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新开辟的基地,政府要扶持配套的水利设施,但在褚橙的技术人员与政府水利技术人员接洽前,政府就已招标确定的水利设施方案与褚橙的水利技术标准无法对接。双方都犯了难。
「这个不是待解决,是必须突破。」对于褚一斌,这是做金融时不会遇到的困难, 「虽然回国没几年,不是特别熟悉国内的政治环境,但我相信大部分政府官员还是做实事的,我至少可以多找找人,以诚心待人。」
多品种水果发展,一开始并不顺利。原本,褚一斌计划在云南省马龙县发展5000亩苹果基地。然而跟当地政府达成框架协议后,却发现在春季苹果开花的时候,马龙县的平均风力达到5——6级,花朵授粉艰难,最后只好放弃。
十几年做金融投资,褚一斌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将农业和金融结合,「做农业需要投资,做投资这是我的长处,我还能赚点钱,我还能来回馈农业。」但对此,老父亲却明确表示了反对,事实是,种褚橙的头10年,褚时健甚至没向银行贷过款。
「上市之后,融资多了,我要考虑这些资本的出路。如果这些资本出路不好,效益不好,对不起人家。」这是父亲的顾虑。
「老父亲对一个事情的判断,作为一个晚辈,你不能去提出质疑,除非他是带着一个提出疑问的态度,你给他提出来(意见),他也不正面回答,他回去自己总结。」
褚一斌说,老父亲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看到的一些现象:几年前,一个橙园在褚橙的老基地旁被人承包下来,还没挂果,园子的主人就得意地告诉褚时健,自己要上市啦。
虽然遇到挫折,褚一斌最后还是在云南芒市附近发掘了一块儿4000亩的多品种鲜果试验基地,候选的鲜果品类有18种。新的苹果基地也选好了,在丽江边的宁蒗县。原来老基地都是去农户家收购鸡粪,但外面鸡场的鸡粪重金属激素超标,为了保证果园的有机肥,褚一斌则计划修建一个10万只规模的自己的养鸡场,来生产合格的鸡粪。
「原来这块地,当地人种甘蔗,我们算过,这地方缺水,甘蔗长不高,1亩地的甘蔗产量就是1吨左右,糖厂的收购价400多块,要考虑农资,考虑砍甘蔗的人力,请缅甸工人,1亩地1年只能赚106块。我们除了租金还有效益分成,进入盛产期,1亩地农民纯收600块左右,这还只是单纯租地收益。若同时作为种植户参与果园日常管理,未来一户农民的纯收入可以到10万,这比现在户均6000多元的收入高多了。」
在云南,种地难赚钱,分散化的小农生产让农民常常徘徊在赤贫的边缘,褚橙蹚出的「集约化」的农业种植之路为此做出了新的尝试。褚一斌希望自己的橙园可以真正惠及当地百姓。
实际上,目前已经有四五百个当地老百姓每月领着1500元的工资在基地上班,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农民,而成了农业工人。
他和父亲秉持着同样的信念——做企业就一定要赚钱,只有赚钱才能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
如今,褚一斌的时间被排得满满的,一个月,他一半时间在昆明,一半时间在基地的橙园,还要各方奔走,洽谈合作。无论是「褚时健儿子」的光环,还是褚一斌启动的大手笔投资,都让他成为地方政府最欢迎的那类企业家。
2016年4月,记者见到褚一斌的时候,两个为了招商引资远道而来的外地副市长就给他打了电话,说已经在宾馆订了房间,无论如何也要见上一面。
「褚总比3年前老太多了,他太累了,我们都让他多休息一下。」褚一斌的一个朋友说。
但现在,完全停不下来,「某种程度上,褚橙的支撑靠的是老爷子的个人魅力及能力,老褚的成就和小褚的成就,是两回事,老爷子年纪大了,这是自然规律,到了后来怎么办。我们必须扎扎实实把产品种好。」褚一斌想得很清楚,这才是父亲终极的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