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庸义勇军 冯庸带领大学生唱着义勇军歌奔赴战场
在冯庸大学义勇军野战医院,各地来的医生为伤员包扎伤口。 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中的女战士在前线。
核心 提示
9月22日上午,“冯庸抗战文化交流中心”在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挂牌成立。21日,来参加挂牌仪式的张文琦向记者讲述舅舅冯庸带领学生军抗战的故事。
在抗战初期,冯庸组建了第一支学生抗日义勇军,参加了淞沪抗战、热河抗战、长城抗战等战斗。这些学生军,在战场上是宣传员,是抗日战士,是救护队员,他们用年轻的身躯奋起反抗外敌入侵……
冯庸大学组建中国第一支学生抗日义勇军
在9月21日的采访中,冯庸的外甥张文琦告诉记者,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流亡到北平(今北京)的冯庸大学便开始组建义勇军,准备打回东北去。
张文琦说:“来到北平后,舅舅冯庸先是组织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写抗日标语,在各大学门前进行宣传。但是,当时的北平似乎并没有受到东北沦陷的影响,舞厅里仍是灯红酒绿。见到这样的情景,他和大学生们都十分气愤,于是他带着学生不分昼夜地奔走、呼号。”
1931年11月1日,冯庸大学师生在北平南苑机场召开了“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成立誓师大会,组成了最早的武装抗日宣传队,并提出“我同志一日不死,救国卫国之责断难放弃”的口号。
“为了激励师生们的爱国热情,教育他们时刻不忘国耻,舅舅亲自设计了新校旗。新校旗的颜色为红色和黑色相间,黑色中有一颗黄色五角星。红色代表血,黑色代表铁,表示用铁和血来捍卫祖国,黄色五角星的含义是前途光明。”张文琦介绍道。
之后不久,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就出现在了抗日斗争的最前线。
张文琦说:“淞沪抗战是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第一次奔赴前线参加抗战。1932年2月上旬,由126人组成的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在冯庸带领下,奔赴上海。他们身穿黄呢军服,每人戴一顶白兔皮毛缝成的双耳下垂的皮帽,肩背红绸大刀,唱着义勇军歌,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北平的广安门步行到前门车站,这无疑是一次示威,也是一次最生动的抗日宣传。”
这首义勇军歌是冯庸创作的。“冯庸义勇军,光荣历史,忠勇气拔群,倭奴据我疆,虎狼!猖狂!誓扬民族气,驰骋沙场!慷慨赴国残,恨难忘……”激昂的歌声唤起了同学们的爱国杀敌热忱。
张文琦告诉记者,当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126人的队伍乘火车到达上海时,受到了上海各界民众代表的热烈欢迎。20岁的聂耳正是欢迎群众中的一员,在听学生们演唱义勇军歌的同时,他还为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拍摄了一些照片。从此聂耳便和冯庸以及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为其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提供了灵感。
在热河抗战时,学生给聂耳唱义勇军歌
1932年2月,为了保住热河,守护华北,张学良借东北抗日后援会的名义,收编退入热河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同时还把从淞沪抗战中退下来的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编入其中,一共组建了七个军团。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被编到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七军团,冯庸任军团总司令,在12月底奔赴热河抗日前线。
张文琦告诉记者,通过冯庸留下的资料,他发现,这支学生抗日队伍共有500多人,他们还拥有一架飞机、5辆汽车。
张文琦说:“冯庸的抗日行为受到民众的钦佩,但却遭到地方军阀的排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得知冯庸要来承德(民国时热河省省会),态度十分暧昧,因为汤玉麟和冯庸的父亲冯德麟(即冯麟阁)关系不错,他很怕侄子辈的冯庸和自己争地盘,便傲慢地说:‘我承德也没有日本人。’ 对冯庸所带的抗日队伍十分冷漠。但这些困难都没有动摇冯庸的抗日决心。”
来到热河抗日前线后,冯庸带领的第七军团把指挥部设在了凌源县西三十家子的铜顶子庙。“当时这些学生军遵守纪律,自己带粮食自己做饭吃,从来不吃老百姓家的饭,不要老百姓的东西。”张文琦说。
第七军团还带来一架飞机。机身是红色的,翅膀是绿色的,在凌源特意修了一个临时机场和机库。
第七军团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学生们带了一部电台、一部油印机,随时印发抗日救国标语、传单,动员广大民众奋起抗日。
平时,学生们走上大街进行讲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每次街头讲演,周围都站满了群众,大家用赞同的目光听他们宣传。一些当地的青年主动来到铜顶子庙和学生军联系,要求加入他们的队伍。
冯庸经常派人用汽车运送军需品给前方阵地的义勇军战士,或者去朝阳和建平一带侦察敌情。有一次在侦察途中,学生们遇到了日军的飞机,学生们急忙用机枪进行射击。战斗中,敌机把学生们的汽车棚顶打穿一个大洞。借着树林的掩护,学生们有惊无险地回到了驻地。
据张文琦介绍,学生军还积极慰问战斗在前线的义勇军将士。1933年2月,在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工作的聂耳随同东北抗日后援会慰问团前往北平,会同东北民众救国会代表来到了热河前线。2月24日,聂耳等人到达凌源,与负责抗日宣传的第七军团的学生军聚在一起,聂耳见到了学生军的领袖冯庸,听到了冯庸大学学生传唱的义勇军歌,深受感染。
张文琦表示,聂耳后来创作《义勇军进行曲》 的很多灵感来自抗日义勇军,也就是他在抗日前线慰问时的所感所想。
在热河抗战中,学生军也参加过真枪实弹的拼杀。张文琦说:“在叶柏寿,学生们就曾迎战过日军。当时,日军的装甲车长驱直入,一夜间攻下朝阳后,直奔叶柏寿,第七军团的阵地就在附近。因为仓促迎战,学生军只得边打边退。在战斗中,学生军副总指挥战韬、教师黄绍谷壮烈牺牲,学生杨成德、周瑛、刘淑珍(女)三人被俘。这一事实被日本媒体大肆宣传。”
1933年3月,日本侵略者进逼凌源,冯庸才指挥第七军团的学生军撤离。
学生抗日救护队
得到八方支援
在热河抗战时,冯庸和东北抗日后援会会长朱庆澜组建了一支抗日救护队,冒着枪林弹雨抢运伤员。
1933年3月,在长城抗战中,学生们在冯庸大学校园内成立临时伤兵医院,收容、医治长城抗战中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的伤员。
张文琦说:“这些负责宣传的学生们对于救护工作都十分陌生,但困难难不倒他们,他们凭着一腔热血和对前方抗敌将士的敬佩,说干就干。留在学校的学生把教室里的书桌拼成床,其他学生全都集中到火车站背伤兵。”
但没有想到的是,车站的伤兵太多了,学生们只得跪在站台上,恳请黄包车车夫义务运送伤兵到学校去。黄包车车夫为之感动,很快把200多伤兵运到了冯庸大学。
为了解决伤兵的吃住问题,学生们只得再次跑到街上,请好心人施舍被褥、粮食。被褥有了,稀饭、馒头也送来了,但是伤兵们却呻吟着要换药。
“这可太难了,没有药,也没有医生,”张文琦说,“学生们灵机一动,又跑到协和医院,哭喊跪求,终于找到两部救护车和医生、护士,给伤员换药。伤兵们被学生们的真挚热情感动了。”
北平慈善社团的人听说这件事后,派代表探望。一进门,他们就对临时负责的刘毅夫老师说:“你们很了不起,赤手空拳办了医院,我们是北平各慈善团体的代表,从现在起,今后的一切开支由我们负责。”说完留下一箱钞票就走了。
张文琦说:“这可把学生们乐坏了,此后,协和医院每天都派医生来按时给伤员换药,大家都安下心来。紧接着,山东齐鲁医学院的侯宝章博士带来20多个毕业生帮忙,上海医学院的刘崇恩博士也带来了20个毕业生帮忙,红十字会也来人表示尽一切力量帮助学生们。学生们决定把冯庸大学临时医院命名为‘红十字会第一救护重伤医院’,这时住在里面的伤兵已有500多人。”
1933年5月,长城抗战结束,医院移交给北平军分会。但此时的冯庸和冯庸大学已经经济拮据,没有任何财物了。教师的薪酬发不出,学生没有学费和生活费。绝望之下,1933年9月,冯庸决定停办冯庸大学,学生并入到刚刚迁到北平的东北大学。
(本文照片由张文琦提供)
人物
冯庸
生于1901年,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元老冯德麟长子。
1925年4月,被任命为东北航空处少将司令,1926年辞职。1927年,他变卖家产,创办冯庸大学。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带领冯庸大学学生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南下上海、南京,代表东北民众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打回东北。后又率领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参加了淞沪抗战、热河抗战等数次抗日战斗,是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先驱者之一。
1981年在台北逝世。2015年冯庸获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