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庄子补正 北大怪才刘文典和他的《庄子补正》

安大事件后,刘文典应蔡元培邀请,又回到北京大学任教。1929年,刘文典到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1938年到西南联大,1943年因磨黑之行被解聘。后又被云南大学续聘,在三尺讲台上躬耕终老。

刘文典开的课很多,在北大时达10门之多,主要有《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和《庄子研究》等。他授课有特色,既注重疑难字句的考订,又不囿于繁琐的训诂,善于旁征博引。他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学生循循诱导。

刘文典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前先由校役沏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是下午的课。结束了一讲的内容之后,学生们都以为他要开讲新课。可这时他却忽然宣布提前下课,新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日,他是要在皓月下讲《月赋》。

“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宋廷琛,《忆刘文典师二三事》,台《传记文学》第44卷第4期)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傅来苏,《是真名士自风流》)

大名士吴宓对刘文典也很敬重,常把自己的诗作请他润饰,还喜欢听他的课。刘文典也不介意,他讲课时喜欢闭目,讲到自以为独到之处时,会忽然抬头看向坐在后排的吴宓,然后问:“吴僧(吴宓)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照例起来,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学生们在底下窃笑。

其实,吴宓跟刘文典的关系颇为微妙。

吴宓在西南联大开过《红楼梦》讲座,自认红学家的刘文典对吴的观点不能苟同,就唱“对台戏”。由于听众太多,讲座由小教室迁到室外小广场,刘则秉烛讲授。刘文典身着长衫登台,一女生为他斟茶。他忽然有板有眼地念出了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

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字就够!”接着在身旁小黑板上写了“蓼汀花淑”四个大字,然后大抒己见。

刘文典不仅课上得有特色,著述也颇宏富,除校勘古籍外,还有大量译著。他刚到北大当教授时,年仅27岁。当时的文科办公室被称为“卯字号”。里面有两只老“兔子”——己卯年生的陈独秀、朱希祖,三只小“兔子”——辛卯年生的胡适、刘半农和刘文典。

北大人才济济,刘文典深感自己学识浅薄,自忖要想在北大立足,没有著述支撑不行。他以古籍校勘为目标,把重点放在了秦汉诸子上。历数年青灯黄卷,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淮南鸿烈集解》。

胡适在所作序中推崇说:“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那时胡适已倡导白话文,为了表示对这部书的尊重,破例用了文言。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刘文典的学术地位也大大提升。此后他仍发愤不止,1939年又出版了《庄子补正》,不肯轻易誉人的陈寅恪也作序赞曰:“先生之作,可为天下之慎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一字之微,征及万卷”是刘文典的治学格言。校勘古籍不仅字字讲究来历,就连校对他也从不假他人之手。在致胡适的信中,刘文典大叹校对的苦经:“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

”(书信辑存,《刘文典全集》卷四,第795页)他所征引的材料,特别强调“查证原文”,以免以讹传讹灾梨祸枣。

他的一位老学生李埏,在上世纪40年代曾向他借阅过一本有关唐三藏取经的书,发现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都布满了他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傅来苏,《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

恃才傲物者,古今有之。近代名士中,刘文典当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