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并非无可指摘

    1912年7月10日距离辛亥革命之发动不到一年,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于这一天在北京召开,在开幕式上致辞的是担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他说了两层意思,一层是说教育包括强兵富国的国防和实利教育,也涉及世界观和美感的培养,但是所有这一切的“中坚”和“根本”是公民道德,因此道德教育是教育家的首要任务。第二层意思是说,中学和小学代表的基础教育继承前清传统,在政策设计上“归地方政府管辖”,以地方税收作为经费支持。我们现在回头看这一贯穿民国并延续至今的陈旧顶层设计,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各省各县的经济水平和文化氛围差异巨大,各地基础教育的财政和社会支持力度因此也极不平衡;基础教育因此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即便有也没有经济实力和社会意志来执行。这样一来,蔡先生热衷的公民道德教育就是空中楼阁,难以在实际贯彻中取得良好效果。

    这是民国初年留给后世的一个糟糕的顶层设计。当下基础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比较严重的不平衡状况,可能也与之有关。五四运动前后对东西文化异同和国民性改造有热烈的讨论。现在看来,这类文人的议论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但是同时也颇有误导政策设计和大众思维的副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没有执行全国统一标准和达到全国统一水平的基础教育,谈何公民道德普遍的培养,谈何国民性的普遍改良?!

    由此我想到了最近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2014年4月,田鹏飞先生倡议建立了“青岛好司机”公益组织。其微信号阐释了该组织的宗旨:好司机“不是一个名号,他是一种精神,他倡导文明与安全行驶,鼓励与支持驾驶员遇事不冷漠、乐于助人、用所接受的培训知识和专业的流程勇于出手相救”。

公益组织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好的范例,田先生本人曾经有过留学经历,当然也在国内上过学。但是他做这么一件好事,得到众多人的响应,并且获得主流媒体的称赞,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不停留在空泛的议论,而是实实在在做服务和教育工作,帮助有困难的车主,并借此教育了青岛和全国的司机和路人。

这个感人事迹说明,野蛮驾驶并非是我们特殊的文化现象,只要有了有效的引导和教育方式,国内的司机也能做到严格守法和文明礼让。

我们开车上路的人都知道,流氓无赖司机,无论男女,至多也就十之二三,但是破坏性很大,而其他很多人都是讲理和有礼貌的。

    野蛮驾驶、食品和其他日用品的安全问题是日常生活中困扰大家的两个难题。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很容易让大家觉得,怎么加强监管都很难见效。与五四文人的思路一样,我们在这样的难题面前很容易联想到东西文化差异和国民性问题,很容易悲观地觉得这些都是长期无法解决的大难题:改造文化和国民性是多大的一项工程啊!而实际上,解决问题的真正有效办法无非是长期被忽略的、本来非常简单的教育和示范工作,就像田鹏飞先生在青岛所做的那样。这些工作一旦做起来,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最近各媒体还纷纷报道说,冒牌劣质洗发水等日用百货泛滥于网购渠道和批发市场,其中有些产品对健康有极大伤害。如果仔细阅读这些报道,我们可以发现,始于设备的制造和营销,经由假冒产品的生产和批发,最后到网店和其他零售点,整个环节卷入的相关当事人绝非是一个小数目。所有这些人虽然都有谋取不义之财的违法冲动,多半觉得自己所干的未必是那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自己也未必那么讲究生活的品质和品位。

    粗俗生活品位是野蛮驾驶和制售劣质商品的重要原因,而且只有通过教育去纠正和改变。除了借助“青岛好司机”这类公益活动来推动社会公德的提升,在根本上我们必须依靠学校的公民道德教育。小学教育针对的是可塑性强的幼稚儿童,对人们品位和教养的形成有关键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在全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村庄都有文质彬彬、心情空灵、生活有切实安全感的小学老师,他们能够天天温柔优雅地面对小学生,教给他们说“老师早上好”,教导他们要擦干净鼻涕,千万不要随地吐痰,如果他们的父母还没有教给他们这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