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赫家族 【美】托德·布赫霍尔茨|当经济学家遭遇法律

无视经济学的法官有时要求人们采取行动,却导致了与法官的意图恰恰相反的结果

191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写道:一个“没有学习过经济学的律师非常容易成为人民的公敌”。很不幸的是,美国每年都在培养数以千计的人民公敌。

让我们考察四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过失赔偿法、财产权、犯罪行为和公司治理,在这些领域中,经济学家已经显著地改变了传统的法律分析。

香蕉皮和过失赔偿法

多数事故都属于过失赔偿法的范畴,过失赔偿法又称侵权法。每当有人踩到扔在超市地板上的香蕉皮而滑倒时,律师就希望以过失为由打官司。“超市不应当将香蕉皮扔在地板上”,一个穿花呢服的诉讼律师会如此争辩,而他很有可能会打赢官司。

是不是总要有人或者企业,对发生在其经营场所的每一个事故负法律责任呢?我们试看另外一个例子。

一场风暴毁坏了船只,把米诺号船上的乘客和船长留在了有很多棕榈树的荒岛上。虽然只有两个人生活在该岛上,但他们却与200只猴子共同分享着这个岛屿。这202个“居民”生产香蕉利口酒,用来出口。猴子负责剥香蕉皮并榨取香蕉汁。在加工过程中,猴子将香蕉皮扔得满岛都是。假定盖里甘在岛上四处闲逛,并且踩到香蕉皮滑倒了。这个香蕉酒厂有过失吗?大多数法庭都会说没有。

超市和荒岛的主要区别在哪里?首先,一个人走过超市中水果区过道的可能性大,而一个船难幸存者在岛上到处转悠的机会小。其次,监控超市的成本低,而监控岛上猴子的成本高。

利用这些概念,在1947年的一个案子中,勒尼德·汉德法官针对过失赔偿法提出了一个精彩的经济学分析方法。

汉德法官确认了三个关键因素:受伤的可能性(P)、伤害或损失的程度(L)和预防意外事故的成本(C)。根据汉德法官的说法,如果受害者可能受到的伤害大于避免此类事故的成本,则有人存在过失。用代数式来表示的话,如果P×L>C,则被告有过失。

在超市里,有人踩到地板上的香蕉皮滑倒的可能性大,比如说20%。这个人伤势严重,比如说医药费、误工费和生活不便带来的损失共计20000美元。那么,P×L=4000美元。如果超市以低于4000美元的成本就可以防止此类事故的发生,则超市有过失。一个管货品陈列的小伙子手中的一把价值3美元的扫帚就能完成这个任务。

在温和宜人的荒岛上,一个遇到海难幸存的闲逛之人踩到香蕉皮滑倒的可能性不大,或许只有1%。即使伤害造成的损失为20000美元,则可能的损失或预期损失只有200美元(0.01×20 000=200)。如果利口酒生产商花费不到200美元就能防止事故的发生,他们才算有过失。

当然,他们可以采用在整个岛上筑篱笆、安放警告标示和架设安全监控设备来预防事故的发生。但这样做,成本很高。而且,猴子可能会因为篱笆而伤到自己。

按照汉德法官的意见,生产商不应该在防止一个极不可能发生的事故上浪费钱。如果法官宣布他们有过失,他就是在鼓励他们浪费有价值的资源。

为了让社会福利最大化,只有当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成本时,法庭才应鼓励人们在安全保障上投资。

我们可以试着避免所有意外事故。我们可以把自己包裹在泡沫里,从不离开家门,或者从不点燃炉灶。但我们中多数人同意冒一点风险。汉德法官帮助我们认识到风险何时高得离谱,或何时低得无关紧要。

在听从汉德法官意见之后的50年里,律师和经济学家改进了他那个原始的公式,尽管如此,那个最初的公式仍然正确地传达着现代过失赔偿法的立法精神。

卡拉OK、租金管制与财产权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法律和经济学者已经迫使法官认识到他们的法律裁决对不动产的影响。无视经济学的法官有时要求人们采取行动,却导致了与法官的意图恰恰相反的结果。让我们看两个例子。

1960年,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科斯提出了一个经济分析的有力工具。简而言之,科斯阐明了财产权的初始安排可能无法决定财产最终如何被使用。让我们将科斯定理应用于妨害法。

假定弗兰克·西纳特拉拥有一台卡拉OK机。困乏的西蒙就住在隔壁。每当西纳特拉扯着嗓门唱出一个高音时,就会把西蒙从床上震醒。西蒙将西纳特拉告上了法庭,主张他酣睡的权利。西纳特拉则声称他有引吭高歌的权利。法官支持西蒙,没收了西纳特拉的卡拉OK机。

按照科斯的说法,故事并没有至此结束。科斯定理预言,只要西纳特拉认为他对卡拉OK机的估价大于西蒙对自己睡觉的估价,他就能继续唱歌。如果西纳特拉为他的卡拉OK机估价100万美元,而西蒙对自己睡觉的估价为10万美元,西纳特拉就会收买西蒙,使其撤诉。如果西纳特拉的出价超过10万美元,西蒙会接受。利用这10万美元,西蒙可以安装隔音墙,或者购买高档的耳塞。

科斯定理声称,一旦财产权被明确定义,财产将会得到最有价值的利用。一旦法官明确地将熟睡的权利判给西蒙,西纳特拉就能购买这一权利,或者收买西蒙使其放弃睡觉或迁居他处。即使法官赋予西蒙有权要求西纳特拉保持安静,只要西纳特拉珍视他放声高歌的权利,他还是有可能再度歌唱。

所以,西纳特拉和西蒙将要在10万美元和100万美元之间确定一个价格。如果西蒙坚持非要100万美元以上不可,西纳特拉将不会付款,并且不再唱歌。如果西纳特拉出价少于10万美元,西蒙也不会答应。

如果法官裁定西纳特拉胜诉,认为他有权利可以不顾及邻居的睡眠而放声高歌,又会怎么样呢?有没有可能即使赢了官司,西纳特拉也不会唱歌了呢?有可能。如果西蒙看待他睡眠的价值超过西纳特拉看待他唱歌的价值,西蒙就会掏钱让西纳特拉安静下来。那么,按照科斯的说法,法官的判决并不会决定最终发生之事。它只是决定了谁可以购买权利,谁可以出售权利。当崇拜他的歌迷愿意付钱让西纳特拉唱歌时,他的邻居就要花钱让他闭嘴。

科斯把相同的分析应用到了污染问题上。毕竟,在某些人看来噪音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污染。排放浓烟的工厂可能会激怒周围的居民。但是,如果工厂对其污染权的价值评估大于周围居民对清洁空气价值的评估,或者如果工厂愿意向邻居们付钱,让他们搬到别处居住,工厂就会继续制造污染。

结论就是:如果法官假定通过让渡一种权力,就可以决定最终将会发生什么的话,那法官的行为就是愚蠢之举。

有时可能事先需要知道一个邻居的行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2003年,洛杉矶声势浩大地为迪士尼音乐厅揭幕,该音乐厅由表面陡斜的不锈钢制成,由著名的弗兰克·盖瑞设计。起初,周围居民设想这个投资达2.

74亿美元的奇特景观会提升他们的财产价值。然而当太阳出来之后,音乐厅表面的不锈钢将激光般的光线反射进公寓,提升了室内温度,阳光照射还使得人行道的温度达到140华氏度,灼烧着行人的皮肤,使得行人就像是在放大镜下的蚂蚁一样。音乐厅的职员观察到发生了垃圾箱燃烧和锥形交通路标融化的事件。管理人员对音乐厅反光的外表面进行了喷砂处理,尝试着将它们的负外部性转变成正外部性。

就像汉德法官的过失赔偿理论一样,科斯定理也受到了批评与修正。批评的要点是,人们可以相互收买,从而避免高昂的交易成本这一假设。特别是在数量庞大的家庭受到影响的污染案例中,众多的家庭不太可能为了与污染者进行讨价还价,而有效地组织起来。尽管存在这些复杂性,对于法律裁决会如何影响个人的行为方式而言,科斯定理似乎是一个卓越而又有创新的洞见。

经济学家对另一个不动产问题,即地方出台的租金管制法,也进行了仔细分析。

知道如何获得选票却不知道如何谨慎管理的立法者,常常会通过有违经济常理的管制措施。20世纪70年代,被乌托邦愿景迷惑的政府官员制定了租金法,目的在于通过限制房东的涨价能力,从而提供可以让人租得起的住房。有人称这种做法是目标高尚,但方法拙劣。

理由很简单,租金法几乎总是要造成住房的短缺。

在租金低时,人们对住房的需求会增加。但是,租金管制法却在说服房东减少供给。开始时,你会认为一旦房东建好了房子,他就别无选择地要出租。事实上,房东是可以减少供给的。他们可以在房子的维护和修理上马虎从事,或者将出租房改造成住户自有公寓、合作公寓、康复之家或商业办公场所。拆迁吊车的破坏球是不会关心历史或沉没成本的。

1979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市正式通过了美国最为严格的租金管制法。为了防止房东减少租房供给,该法强制规定:如果房东将出租单元改做他用或拆除,则每减少一个单元,房东就要支付一笔款项,用来建设一个新的出租单元。结果是房地产价格变得非常离谱。一个空停车位卖到了60万美元,而一个相同面积的邻近公寓却要价不到20万美元。

即使房东不减少供给,他们也会通过向租户特别是新租户索要贿赂或“设施费”而变相提高房租。房东说:“公寓每月租金是400美元,但是百叶窗的费用为1万美元,是你必须支付的。”

有人会从租金管制中受益吗?在短期内,它对两个人群有利。第一群人是政治家,他们听起来就像是扼制了邪恶房东的英雄。第二群人是在租金管制得到实施时已经租到房子的房客,会因此继续享受低廉的租金。造成的结果是,这些房客很少再搬家,减少了流动性,对城市的新居民产生了排斥。

作为1980年颁布租金管制法的结果,很大一部分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迁到了邻近城镇,再乘车往返上课(1995年通过的一项州法案对于某些地方法规进行了放宽)。纽约市则因拥有许多大型公寓而引以为荣,这些公寓住着年老的夫妇,他们曾经与他们的孩子们同住。

当他们的孩子们搬出去之后,他们并没有搬到较小的公寓,而是继续住在那里。所以,有很多子女的大家庭在搬到这个城市之后就没有了机会。大多数人都知道,在曼哈顿找到一套公寓的方式是翻看报纸的讣告版,而不是房地产版。

最终,随着维修费的下降和供给的减少,租金管制倾向于造成住房的贬值。通常情况是,如此的租金控制成了帮助穷人的一个烂招,却成了破坏一座城市的好办法。

犯罪的经济学解释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了解了经济学家如何剖析过失赔偿法案和财产权。对于野心勃勃的经济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法律领域是不能触及的。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已经将马歇尔的经济学应用到了家庭法和刑法中。这样的议题是非常吸引人的。贝克尔的犯罪模型是基于这样的假设:罪犯显然权衡了作案的成本和收益。贝克尔暗示,如果有人犯罪,那是因为犯罪是有利可图的。经济学家试着推断威慑犯罪的因素。有两个变量看起来最重要:逮捕率和惩罚的严重性。

贝克尔的分析还没有获得一致性的认同,许多统计数字相互矛盾。尽管如此,他的分析还是比伊夫琳·沃的愚蠢理论更为可取,伊夫琳·沃认为几乎“所有的犯罪皆起因于对美学表达的渴望受到了压抑”。

罪犯常常认为犯罪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很少关心自己的未来。他们情愿躲闪子弹、逃避警察和抢劫钱财,而不愿意为未来(上学、工作培训)投资。犯罪学家和研究犯罪的经济学家,没有给予“时间跨度”足够的关注。在我于20世纪80年代开发的一个经济模型中,我得出的结论是:当时间跨度缩小时,诚实行为的价值减少,导致经济崩溃。如果你的目标是付出最少的努力而致富的话,诚实并不总是最好的办法。

有两种力量通常会劝阻人们犯罪,即使是不道德的自我主义者也不会欺骗和偷盗,在商界更是如此:第一,对于惩罚的恐惧。第二,害怕坏名声会让别人厌恶,从而拒绝在将来与他做生意。但是,如果他不在意将来又会怎么样呢?那犯罪率就会上升。同样可以生动地解释,与正规饭店的老主顾相比,为什么过路的游客给女侍者的小费较少。有时社会减少了这种时间跨度,使得犯罪对更多的人显得更有吸引力。这会在怎样的情况下发生?

社会减少时间跨度的另一个方式是提高利率。较高的利率迫使我们更多地折现将来。也就是说,如果利率上升,次年的1美元就不如今天的值钱了。

“布赫霍尔茨假设”间接地指出,较高的利率会导致人们更多地犯罪,因为它减少了他们未来的价值。在大萧条期间,名义利率下降,这揭开了为什么在经济困难时期,犯罪率实际上不升反降的谜团。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利率开始稳步攀升,相伴而生的是较高的犯罪率。

暴力犯罪在1980年前后达到高峰,而利率此时也达到了峰值,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才再次攀升。在20世纪90年代,利率快速下降,利率的下降为暴力犯罪的急剧下降铺就了道路,犯罪率和美国财政部的税收,也同时降到了30年来的最低点。

可以肯定的是,利率下降不是犯罪率下降的唯一原因。人口统计数据、警察所做的工作和惩罚力度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当社会向潜在的重罪犯发出“明天已经无足轻重”的信号时,他们便会充分利用今天,对此我们不应感到震惊。

调查毒品交易的经济学家向被误导的政府政策提出了批评,称它们没能解决这个可怕的问题。在最近的20年里,联邦政府试着通过毁坏制毒作物和封锁美国边界来削减毒品的供应。虽然每年美国缉毒局(DEA)都会缴获好几吨的毒品,但是出于种种原因,这种从供给方下手的做法很少奏效。

首先,像可卡因这样的毒品是从植物中提取的,而这种植物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可以很容易地种植。肥沃的田地如此之多以至于无法完全焚烧或监管。其次,因为可卡因的街头黑市价远远超过了贩卖到国内的价格,比如说高达10倍,提高迈阿密码头的毒品价格对于芝加哥街头的毒品价格影响非常小。

再次,即使禁毒和焚烧作物确实提高了毒品的街道黑市价格,可经常食用可卡因的人是不会太在乎成本的。用马歇尔的术语来说,瘾君子对毒品的需求是缺乏弹性的。而且事与愿违,更高的价格可能会刺激瘾君子为了有钱满足毒瘾而更多地行凶抢劫。新的毒品吸食者可能会对较高的价格较敏感。

为了赢得禁毒之战的胜利,或者至少将毒品买卖控制在一定水平之内,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必须重点关注毒品的需求方,这意味着要严厉惩罚吸毒者。吸毒之人可能对价格不敏感,但他们可能对坐牢的时间长短较敏感。当然,更好地咨询辅导和治疗应当也有效。这些措施应当与侵扰和惩罚街头的毒贩相互配合。

在美国人放弃对吸毒的渴望之前,这场禁毒的战争是不会在美国边境以南的田野或南部边境的码头取得胜利的,它只能在美国城镇的大街小巷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