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云鹏将军 北洋军阀靳云鹏的人生沉浮

郭则�把这些话照转给徐世昌。徐世昌本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老狐狸,听了这些话也沉不住气,愤怒到了极点,认为所有外边推翻总统和改造政局的计划都是靳云鹏在暗中捣鬼。在梁士诒的挑拨离间下,再加上两方部下争夺北京的税收等原因,靳云鹏与徐世昌由合作走向对立。

在多方面夹攻的形势下,靳云鹏处境困难。1922年12月7日,靳云鹏正式提出辞职。张作霖公开推荐梁士诒组阁,而吴佩孚一向反对梁士诒。梁士诒的上台,成为直奉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导致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爆发。

政治失意, 全力从事经济活动 靳云鹏1922年底下台后,一直在天津租界内过着寓公生活,他未忘情政治,但更侧重抓经济。他首先与日本大仓系财阀勾结,合办胶东鲁大矿业公司,接办日本在欧战期间强占的德国人开办的胶东德华煤铁公司的经营特权。

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由于美国嫉妒日本独占山东的特权,联合英法等国强迫日本人归还中国青岛及胶东附近一带的特权,并规定由中日双方协商,成立所谓“鲁案协定”。

根据协定,中日双方应立即合资设立鲁大公司。1923年,靳云鹏代表中国资本团王占元、张肇铨(济南商会会长)等出头接办鲁大公司,并利用当时山东督军田中玉的政治力量,拉拢济南各界投资。

中国方面由靳云鹏担任理事长兼总经理,王占元担任常务理事兼协理等。表面上,鲁大公司系中日合办,实际上完全由日本人控制。 除了鲁大公司外,靳云鹏在下台后,对与他有关的济南鲁丰纱厂也非常关心。

当时,鲁丰纱厂的经营权由大股东庄仁崧和他儿子庄云九所把持。庄仁崧自己担任董事长,其子庄云九担任驻厂常务董事,父子勾结,营私舞弊。靳云鹏认为有机可乘,事先联合黎元洪之子黎绍基、王占元、田中玉等大股东,在开股东大会前公开攻击庄氏父子营私舞弊的非法行为,使庄氏父子不得不知难而退。

结果靳云鹏担任了董事长,黎绍基担任驻厂常务董事,其他出力的人分占了董监席位。据不完全统计,从1908年到1926年,靳云鹏独家投资或合伙经营的企业有20多家,拥有资产6500万元之巨。

虽然全力从事经济活动,但他并未忘情政治。政治舞台上稍有风波,他就进行活动,其间有过两次重登政治舞台的机会。 一次是在1926年夏,张作霖与吴佩孚联合战胜冯玉祥的国民军后,张作霖曾提出由靳云鹏第三次组阁的计划,因遭到吴佩孚的反对而夭折。

靳云鹏虽然退出了政治舞台,但其弟靳云鹗却风光一时。在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靳云鹗协助冯玉祥击败河南军阀赵惆,升任陆军第十四师师长。

1923年,吴佩孚命令靳云鹗在郑州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5年,靳云鹗任河南省省长,不久被吴佩孚免职,改派为陕西督军,后秘密投归蒋介石。1927年,吴佩孚失败,靳云鹗被直系残部推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与奉军作战,战败后余部被冯玉祥缴械。

靳云鹗逃往南京,被蒋介石任为上将参议。1930年初,靳云鹗回济南经营实业,未再出。 第二次机会是在1927年冬,张作霖在北京任安国军大元帅。

张作霖在研究组阁人选时,奉系老派人物如吴俊陛、张作相、鲍贵卿等力推靳云鹏担任,但实力派张宗昌、褚玉璞等人坚决反对,主张任用潘复,认为潘复在筹集军饷上有办法。 说起来,靳云鹏与潘复还算是有一番情谊的。

潘复的父亲曾在河南任州官,其时潘复出生,但夫人没有奶水。恰巧靳母在山东家乡刚生下靳云鹗不久,因家境贫苦,被潘家雇来给儿子当奶妈。靳母于是随潘家到河南任所,精心哺养潘复。在张作霖的支持下,潘复担任国务总理,组建了内阁。

靳云鹏为此对潘复恨之入骨,认为潘复忘恩负义,常骂潘复是“小人”。因为靳云鹏的母亲喂养过潘复,因此民间遂有了“一人奶出两位总理”之说。 蒋介石主政时期,吸收了不少北洋派的杂牌军。

因为靳云鹏在北洋派中资格较老,其弟靳云鹗此时也已投靠蒋介石。蒋介石对靳云鹏还算礼遇,每年都赠与钱物。靳云鹏因此而得意洋洋,常向人夸耀。1930年,靳云鹏曾到浙江普陀山进香,路过南京,受到蒋介石的殷勤招待。

回到天津之后,靳云鹏在和人谈起时承认自己落伍,并认为“北洋派”三个字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 1931年,靳云鹏开始到英租界广东路(今唐山道)的由洋行买办陈锡舟创办的居士林去礼佛听经。他还在英租界内比尔道(今四川路)自家设立了佛堂。

直系军阀孙传芳下野后,在靳云鹏的劝导之下,也开始笃信佛教。不久陈锡舟病故,租界里的居士林无人操持,靳云鹏与天津大盐商李善人的后代李颂臣商议,最后集资把坐落于老城里东南角的李氏家祠清修禅院改建为居士林。

1933年建成后,靳云鹏自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此后,靳云鹏长期参加居士林吟佛、讲经,很少参与政治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多次派人劝靳云鹏放弃隐居生活,与日本人合作,组织华北伪政权,均遭到靳云鹏的婉拒。在民族大义面前,靳云鹏保住了气节。1951年,靳云鹏在天津南海路寓所病逝,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