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振武的后人 方振武和王季文被蒋杀害的真相 刘熙众口述吴锡祺整理

方振武和王季文被蒋杀害的真相 刘熙众口述吴锡祺整理 关于方振武的死,听说至今还是一个迷。有人说是日寇侵占香港时失踪了,可能是被日寇杀害了;有人说是在香港投海自杀;也有人说是被蒋介石的特务所暗害,但都是些推测之词,没有什么根据。

关于王季文的死,也很少有人知道真相。我和方、王两人都是朋友,而且对于他们的死,都知道得很清楚。这虽然算不得什么重大事件,但是对于揭露蒋介石特务的罪行,也还是有一些价值的。

  现在先谈方振武。我和方早就认识。1926年秋,国民军从南口撤退,他是第五军军长。我那时在王镇淮的第九军军部工作,我们一道西撤,就熟识了。以后我代表韩复榘奔走反蒋,更不断和他见面。1938年,韩被蒋介石杀害,我因替冯玉祥拉拢韩的那部分队伍,蒋伯诚报密于蒋,下令通缉我,才携家逃赴香港,遇到老友王季文。

他住在九龙的丹桂村十号。他说丹桂村是广西一个有钱的旧军官出资建筑的。广西省简称桂省,故名丹桂村。

许多桂系的人都住在那里。他那里有个小农场,环境还不错,让我也到那里住。我去后住在丹桂村二号。住下以后,我也出了点资本,自己养鸡养鸭,一可以掩护身份,二可以补助生活。这时,方振武的一家也住在香港,多年老友,时相过从。

到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同英、美宣战,我们时常研究将来到哪里好。方说:“我是个抗日的决不能住在这里,总想到内地参加抗日。”在国民党人员撤离香港的时候,几度想走,因得不到飞机座位,均未走成。

迄日军攻占了香港,他越发的着急了。  在某一天的晚上,方突然带着全家(他的夫人和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连保姆一共六口)来到我处,慌慌张张地说:“日本人搜查国民党人员很急,我是个抗日的,绝对不能在此住下去了,打算把家眷托在你这里,我一个人到内地去。

”当时我寻思了一下,提醒他说:“老蒋总是对你不怀好意,你到内地去能找到出路吗?况且一个人走路,在这兵慌马乱的时候,是不是安全?”他很坚决地说:“英美已同日本干起来了,老蒋还不跟着英美走,再加上全国舆论的压力,再想同日本求和也办不到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他对主张抗日的人还不敢怎么样。至于路上虽然有困难,总比在这里安全得多。”我当时怕他多心,怀疑我不愿收留他的家眷,也认为他住在香港,谁也不敢保险,所以再不好多讲,我说:“好吧!

你一定要走,大嫂和侄子们住在我这里没有问题,我准备的粮食还很多,请你放心。”第二天,替他找了个带路的,研究好走的路线。

在一个傍晚,他化装成一个农民的样子,带了点简单行李,我便送他登程。  所找那个带路的,就是小农场的一个农民。几天以后,据他回来说:“我们在走到中山县境过河的时候,即遇到我们的部队,听说什么忠义救国军,X先生(化的什么名,记不起了)即说出真名实姓,我才知道他就是方振武将军。

经一小官问话之后,请示了他的上司,就送赴后方去了。方将军叫我回来,告诉家里放心。我一听,心里就知道不好,忠义救国军,是蒋介石特务头子戴笠的部队,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当时不敢对方夫人说明。

等了几天,即接连派人去探听,前两次均未得到消息,最后一次,回来的人说:“经多方设法打听,才听到特务部队在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将方秘密杀害了。

”但这个重噩怎能对方夫人说呢?只有劝慰她,静候方到达内地的消息,从此以后,就渺无音信了。  由于多次派人探听方的消息,竟走露了风声,当地土匪知道了我们是国民党方面有钱的人。在一天夜间,有一群土匪进入丹桂村,挨门抢掠之外还要绑票。

土匪进入我家,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农场伙计,见我身材矮小穿的也不好,室内陈设简陋,不像个有钱的人,推在一边,只是拿了些东西,虽未绑我,而将方的一个小儿子和他女儿绑去。

方家的那个保姆很义气,说那个男孩子是她的,拉住不放,竟一同跟去了。土匪到王季文家时,他先藏在阳台上,被匪搜出,见他是个大胖子,认定他是大老板,不容分说,连打带骂地将他驾走了。  我于是又忙着营救他们,几次派人前往说票。

每次去人,都带上一百零八块钱,作为见面礼,意思是恭维他们是梁山好汉,讲义气的人。最后找到一位熟朋友张伯宽。他在广东多年,什么人都认识,在香港也吃得开,由他出面花了些钱,才把王季文和方的女儿、保姆赎回来,而方的那个儿子,在被绑时惊恐成疾,在匪处又不得医治,竟死于匪窟之中。

这个抢案,最初我们很怀疑,也是蒋介石特务们指使的,但未得到证实。人回来了,也没有工夫再事追查。

  过了不久,日本人要占用丹桂村的房子,我们才搬赴香港,各自租房,未再住在一起。  方振武身后,计有四子一女,老大很进步,解放后在天津某银行工作,不幸病死;老二在香港时,死于癌症;老四死于匪难;只剩下老三,是在外国学医的,听说仍在香港行医;他女儿闻现在上海工作。

方夫人还在否?不得而知了。  再谈谈王季文。王在桂系中的资格很老,据说李宗仁很信任他,而白崇禧却对他不好,多年来,总是挂着个参议、顾问的名义,代表李宗仁在外奔走反蒋。

我就是在奔走反蒋的时候和他熟识的。他在香港,对地方情况很熟,我有事常找他想办法。他自被绑之后,也不想在香港住了。我也劝过他,说你这个年岁,在这个年头,还跑什么?他没有听,终于带着他那位田夫人(据说是三姨太太)前往澳门,在那里与前天津市长萧振瀛取得联系。

萧在重庆开了间大同银行,邀他去桂林,担任该行桂林分行经理。桂林沦陷时,才去重庆。

没想到住了不久,他和他的田夫人,也均被戴笠的特务抓去,押在某公馆,失去了自由。后来王病了,并不是什么大病,监守人说带他去治,几天不见回来,田夫人苦苦追问,才说医冶无效,病重身死。这明明是些鬼话,田夫人哭闹不休追问王病死的情况,监守人支吾其词,说王病重时打了一针未抢救过来。

还不是一针毒药打死的。问尸首在哪里?说已经葬埋。问他们葬在何处,说在某处某处。田夫人出来之后,按照所说的地方,前去寻找,只见那里全是一片片青青的新插秧的稻田,并未找到埋人的所在。

田夫人在重庆,感到处在蒋介石的法西斯统冶下,呼天天不应,呼地地无灵,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仍回到香港。在他对我们哭诉王被杀害,死不见尸的悲惨情况时,闻者莫不为洒同情之泪。

今天写到方、王两人的惨死,不能不联想到蒋介石的阴狠毒辣,令人感到无比的痛恨。我在香港时期,虽然终日处在敌人的刺刀下,深感朝不保夕,但由于方、王的两件事,始终不敢作迁回内地的打算,一直到解放以后,才安然回到祖国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