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大公报 傅国涌:“文章报国”:百年回首《大公报》

称之为“大团圆”、“大喜事”,但谈判结果一公布,其态度就变得非常冷静——“检读一过,思绪起落,虽百感交集,却一时难以言说,是满意或失望,只觉得有极大的希望,而不必轻下断语。”1945年10月25日,他发表《为交通着急》, 11月20日,又发表《质中共》社评。

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与大公报论国是》,予以严厉驳斥。1946年4月16日,《大公报》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以第三者的立场批评共产党,《新华日报》则针锋相对发表了《可耻的大公报社论》。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在国民党严酷的新闻检查制度下,《大公报》的版面上长期坚持“不用‘共匪’、‘匪军’字样,只用‘共党’‘共军’,它承认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对党,而不是‘土匪’。”比如派曹谷冰到苏联采访,派范长江去西北采访都是当年罕见的举措。

作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无论是坚持批评当局,还是批评革命党的立场,甚至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1948年仍重申“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提出“第三条道路”。这些完全都是它独立的选择。既是大公报人又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李纯青回忆,“第一,不论新闻采访或评论,我不知道有一事一字来自大公报以外的指示、暗示或操纵,所有一切宣传,几乎全是大公报工作人员主动创作、独立思考的。

我问大公报旧同事,皆如此说。”吴鼎昌离开大公报后“便不再过问大公报的方针及人事经营”。

“第二、大公报内没有一个国民党组织,并且绝不允许国民党员在报社内部活动。……录用新人必须无党无派。……大公报称为无党无派的报纸并不是伪装,不但言论独立,组织也名副其实。大公报内虽有地下共产党员,也没有组织。”

1943年胡政之公布的《大公报》社训虽然只有“不私”、“不盲”两条,但并不表示他放弃了“不党”、“不卖”的追求,他们一贯不接受政治津贴,保持经济独立,“文章报国”是他们始终如一的理想。就算胡政之最为人垢病的两个“污点”,——官方牌价购买20万美圆外汇、被逼去国民大会签到也无法遮掩《大公报》“文人论政”的熠熠光芒。

五、“星期论文”的创举

作为《大公报》重要言论特色的还有由社外学者执笔的“星期论文”,有人说它与社评、新闻通讯、新闻标题共同构成了《大公报》的“四大特色”,这是《大公报》所独创,1934年1月1日,《大公报》登出《本报特别启事》,每星期天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

张季鸾提出这个设想,一是减轻写社评的负担,二是加强与文化教育界的联系。从那一天起直到1949年5月,15年间即使炮火连天,敌机轰炸之下也没有间断过,共计发表了750篇,作者多达200多人。

最初担任撰述只有丁文江、胡适、翁文灏、陈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等8人。此后,任鸿隽、张奚若、吴景超、梁实秋、马君武、何廉、吴其昌、陈衡哲、竺可桢、太虚、范旭东、蒋百里、邵力子、穆藕初、孙科、陈立夫、雷海宗、郭沫若、茅盾、老舍、费孝通、蔡尚思等不断加入。

以大学教授及各界名流为主,还包括个别军政显要,左中右各色人等兼收并蓄(这一点和《大公报》编辑、记者的情况相似,以无党派的自由知识分子为主,同时兼容并包,不少左派记者都在《大公报》成名)。

第一篇是胡适当年1月7日发表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1934年到1935年丁文江、张奚若、胡适等就独裁与民主问题进行论战,其中有些文章也作为“星期论文”出现。

1944年10月8日,《大公报》发表拉斯基的《对于中国胜利展望的一些感想》,从这一天开始向来请本国学者执笔的“星期论文”将“公开于世界学者”。接着,发表了四位英国学者的论文,还翻译了一位日本人的论文。这是《大公报》准备“走向世界舆论舞台的尝试”。

值得一提的还有知识分子群体联名发表的文章,1942年5月17日,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这些来自西南联大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联名发表了《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1944年5月16日,杨西孟、戴世光、李树青、鲍觉民、伍启元等联署发表《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再度呼吁》(未作“星期论文”刊出);1945年5月20日,“星期论文”再度发表戴世光、鲍觉民、费孝通、伍启元、杨西孟联名的《现阶段的物价及经济问题》,提出“消除‘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势”;1945年2月24日,傅斯年、任鸿隽、王云五、宗白华、储安平、吴世昌、陈铭德、赵超构等20人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1946年1月6日,沙学俊、初大告、任美锷、唐崇礼、干锋、吕复、蒋孟引、朱伯康、吴斐丹、程式等十位无党派教授联名发表《论今日国是》,提出九点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还政(包括军权)于民”,“共产党还军(包括治权)于国”,“实行民主政治和国家统一”,“实现和平,开始建国”。

这些言论矛头直指权势集团,就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表达了他们独立的看法,并不一定代表《大公报》的立场,却是《大公报》文人办报的理想所在,报纸以言论为重,总编辑主要就是抓言论,自己也笔耕不辍,张季鸾弥留之际还不断与王芸生讨论评论的写作。

胡政之在1936年说过,“报馆比学院更了解社会,接触实际,超然公正,洞察全局。这样才能把报纸办成社会向导、舆论权威。”“我们向来主张学术自由,在政治允许范围之内,各种学派都可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相互探讨;为了民族复兴,求同存异。我们的社评和《星期论文》,就是这样,并不都顺从当局的意图。正由于我们不是政府机关,不食禄领俸,客观公正,可以发挥自由思想。”

这番话不仅是胡政之个人的观点,也是《大公报》始终坚守的信念,——客观公正,超然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等。实际上就是追求言论、新闻自由,以实现他们“文章报国之志”。

1935年吴鼎昌入阁做官,公开辞去《大公报》社长一职,离开《大公报》。1941年9月6张季鸾在重庆辞世。整个抗战期间,即使在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大公报》还到处开花,先后在武汉、重庆、香港、桂林四地出版,桂林版发行量最高达6万多份,重庆版的发行量9万多份。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最盛期同时在上海、重庆、天津、香港四地出版,发行量达20万份,这个数字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却差不多是中国报纸所达到的最高记录。

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黯然谢世。作为《大公报》第二代执笔政者,王芸生1948年11月初悄悄离开上海。1949年2月,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6月17日,上海《大公报》发表《新生宣言》,标志着新记《大公报》时代的正式结束。1957年在《光明日报》的储安平、《文汇报》的徐铸成都成为右派之后,王芸生仅仅因为毛泽东一言才逃过一劫,1980年 5月30日他在北京病逝。

众所周知,《大公报》的成功离不开胡政之的经营、张季鸾与王芸生的文章,还有吴鼎昌的资本,但正如老大公报人郭根所说“这固然是成功的因素,但并非全部。我觉得《大公报》的成功,大部在于中层干部的健全。以全国报馆来说,没有一家拥有像《大公报》那样素质高的中坚分子,无论是内勤与外勤。

”在名垂报业史的人物中我们看到了无数大公报人的身影,不管他们最后走上了什么路,却都作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徐铸成、张琴南、范长江、孟秋江、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徐盈、彭子冈、肖乾、杨刚、王文彬、张高峰……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今天或者明天,我们都不该忘记他们。

时光流逝,这些曾以“文章报国”的大公报人如今大都已离开人世(其中不少人是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宝贵生命的,如杨刚、范长江、孟秋江等),《大公报》也早已只剩下香港一家。在遥远的南国繁华喧嚣之中,回望百年,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尘埃,英敛之时代、张季鸾和胡政之他们的时代都已定格在发黄的历史画卷中,但谁也无法抹去这些先人的足迹,无论是悲是喜,是歌是泣,都让后人神往不已。

2002年5月杭州

(收入 傅国涌《文人的底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