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和杨之华 书摘:杨之华与瞿秋白之爱

1928年春,瞿秋白动身前往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五月下旬,杨之华带着女儿瞿独伊也去了苏联。

瞿秋白和杨之华一起出席了中共“六大”。此后直至1930年7月,他们夫妇共同在苏联工作和生活,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他们当时住在共产国际宿舍楼上的一间房子,前半间办公,后半间作为卧室。桌子上有一张之华与独伊的照相,上面题有“慈母爱女”四个字,这是瞿秋白的字。

第二年初春,瞿秋白肺病加重,只好去列宁疗养院休息。在这分离的一个多月里,他与杨之华多次通信,有时一天甚至写两封。这些信中有许多内容是说国内和莫斯科等情况的。其中就有苏兆征不幸病逝的消息,瞿秋白悲痛地说:“可是他的死状,我丝毫也不知道,之华,你写的信里说得太不明白了。

他是如何死的呢?之华,你自己的病究竟怎样?我昨天因为兆征死的消息和念着你的病,一夜没有安眠,乱梦和恶梦颠倒神魂,今天很不好过。”他接着说,“我俩格外的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我党的老同志凋谢得如此之早啊。仿佛觉得我还没有来得及做着丝毫呢!!”

瞿独伊是之华与前夫沈剑龙所生,秋白爱若掌上明珠,在信中时常提及:“……之华,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

“六大”之后,女儿被送进了一家儿童院,杨之华回忆说:“秋白知道独伊爱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秋白从共产国际机关下班回来,路过店铺子,总不忘记买一些回来,带到幼儿园去给独伊吃。

“夏天,我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秋白画图和折纸给孩子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秋白把孩子放在雪车里,他自己拉着雪车跑。

“我见秋白这样爱护独伊,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秋白无论在我和独伊或其他人面前,总不使人感到独伊不是他亲生女儿,独伊从小没有感到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当秋白因病住在列宁疗养院时,还经常给独伊写信……”

这一切是杨之华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森林、蘑菇、画图、雪车等等场景相互交叉和重叠,构成了欢快的难忘画面,“笑声震荡在天空中,似乎四周的一切也都为我们的欢乐而喜气洋溢”(杨之华语)。

瞿秋白研究的几个“第一”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牺牲后,杨之华写了一些纪念瞿秋白的文章——这是纪念瞿秋白的最早的文章。

1936年5月10日,为了纪念瞿秋白殉难一周年,杨之华又写下了《纪念我们亲爱的战友——瞿秋白同志》一文,署名“杜宁”,发表在1937年3月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编印的《殉国烈士瞿秋白》一书中。

杨之华在文章里饱含深情地呼唤着瞿秋白的名字,愤怒地谴责反动当局杀害瞿秋白等革命志士的暴行。她说:“秋白同志,你最后的红军歌、国际歌声,使我们全体战士们的热血沸腾。你临死时的安宁,正是你已在中国苏维埃区域内亲眼看见了人民自己的政权……你平日的劳力和临死时的鲜血,都是有保障的革命种子,将来一定会在全中国土地上怒放赤花,插遍红旗,保证中国被压迫人民走上平等、自由、愉快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1949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杨之华的文章《秋白与鲁迅》。以后,杨之华又发表了《秋白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谈谈秋白同志的翻译工作》《秋白并没有死》《离别》《好爸爸》《不朽的革命的友谊》《学习秋白同志为工人服务的精神》《新文化的开路人》《秋白同志爱孩子》《忆秋白》等等。

在这些文章里,杨之华提供了大量有关瞿秋白生平和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在瞿秋白研究史上占有许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归纳整理了瞿秋白的生平事迹,展现了一个较完整的瞿秋白形象;第一次透露了瞿秋白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方针、道路、策略等等的重要阐述,揭示了他在中国革命史、现代文学史、现代翻译史等方面的重要历史地位;第一次描述了瞿秋白和鲁迅、茅盾的交往,表明了他在开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第一次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内高层人物对于瞿秋白的评价;第一次揭示了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及党内高层人物的交往和关系,等等。

195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的温济泽也出席了。事后他问杨之华:“《瞿秋白文集》只出版了文学方面的著作,政治理论方面的著作还要出版吗?”杨之华答道:“这是中央的决定,只出版文学方面的文集,政治理论方面的就不出了。

”温济泽问:“为什么?”她说:“中央认为那些文章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不够。”温济泽说:“不论怎么说,这些都是党在历史上的重要文献啊!”杨之华说她也有这个想法,并且自己已开始收集整理。温济泽表示愿意帮助她。

不久,温济泽特地去杨之华的住处,杨之华把已经收集到和复写好的一百多篇文章郑重地交给他。不到一年整风开始了,很快转为反右派斗争。温济泽感觉到自己将要被隔离审查,就急忙把全部文稿郑重地送还给杨之华,双方都很难过,只好相约过了这阵子再搞。

谁知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年,温济泽成为“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被平反的“右派”,他又着手完成以前与杨之华相约的重要任务——编辑出版发行全套《瞿秋白文集》,以了却杨之华生前的遗愿。

“集唐诗”的风波

解放初敌情还很复杂,瞿秋白等先烈经常遭到暗藏敌人的造谣诋毁,杨之华则坚决捍卫瞿秋白的英名。这时,意外地出现了杨之华、臧克家与李霁野的争论。

1950年6月,天津《文艺学习》第一卷第六期上刊登了李霁野《瞿秋白先生给我的印象》一文,其“附录”谈及瞿秋白就义前写的一首集唐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并谈及瞿秋白当时写的其他旧体诗。

这些诗在那时只是流传,并没有得到“证实”。而且李霁野只是听他人说起,诗句上也还有出入,这就更加引起杨之华等人的怀疑。

1950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人民园地”专栏同时刊登了著名诗人臧克家(时任人民出版社《新华月报》编审)的《关于瞿秋白同志的“死”》和杨之华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

编者按说:瞿秋白同志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在当时的报纸上故意发表些经过篡改的或捏造的“遗作”,以致以讹传讹,歪曲了历史。臧克家同志为此写了一篇辩正的文章。秋白同志爱人杨之华同志也给本报一封信,表示同意臧克家同志的意见。

臧克家在文中说:那四句集诗,如果出自一个“坐化”的释教徒还差不离。对于一个革命战士,死,就是永生!

7月18日李霁野看到了报载,当天晚上就提笔写了一封信,刊登在7月28日《人民日报》的“人民园地”专栏,标题为《关于瞿秋白同志的死,李霁野先生来信检讨》,信中说:“虽然作为附注,并未重视诗词本身,但我并没有指明这不称烈士的就义情形,是我应该负责任的。”

当初瞿秋白牺牲后,杨之华就坚决表示不相信《多余的话》和其他旧体诗等,认为是敌人故意捏造或修改的,是用来恶毒贬低瞿秋白光辉形象的。杨之华考虑的问题相当多,远远超过了当时史学界所能想到的。事实证明,她的顾虑并非多余。

毛泽东题词为何未发表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但是在1953年10月至1954年2月出版的第一套四册八卷《瞿秋白文集》中并没有刊登。1980年以后党中央批准搜集整理瞿秋白的文稿,在重新编辑包括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章时,才从中央档案馆里发现毛泽东的题词。经过中央批准,毛泽东的题词首次发表在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选集》上。

毛泽东的这个题词首先是与杨之华有关。目前还保存着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写给杨之华的一封信和信封影印件,该信封上写着“中华全国总工会杨之华同志”,落款为“毛寄”。信的内容为:之华同志:

来信收到,瞿秋白同志文集出版,甚好。写了几句话,不知可用否?此复,顺祝健康

毛泽东

十二月卅一日

毛泽东的题词内容比较具体,强调了瞿秋白的某些特点,即“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题词最后写道,“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这说明杨之华在写信给毛泽东时,已把将要出版的《瞿秋白文集》的大致内容作了汇报,即侧重于出版瞿秋白文化思想方面的遗作。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中止了公开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呢?笔者认为这与杨之华、臧克家同李霁野的争论有关,这场争论很可能引起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层人士的重视。

温济泽是从中央档馆中重新发现毛泽东题词手稿的当事人之一,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只能猜想,30年前已经发现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这是秋白的原文,还是有什么地方被敌人篡改过呢?由于一时难分辨清楚,所以毛泽东的题词没有发表。”这给以上的推论提供了一个旁证。

随着国内“阶级斗争论”的气氛越来越重,杨之华担心《多余的话》可能产生的后果,开始逐渐显露。1963年,戚本禹大批罗尔纲对李秀成自述的研究,说李秀成是叛徒。毛泽东对李秀成自述有批语,由此牵涉到瞿秋白的问题。

1964年夏天,常州市委也接到“再不要宣传瞿秋白”的指示精神。八月,瞿秋白的故居被关门,已征集的文物遭封存。“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已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提高为“党内路线斗争”的重点对象,随后达到了“巅峰”时期。

毛泽东对于《多余的话》的看法,杨之华理应知道,但是她从来不发表任何意见,并且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就已不再公开发表纪念瞿秋白的文章了。但她还有一个心愿:要写一本回忆瞿秋白的书。1959-1963年,在杨之华具体指导下,由中央组织部委派的洪久成陆续完成了《回忆秋白》的初稿。杨之华曾有希望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就因为她在对待瞿秋白的问题上不能“端正态度”,终于未能当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