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为什么离婚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新京报:“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命题,以此为书名,有什么含义?

胡德平:这个大题目包含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二是改革应该怎么改?三是对三十多年的改革现状的评价?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或多或少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之中,这些问题应该认真来对待。现在我只能从我的角度,说说胡耀邦的思想、观点是怎么形成的,他对改革开放是怎么想的。耀邦自己也说过,他只是在特殊的时期走上特殊岗位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自己也承认,是有局限性的。

新京报:胡耀邦为什么把自己界定为一个过渡性人物?

胡德平:1981年4月,他曾经从泰山的十八盘登顶。7月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以登泰山比喻克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进道路上的困难。那个时候他雄心万丈,对改革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恐怕想得没有那么多。另外,也是一种号召和鼓舞吧,给上上下下树立信心。在当时,好像对中国经济发展很乐观的人还不多。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入,他也逐渐了解了改革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他把希望、未来寄托在后一辈人身上,所以说自己是个过渡性的人物。

1980年中央书记处一成立,他就这么说:工作方法我们学毛泽东,工作精神我们学周恩来,抓大事不搞烦琐哲学我们学邓小平。即便是如此,我们的工作很可能干得不好,为什么?我们这届领导班子的人是一届过渡性的人物,我们都有局限性。他说我们只有兢兢业业工作,才能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

新京报:胡耀邦的改革思想核心是什么?

胡德平:经济问题上,用胡耀邦的话来说,就是要坚决改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对这一点,有的人说集中,胡耀邦说集权。中国人民不能老吃大锅饭,国家干部和职工不能一直端着铁饭碗,同时也保持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他特别强调民主权利,在1983年的讲话《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中,他特别希望我们的工人阶级能够站在改革的前线,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对农民,他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要保护,几十年不变,一定要让农民有积极性。而且重视知识,发展科技,他1975年的很多讲话都已经表明了这点。

另外,胡耀邦认为,改革也不是改掉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社会保障的承诺。大概是在1986年的时候,他就提出,不要铁饭碗、大锅饭,但是社会保障必须有。

谈家庭

父亲说,你是个有责任的公民

新京报:这本书里提到你写过一篇《谈开放》的文章,你父亲曾经批阅。胡耀邦启动改革,他的方法和心态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心态开放。你怎么看待这个特点?

胡德平:我只能说他的经历。我们第一次出国的时候,他是极力支持的,说这个好,你们出去看一看。他自己1953年、1957年去苏联、罗马尼亚的时候,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的。他和美国人接触是1946年,他当时的一个警卫员告诉我,说你父亲当时在承德上吐下泻,发高烧。叶剑英当时是军调处里的中共代表,他用美国人的飞机把胡耀邦从承德拉到北平,住进了北平饭店。后来因为耀邦需要人照顾,把警卫员也用飞机接来了。接胡耀邦来北京的时候,我妈妈要填表,叫什么名字,家在哪,现在收入多少,坐飞机如果出事死了,可以赔偿1000美金。父亲当时就很震撼:怎么你坐美国人的飞机死了之后,美国人还给你1000美金?

新京报:你和父亲的关系如何?

胡德平:我这本书不是家史,也不是胡耀邦的传记,主要是他的一些思想发展史,是他一些观点的介绍。所以家庭的事就谈得很少。恩恩怨怨的事,我觉得在历史的天平上不算什么。

我父亲在延安的时候,工作很拼命,也喜欢玩。父亲喜欢唱歌,他识谱,也喜欢画画、摄影、骑自行车。1956年的时候他跟我们承诺说,等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买自行车,上高中买手表,上大学买照相机,弟弟妹妹都一视同仁。

我上高中的时候,18岁了,好像是选人大代表,我去投票。回来之后,父亲问今天你干什么去了?我说我投票去了。他说我知道你投票了,现在你不但是个学生,还是个有选举权的公民了,是公民,就有责任和义务。他有一块苏联手表,做工比较粗糙,但是走得也很好,他说这个表给你。

我上北大的时候,他要去湖南湘潭挂职,和华国锋同志在一起工作。我就说我上学不想当干部,做干部很累,有些思想工作我也不会做,而且也不自由。我上大学时思想自由散漫。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想?他给学校写了一封信,把我的想法说了说。他也意识到了一些问题,想是不是现在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比较多。他又跟我谈话说,现在你们年轻人都非常好,要求进步,非常积极,但是你们也不要太积极了,太积极了有好处,也有弊病在里面,你们还是要把学习抓好。(文/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