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灿玾医案 学贯古今 医文并茂——记国医大师张灿玾教授

    中医是实用之学,必须有坚实而丰富的实践经验,就其疗效而言,也主要是逶过病人的感受而加以体验。因此,如果无切身体验和对病人的广泛观察,也往往对中医的理论和疗效的可信性产生怀疑。

张教授出身于中医世家,亲见祖父和父亲为病人看病的情景,稍长和学医期间,又亲自参与了力所能及的医事活动。另一方面,张教授经常见闻祖父和父亲看病时所运用的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以及他们对病人病因病机所进行的分析等,这些都对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张教授还亲眼看到了很多危重病人,通过治疗常可起死回生。在这个长期的体验中,他对中医的理论和疗效自是坚信不疑的。在他行医之后,也有不少危重病人,都是通过中医理论的指导把他们治好的。

因此,张教授深深体会到,要建立对中医理论的信念和对中医疗效的确认,最好是早临床和多临床,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解开心目中的诸多疑惑。所以在他多年的工作中,虽然承担过繁重的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但他始终未曾放弃应诊。

    张教授从多年的行医历程中体会到,集临床、理论、文献于一体是加深掌握中医学术的需要。他的行医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从事临床,此时乃是忙于诊务,业余时间,继续进行业务方面的学习。

在农村工作时,接触的病人不分科,病种范围很广泛,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等各个学科的病人,除正骨、外伤、产育、针灸外,其他学科的常见病、多发病都诊治过。到中医学院执教以后,他又多次带学生在内科门诊实习,"文革"后,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再从事临床工作,但仍不时有亲友及慕名者求诊。

通过临床实践,他不仅解决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而且强化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和实践对理论的体验。第二阶段,张教授主要是从事教学工作。

到山东中医学院执教后,他从事过本科班、进修班、师资班、西学中班、大专班、中专班、研究生等多层面的多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从基础学科来说,教学工作是对中医理论的进一步强化和深化;从临床学科来说,是对中医理论的验证和检验,以及对临床指导作用的进一步强化。

在教学过程中。张教授对中医理论的运用具有更加深入、广泛的理解,这对全面地把握中医学术,也是十分有益的。第三阶段,他主要从事中医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

作为一个学科,文献学具有自身独立的学术特色。自1964年开始,张教授参与承担古籍课题《针灸甲乙经校释》的编写工作,方留意查阅古今文献学家的文章与著作,又从事过大量的文献方面的学术活动,并多次承担过上级指定的古籍整理任务。

通过上述种种实践活动,真正体会到中医古籍整理和中医文献研究有自身的规律、方法和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对继承发扬中医学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辨证多面化  亦需个性化

.  张灿玾教授指出,中医学术流派纷呈,就外感来说,有六经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之别,在内伤来说,有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又有通行之八纲辨证等。内科病方面,更是学派众多,既有金元四大家别具特色,又有明代温补学派盛行一时,外科方面,有全生派、心得派、正宗派等,每一派均有自己的长处与特点。

张教授认为,医者临床辨证,不宜固守一家,宜博采众长,兼收并蓄。若某病是某派擅长的,则宜选用,治疗选方应扬长避短,应根据病证的情况选择用药。

张教授临证既用经方,也用时方,据病情灵活选用,此即所谓"辨证宜多面化"。此外,辨证亦需个性化,同样一种疾病,在不同体质的人身上发病,其症状表现、发展、转归均有不同,故治疗时应因人而异。如同为感受风寒之证,在阳盛体质与阳虚体质的人身上发病,在年老与壮年之人及小儿身上发病,其发病特点、转归均不同。

急则治其标  缓则治其本

    张教授认为,疾病的发展变化是十分复杂的,应分清主次缓急,采用急则洽其标,缓则治其本和标本同洽的原则进行治疗。有些疾病,如咳喘、大出血、剧痛、高热等,若不及时治疗,会危及患者生命,应采用急则治其标的方法进行治疗,待病情相对稳定后,再考虑洽疗本病。

例如,张教授曾治疗荣成大落村老年男性鞠某,旧有慢性咳喘病,时发时止,一日猝发喘甚,气促急不得卧,面青唇紫,胸闷,痰不出,舌暗红苔白而厚腻,脉沉涩。

张教授辨证为肺气不宣,湿痰壅滞于肺,呼吸不畅,气道被阻,势颇危急,急予开痰利气,以缓其急,开具白芥子一钱,莱菔子一钱,苏子一钱,共为细末,开水冲服。服后约一时许,病情好转,另为立方,以平其喘。

处方为苏子二钱,当归二钱,前胡二钱,制半夏二钱,桔梗二钱,川贝母二钱,厚朴一钱,瓜蒌仁三钱,麦冬三钱,葶苈子二钱,甘草一钱,水煎温服。服上方二剂后,滞化痰开,气道通畅,喘促遂平。有些疾病,标病不急,可采用治本或是标本并治的原则进行治疗。对于久病之入,应以脾胃为本,因脾胃是后天之本,若是脾胃受伤,则化源不足.病症则迁延难愈。

用药如用兵  治病如执政

    张教授认为治病用药,犹如排兵布阵,进退有章有法;治病又如执政,有王道与霸道之分。春秋战国的学术繁荣滋生出"王道"和"霸道"。所谓王道,在于行教化,施仁义,以儒家为代表。

所谓霸道,霸道恃力,在于行惩戒,施威慑,以法家为代表。陈士铎将其引入到中医洽疗中,"补正祛邪,王道也;单祛邪不补正,霸道也。补正多于祛邪,王道之纯也;祛邪多于补正,霸道之谲也。补正不敢祛邪,学王道误者也;祛邪又敢于补正,学霸道之忍者。

"对于外感实邪或是热毒炽盛,正气不虚者,应用霸道;内伤多为七情所伤,饥饱劳役,日积月累,正气日渐削夺,其来渐,其势缓,其伤深,应用王道进行治疗。王道荡荡,看之平常,用之奇妙,曰计不足,岁计有余,日久必收奇功,此王道之法也。

医与文并重   治学显特色

    古人有云:"文以载道。"前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医学文献,这些医学文献中,记载着大量的医学理论和医学知识。这些以文字为载体的医学文献,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医和文的关系。

一是从文字的组合形式来看,有多种文章体裁。概括地说,可以分为散文和韵文两种,不管是散文还是韵文,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辛亥革命以前的古医籍,都是以文言文的形式出现的,这些文章中使用的语词、语法、音韵、语义等,也都带有时代的特征。

以《黄帝内经》为例,首先从它的文字来看,有些篇与篇之间的差异就十分明显,如《素问》中的前二篇与后七篇即是。学者们正是根据其文字风格,参照许多相关的内容,得知其非一时一人之作,这对研究《黄帝内经》中许多历史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韵文方面看,读音方面有很多差异,既有西汉以前的读音,也有西汉以后的读音,这种读音差异也可以进一步反映它成书年代的不同,也可以看出它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

再从其他的医籍当中,亦可反映出医和文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依前所述,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背景下形成的。因此,医学方面所涉及的内容,与天文学、地理学、历法学、气象学、术数学、哲学等有密切的关系。

    张教授在少年时代,父亲就经常教育他要多读书、勤读书。就医学本身来说,从古至今。前人留下了大量的文献,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辛亥革命以前的医籍尚有万种左右,其中包括了不同时代、不同医家、不同学派的著作,其中有理论的、临床的、养生的,包括多学科的不同内容。

就一个学科来说,它又有诸多学派的不同,所以在学习和研究前人的著作时,不能囿于一家之言,也必须是兼容并蓄、博览群书。

因此,作为一个医者,可以有门派的不同,但不可有门户之见。只有这样,才能把诸多知识熔于一炉,锻造出更高的知识产物再再从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来看,也是如此,大量的吉医籍中诸如儒家、道家、佛家的学术思想,古代反映自然科学方面的诸多内容,也不同程度地被用于医学著作中。

这就要求对医学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时,必须做到博览群书、兼容并蓄。张教授读书非常广泛,除医学之外,对于文史哲、文学艺术、戏曲音乐等都有兴趣,受益匪浅,就是在临床医学方面,也是如此。

张教授常说,不可拘于一家之言,"有是证用是药",不管经方还是时方,不管古代的还是近代的,只要是具有其适应证,都可以用。正是由于在学习的过程中博览群书、博采众长,为他提供了源头活水,才达到了健康成长的目的。继承重发展桃李遍地春

    张教授根据自己数十年学习和实践,他体会到中医学的发展必须遵循中医学自身的规律,在继承的基础上去发扬光大,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也就不需要继承。

继承和发展是学术发展过程中紧密相连的两个环节,在学术上,任何一个学科都需要不断继承前人的成就,然后再去进行新的发展和新的创造,使它不断地提高。况且中医学这个伟大的宝库,谁都不敢说已经完全把它都继承下来了,在乏人乏术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而,继承发扬至少也应该是较长时期发展中医学术的指导方针。

    张教授还非常注重中医接班人的培养,他已培养博士生l 3名、硕士生4名,他培养的学生很多已经成为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或骨干,其中两名已成为博士生导师,另有多名成为硕士生导师。在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方面,一名弟子已成为国内中医医史文献研究的领军人物,一名现任世界中医药联合会项目部主任。

    张灿玾教授的一生,从六年小学、半部《论语》到大学终身教授,最终被评为"国医大师",归结到一点,就是基于他的苦学意志、敬业精神,这就是他的经验所在,也是他之所以能掌握多学科知识和具有多种爱好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