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实录 刘震云新作《手机》研讨会实录

何镇邦 :刘震云的小说我也关注,他是我带的研究生,这是值得我骄傲的。

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我总结一下刘震云到现在为止,特别是《手机》,他很能够利用艺术的辩证法,怎么个辩证法,比如说中间是一个很现代的故事,高科技下的手机,这个手机的故事前后两个是很土得掉渣的故事,前面的李桂花是六十年代,到现在还不到半个世纪。还有一个上世纪初的故事,不到一百年,但是这一百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说时间的  

变化是一种对比。

 另外一个辩证,很朴素很生活化的,特别是写农村土得掉渣的那种,他们的河南、特别是严守一他爸骂人的话,里面有很多的味道。所以这种语言上朴素的白描和他很深广的哲学的、生活的含量,不光是生活,还有哲学。

 另外,我觉得刘震云在长篇上也很好,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写的非常的繁杂,也可以像《手机》这么写,写的非常的纯。长篇不一定要用加法写那么长,也可以用减法写的很提纯。长篇小说不一定写英雄时代等等,用减法还是很需要的,而且不累。

陈晓明 :我觉得《手机》的出版,在2004年或者2003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标志着一个伟大的作家重新回到人民中间。因为在此之前,我认为《故乡面和花朵》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但是很遗憾,这部作品因为四卷本过于宏大的规模,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其实,我发现如果大家有耐心坐下来去认真阅读的话,会发现这部作品确确实实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作品,我觉得刘震云像王蒙先生所说的,特别爱琢磨,琢磨也是一种思考、探索,也是超出常规的对我们历史和现实的一种探究。

所以,我想刘震云确实是形而上的把中国的历史现实做了通盘思考之后出现了《手机》。所以,仅仅从文本的风格和它的主题来看,相比较《故乡面和花朵》,像一部轻喜剧,像是小品文,但是确实蕴含了刘震云对时代生活的敏锐把握和穿透。

 如果说要去概括一下《手机》的主题,我想是虽然是零碎的,但它是第一次明确的概括、对当代信息异化的情感生活的洞穿。在信息社会到来的时候,给人们的情感生活造成的一个重大影响,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的价值论、人们的内心延伸出的精神寻求发生变化,刘震云率先的作出了这样的一种概括,这种概括把我们每时每刻的、消费社会的动荡不安、分裂的困扰的生活状态,这样的情绪,这样的一种心理变异揭示出来。

当然,从一个小说的文本来看的话,我们的文学对我们现实的把握确实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在九十年代后期,我们出现过时尚小说,但很快我们有一种疲劳,对一种时尚意义上切入当代生活的一种疲劳,另一批作家写了当代生活的苦难,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苦难,近两年来中国的一大批作家出来。

回避了城市的生活状态,就是我们的文学在这一点上回到了另一面,这个意义上,回到了中国的本土性,但是在本土性当中,我们毕竟还是觉得中国有一大块这样的城市生活,本土性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逃避。

刘震云在对乡土和都市化的二层关系中找到了他的一个表达途径。我们可以看在《故乡面和花朵》里把乡土中国和未来的都市化结合在一起的结构。《手机》是延伸了这个机构,《手机》是《故乡面和花朵》更加明晰化和把他的情绪,生活状态、趣味进行了一种提炼,以一种更加清晰的感觉来概括生活,这对当代生活表达的非常到位。

 麦克·卢恩说,电子信息是一种人性化的东西。在这部作品中,手机在这里不是一个物,是人性的东西,突然间把人和电子信息化的一个方式,一种独特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所以,《手机》对手机的表达,对当代的物的表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手机》是达到了一个高的境界。

这个物、这个东西赋予了人性化,在每一个结构的转折点上,都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刘震云作为大作家,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手笔。这是我们要去理解在这样的信息化充分爆炸的时代,刘震云如何看待人们的情感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是如此深的被卷入了信息化的生活,我们信息化的生活使每个人有一种非常内在的,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同时又使我们能被重新进行切割、进行划分。

在这种信息的掩盖下,有城市的各种利益活动、包括情感的走私活动,信息方面是一种覆盖,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暴露,发现我们对信息有这么大的需求,我们以为可以躲藏在信息的背后,可以运用信息,但是我们最后被信息操作。

我第二点简要的说一下,刘震云的小说的状态超过了人物的表达,反过来说,刘震云的小说,我不知道使用“后”这个词是否恰当,我觉得使用“新”始终有存在论的意义,能够在文章中把握人的存在状态,能够在状态中展开,这是刘震云写小说始终坚持的。

刘震云的状态始终有一个反思的状态,能够反思自己,刘震云把反思的功能交给人物本身,使人物和环境构成交融,我们可以看到把当代人的窘境写的非常充分,当代人如何被名誉、身体、信任这种东西所分裂,在这里无法达到一种和谐,无法把这个时代巨大的需求和愿望结合起来。

 在表达这个东西的时候,刘震云采取了一种非常老道以及自己驾轻就熟的表达,刘震云的幽默和惶恐是非常独特的地方,这一点也是河南作家的特点,都很有幽默感,我们现在拼命攻击河南人,但是河南人出大作家。刘震云的幽默感可以飘上去,就像所罗门的瓶子里飘出的妖孽一样,对迷幻的气质所迷惑,刘震云像一种气氛一样,弥漫在文本里。

 第三点关于精神家园。这部作品是刘震云始终保持的对当代生活的一种理解,就是当代生活的缺失,对当代家庭的困惑。这一点他达到了当代家庭的高度,对乡土中国的透彻理解,对当代的中国都市文化保持严格的批判,毫无疑问,刘震云超出了他同一代的作家,始终能够在乡土中国和都市化中探寻一种价值。

今天在这里,我作为老朋友,我想说,我有一点不满足,刘震云这么大的作家在《故乡面和花朵》之后,是不是应该提出更加有效的关于精神家园的探讨。

 李敬泽 : 《手机》我简单谈两点,有一点,昨天晚上没事看《史记》里面有韩非子,引用了“说难”这一篇,主要是讲说话之难,战国时代,说话有多难,怎么难?是因为说话者难知仁者之心,话说出来正好说到对方的心理去,这个很难,他列举了种种的难,以及列举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看了以后,忽然想起《手机》来,我觉得很感慨,我们的古人,包括刘震云写的所谓精神家园的时代,之所以不容易,是因为在话语过程中,在我们说话的过程中,都是我们可以感觉到的一个扎扎实实的,非常强大的权利在那。

在我们中国时代的社会,无论是对君主说话,还是回家对你爸妈说话,还是老婆对你说话,这个都很难。这里面都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权利的东西在起作用。

那么,我想到我们现在手机的时代,是不是我们说话不难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在有了手机、网络、大众媒体和自由气氛,我们说话就不难了?我觉得我们说话实际上还是一样的难,我们觉得手机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生活中的权利,就是我们说话中,无意识中当你张嘴说话的时候必须支配的,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种无名的、分散的、甚至是很民主、很客气的权利。

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文学、我们的电影、我们的文化现在缺乏的就是这种对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验具有威胁性的揭示。

他让我们看到,现代生活在表面的自由,我们的为所欲为之下,我们实际上依然受着更为无所不及的那样的权利支配。我想在韩非的时代,一个人说话难,可以不说,可以回家种地当隐士,在中国和世界现代化的时代,要不想手机控制了你的生活,把手机扔掉,我觉得可能需要的是比韩非那个时代当隐士更大的勇气和更不可能。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手机》这样的作品,确实对我们的生活,对整个的生存状态,提出了富有威胁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