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骅简介 朱家骅与蒋介石的对德外交
朱家骅是民国国民政府时期为蒋介石所器重的主要新锐人物之一,也是国民政府时期学者从政的成功典型。在他的从政生涯中,做过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长以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无论在哪个位置上,他都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并在学术界也有良好口碑。
在外交领域,虽然朱家骅从未在外交部任过职,却是国民政府与德国外交关系的最主要奠基人和推进者。而正如目前研究民国外交史的学者已证实的,中德关系乃(上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前期与外交往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两国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构成了战前中国政府外交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朱家骅何以能得蒋重用,又是如何在对德外交上发挥作用的呢?这要从蒋介石的用人观念说起。众所周知,蒋介石的用人是极重“三缘”的(地缘、学缘和业缘),尤其地缘。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故其核心班底和左右亲信人士也基本都是江、浙一带人,如戴季陶、张静江、叶楚伧、邵元冲和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等。其中张静江和戴季陶不但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也是蒋早期发迹,攫取党政大权时最得力的襄助者和提携人。而朱家骅得蒋赏识和信任,一方面固有与蒋同是浙江人的“地缘”关系,更重要的是张、戴二位在蒋面前对他的举荐。
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戴季陶关系密切
朱家骅是浙江吴兴南浔镇人,与张静江是真正的“小同乡”。他的大哥朱祥生曾在张家所创办的通义银行做事,通过这层关系,朱家骅进入张家创办的南浔正蒙学堂读书,正是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年长自己十几岁的张静江。后来,朱家骅考上了上海同济德文医学堂的自费生,适逢张静江正在上海,两个人经常往来。张静江对他这个小同乡很是照顾。
1914年,在张静江的推荐下,朱家骅自费留学德国,适逢张静江也要到法国去游历,于是两人便结伴西行。到达柏林后,朱家骅去学校报到,张静江则西去巴黎,经营张家在巴黎的商业事务。其实,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已经在刻意培养朱家骅成为党内的预备人才了。在柏林,朱家骅进入柏林冶金研究所学习,并与德国工程师协会会长马托诸斯(C.Mstochoss)教授结下了深厚的交谊。朱家骅与马托诸斯教授的师生情谊成为后来他为蒋介石聘请德国顾问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朱家骅在柏林完成了学业,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在北大,他因为组织有“首都革命”之称的学生示威游行和公开支持国民党的活动,成为北京政府的“眼中钉”。在北京呆不下去的朱家骅,只好南下,回到吴兴老家。而这时他的老朋友戴季陶也正好在吴兴养病,两个人便经常往来,谈心、下棋、讨论国家大事。
朱家骅与戴季陶的相识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当时朱家骅正在上海同济德文医学堂读书。1911年,在张静江的资助下,刚满十九岁的朱家骅发起了反清的秘密团体中国敢死团,并在上海的《天铎报》上登了一则启事。此时,戴季陶正在《天铎报》担任总编辑,以“天仇”为笔名,倡言革命,文笔犀利,言词激烈,很受读者欢迎。朱家骅去和戴季陶商量中国敢死团的事情,这是两人见面的开始。朱家骅很佩服戴季陶的文采和革命干劲,戴季陶对朱家骅这个小革命党也非常赏识,两人由此开始了长达将近四十年的刎颈之交。
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任命戴季陶担任中山大学的校长,朱家骅便跟随戴季陶南下广州。到达中山大学后,戴季陶为代理校长,朱家骅担任地质系主任。为了整顿校务,戴季陶组织了校务委员会,自任委员长,任命顾孟余为副委员长,丁惟汾、徐谦和朱家骅三人为委员。由于戴季陶还在国民政府内部担任要职,公务繁忙,再加上身体不好,其他人也各有事务在身,具体的校务整顿就落在了朱家骅身上。朱家骅在校务整顿方面很有能力,他对学生们进行甄别考试,使本来混乱的学校秩序变得井井有条,同时他还聘请了许多有名的教授到中山大学,包括在五四运动中大露锋芒的鲁迅和傅斯年,此外还有顾颉刚、杨振声、陈可忠等人。经过朱家骅的不懈努力,中山大学焕发了勃勃生机,名扬海内外。而朱家骅对中山大学的整顿,也奠定了中山大学在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一流大学的地位。
朱家骅对中山大学的整顿是在1926年、1927年期间进行的,而这时的广东政局可谓是风云变幻。1926年北伐开始后,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的矛盾不断激化。1927年,随着国民党大规模地“清共”,国共合作的态势瞬间逆转。“清共”也切断了国民党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北伐开始在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把张静江叫到了广东,由于张静江在国民党内的元老地位和蒋介石的支持,他成了广东国民政府中央常会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再加上这时仍在广东的戴季陶,虽然蒋介石出征在外,两人却为他守住了广东大后方。这时,随着国民党与共产党、苏联关系的恶化,张静江、戴季陶等人的目光转向了德国。
为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穿针引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丧失了大量权利,但却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崛起,这不能不让当时的中国人叹服。张静江和戴季陶积极主张向德国寻求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态度,对蒋介石的决策产生较大影响。而作为广东国民政府内部最有实力军事将领的蒋介石本人,也对德国的军事成就十分推崇。那么由谁来充当牵线人的角色,沟通广东政府与德国呢?曾经两度留学德国、在德国有着良好人际关系的朱家骅成为最好的人选。这时的朱家骅,由于受到张静江与戴季陶的刻意栽培与提拔,已经成为了广州政治分会的委员兼秘书长。
1926年秋,张静江建议朱家骅,要他利用曾经留德的身份和对德国的了解,邀请一名德国专家到广东,来为国民政府设计一个大兵工厂。1926年11月,朱家骅写信给担任德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的马托诸斯,请他帮忙,物色合适的人选到中国。马托诸斯便将德国退役军官鲍尔介绍给了朱家骅。鲍尔在1927年4月写下了一个有关中国军事的建议书:《现代军队整军建议书》,并将这一建议书交给了朱家骅在德国学习的大侄子朱谦。1927年8月,朱谦将这一建议书寄到了朱家骅手中。朱家骅与戴季陶审阅该文后,觉得十分重要,便一同去找留守广东的李济深商量,建议立即聘请鲍尔来华担任国民革命军的顾问。李济深也想要德国军官到广州指导军事教育和军政等事项,于是便发了出对鲍尔的邀请函。
1927年11月16日,远道而来的鲍尔踏上广州码头,朱家骅陪同他前往李济深寓所拜访,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然而,就在当天夜里,广州发生兵变,形势混乱不堪,李济深匆忙逃往上海。在朱家骅的接应下,鲍尔于12月22日抵达上海。这时,中国的政治中心也转移到长江下游的南京。朱家骅将鲍尔介绍给了蒋介石。在鲍尔与蒋介石的会谈中,精通德语的朱家骅担任了翻译。鲍尔的军事见解深得蒋介石的肯定。在与鲍尔进行了密切洽谈后,蒋介石聘请他担任军事顾问。鲍尔的受聘,为以后德国军官顾问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拉开了中德两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十年合作的序幕。
鲍尔成为蒋介石的高级顾问以后,帮助蒋介石聘请了一大批德国退役军官,组成了德国军官顾问团。此外,他还不断为国民政府的军事改革出谋划策。鲍尔的忠心与努力工作的精神使蒋介石深为感动,他公开声称鲍尔是自己“唯一的欧洲朋友”。1929年4月初,鲍尔不幸感染天花去世,蒋介石深为悲痛。
鲍尔去世后,朱家骅代表国民政府先后聘请德国军官柯瑞柏和魏采尔担任军事总顾问的职务,而这两个人并没有像鲍尔一样,赢得蒋介石的充分信任。尤其是魏采尔,虽然拥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但是性格粗暴率直,经常大声地批评中国指挥官,与包括当时的军政部次长陈仪在内的很多中方高级将领发生了矛盾,与蒋介石的关系也不断恶化,于是,德国军官顾问团在国民政府内部的地位不断下降。1932年,对魏采尔大为头疼的蒋介石嘱托朱家骅物色新的人选来华担当德籍军官顾问团总顾问的职责。
这时,朱家骅听说德国前国防部长、大名鼎鼎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已经退休,于是向蒋介石建议,可以请塞克特来华一游。蒋介石对朱家骅的建议很是赞成。由于塞克特在德国军方是魏采尔的顶头上司,朱家骅便和魏采尔商量,请他向塞克特转达蒋介石的意向。于是,还蒙在鼓里的魏采尔便写信给塞克特,邀请他访问中国。当塞克特于1933年5月抵达上海时,朱家骅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此后,朱家骅陪他到蒋介石位于江西牯岭的山间别墅,会见蒋介石。从5月28日到31日,塞克特与蒋介石进行了为期3天的会谈,朱家骅担任翻译。
塞克特有着创建德国国防军的经历,同时他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看法也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会谈结束后,蒋介石打算聘请塞克特担任高级顾问的职位,但是塞克特为了不跟老部下争饭碗,婉言谢绝了蒋介石的邀请。不过,他答应就中国军队现代化问题向蒋介石递交一份备忘录。在名为《教导师的建议书》的备忘录中,塞克特巧妙地将自己的军事思想和蒋介石可以接受的领域结合起来,他的《教导师的建议书》成为后来国民党中央军实行机械化与现代化的指导性文件。在返国的船上,朱家骅为塞克特举行了欢送仪式,并将蒋介石、宋美龄以及国民党大员的礼物赠送给了塞克特。此后,蒋介石授命朱家骅将塞克特的两本著作《德国国防军》和《一个军人之思想》翻译成中文。朱家骅不敢懈怠,立即着手这两本书的翻译工作。由于他本人这时正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职务,公务繁忙,便将翻译工作交给部下进行。这两本书被翻译出来之后,在国民党军方中广为流传,成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参考书。
蒋介石十分欣赏塞克特的军事才能,虽然塞克特回国了,但聘请他担任军事顾问的想法一直没有打消。而朱家骅是国民政府与德国军界和工业界打交道的重要人物,想要说服塞克特来华,还得要依靠朱家骅。因此,他让宋美龄亲自给朱家骅打电话,要他想方设法邀请塞克特担任在华德国军事总顾问。这可给朱家骅出了个难题,他知道由于塞克特曾经谢绝过蒋介石的聘请,想要说服塞克特再次来华肯定非常困难。于是,他一遍又一遍地给塞克特发电报,恳请塞克特来中国担任蒋介石的高级顾问。在一封电报中,朱家骅向塞克特透露,蒋介石与魏采尔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塞克特能够弥补魏采尔在工作上引起的中德双方之间的裂痕,促进两国共同利益的发展。在另一份电报中,他告诉塞克特,蒋介石已经“无条件地相信您那超人的人格力量。”
最终,经不住朱家骅的电报攻势,同时为了维护德国顾问团的在华地位,塞克特答应了再次来华,并于1934年4月4日抵达中国。塞克特的再次来华,不仅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致力于国民政府的军事整顿,而且还致力于沟通两国的经济与贸易。1935年,中德军事、经济合作已经进入了非常密切的阶段,而这时塞克特决定回国了,将德国军官顾问团的职责交给了他的助手法肯豪森将军。然而,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爆发。此时的希特勒与德国为了维持与日本这一远东政治盟友的联系,决定疏远与中国的关系。1938年7月,德国政府下令撤回德国军官顾问团,法肯豪森被迫率团返回德国,顾问团在中国的服务就这样结束了。
虽然从未在国民政府内部担任过外交方面的一官半职,但是朱家骅利用自己两次留学德国的经历、流利的德语、在德国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对蒋介石的影响力,沟通了中国高层和德国顾问团之间的关系,从而无形中推动了中德关系的发展。
推动中德经济与文化合作
朱家骅是国民政府时期学者从政的典型。由于在早年留学时受到德国人务实精神的影响,他在担任政府要职期间,做事务实认真,无论是在教育部长任内还是在交通部长任内,都取得了不错的政绩。他的一位部属在回忆他时说,“先生向来不尚空言,但务实做,对任何空洞的计划,和难以实行的玄妙言辞,都不感兴趣。”“他直道而行,要做的便放手做去,决不拖泥带水、瞻前顾后、顾虑困难,更不计较个人的成败厉害。”这两句话虽有溢美之词,但却是事实。在担任交通部长期间,朱家骅通过与德国的合作,发展了中德欧亚航空公司,这是他实干精神的重要体现。
中德欧亚航空公司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德两国在经济领域合作的项目。1931年2月公司成立以后,开辟了中国经过蒙古抵达柏林的航线。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这条航线的缺陷在首次试航时就暴露了出来,苏联的军机在蒙古上空将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迫降。后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于日本之手。这条线路也随之终止。
1932年下半年,朱家骅成为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长。他任命富有航空建设经验的李景枞为欧亚航空公司的总经理,重开欧亚航线。公司开办初期,所购置的飞机是普通的运输机,速度和载客量都很小。1932年底,欧亚航空公司向德国容克斯公司购买了新式大飞机,在新疆试航成功,并且在哈密和迪化都设了中转站。
此外,欧亚航空公司还准备了专门的飞机来训练飞行人员。截止到1937年初,该公司已经拥有了7架当时世界上最新式的飞机,而这7架飞机都是通过朱家骅的关系购买自德国容克斯飞机公司。
欧亚航空公司的业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适应了国民政府的政治需要。“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首要目标是实现中国政治和军事的统一,而迅速便捷的航空工具成为他实现政治一体化的重要手段。
通过欧亚航空公司邮递的文件相当大一部分是政府性质的。南京国民政府将欧亚航空公司看作是中德合作的典范,而朱家骅在欧亚航空公司的重办与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朱家骅不但沟通中国高层与德国顾问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担任交通部长时发展了中德航空事业,也是30年代中德文化交流的重要推动者。
他早年两次留学德国,对德国文化和德国人的精神推崇备至。1935年,他联合徐培根、谭伯羽、沈士华等人在南京建立了中德文化协会,被推举为理事长。中德文化协会是一个包括中德两国政界、军界和文化界友好人士在内的文化组织,对推动中德两国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德国军官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将军也加入了这一协会,德国驻华公使陶德曼则成为这一协会的名誉会长。协会成立以后,推动了中德两国官员之间的互相访问,帮助中国学生到德国去留学,接待了来华的德国专家,并代表政府接待访华的德国团体,推动了中德经济贸易的发展。中德文化协会在20世纪30年代中德文化交流中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35年,为了表彰朱家骅在促进中德两国友好合作中所作的贡献,德国政府授予他“柏林国家科学院奖章”。(作者:周存君 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