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书法 女儿忆张伯驹:捐法书不到一年被打成“右派”
北京后海南沿26号院,张伯驹与潘素的故居,朱门灰墙,静谧怡人。在院子里一棵已有百年的丁香树下,张伯驹与潘素的独女、79岁的画家张传彩老人,对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娓娓道来。
张传彩展示了一张1956年的“褒奖状”,上写“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褒奖状”的书写及签发者为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文化部为此举行捐献仪式,并奖励3万元。对这3万元奖金,张伯驹坚持不受,怕沾上了“卖画”之嫌。郑振铎劝说,这不是卖画款,只是一种鼓励。张伯驹夫妇收下钱后,拿去买了公债。
实际上,这次捐献因公债而起。
1956年,中共建政后首次发行公债,文化部动员张伯驹等文化人士购买公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饭后,在文化部机关大会议室又继续开小会。参加会的,除了几位部领导外,还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会议由副部长郑振铎主持,不再谈买公债的意义,而是抓落实。当然,这个时候购买的金额也反映了态度。但在1955年以前,中共实行供给制,大部分东西都是统一发的,现金津贴很少,干部手中并没有多少现金。部长沈雁冰自报买5000元公债,副部长夏衍买4000元,作为党外人士的郑振铎报了8000元。接着,会场便沉默了。
郑振铎环顾会场,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张伯驹身上。在与会的几十个人中,他是公认最有钱的。但张伯驹已不是昔日的巨富公子了。
“父亲母亲将珍藏的八件国宝级的法书捐给国家的消息,在中国文化界引起震动。文化部为此举行捐献仪式,并奖励三万元人民币,国内各大报都发了消息”。
在捐献国宝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在了张伯驹的头上。
1957年8月30日、31日,连续两天举行了张伯驹批判会。“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单位里头还让我们划清界线呢,我都有点不服。可是我父亲说,哎,这个没什么,人嘛,犯错误都有的。父亲会原谅别人。他觉得只要自己没有亏待党,没有反过它、说一句它不好,心里就可以坦然。”
批判会源于张伯驹对戏剧艺术的纯真热爱。
1957年4月10日,文化部组织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就贯彻“双百”精神,在开幕式上提出:“今后戏曲节目要大胆地放,要放手,还要放心,越放越灿烂,使鲜花更多地出现。”从“双百”方针的提出到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张伯驹的确兴奋起来了。在“发扬国粹,保护遗产”的大旗下,他将老人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策划每周演出一次,推出老戏《宁武关》《祥梅寺》。他对老人们说:“这两出戏演出来,叫他们看看。”
张伯驹女婿楼宇栋撰文解释说:“《宁武关》里有声泪俱下的唱腔,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铺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文武老生,是过不了《宁武关》的。而《祥梅寺》则是京剧打基础的武行戏,其中的舞蹈性动作,没有功力的演员也无法登台演出。这个时候的张伯驹满脑子是纯艺术,他根本不去想:这两出戏里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黄巢是何等人?是……推崇的农民革命领袖,是犯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