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峰秘书 北京原书记李雪峰忆 文革时我们根本摸不着主席的思想
红潮导语:10日开会,主席主持。主席没有主动讲,也没有什么题目。主席略微问了一下,也没有一个一个地问。问了一下群众怎么样,你们动作了些什么。各大区书记汇报。西北局刘澜涛汇报,主席不太感兴趣。
第三次(6月)杭州会议
这是1966年在杭州召开的第三次会议,时间是6月10日。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一发表,全国形势紧张,牵扯派工作组的问题。我估计刘少奇、邓小平会向主席反映意见,要求再请示一下。6月8日邓小平电话,通知中央到杭州开会。
9日我从北京飞上海,由沪抵杭州。6月10日下午7时半,我们到主席住地--刘庄开会。少奇、小平、总理、陶铸等中央负责同志及各大区的书记都到了。
10日开会,主席主持。主席没有主动讲,也没有什么题目。主席略微问了一下,也没有一个一个地问。问了一下群众怎么样,你们动作了些什么。各大区书记汇报。西北局刘澜涛汇报,主席不太感兴趣。我有个汇报,主席也不太感兴趣。
我在会上讲得也很简单,因为主席没有提问 ,我也没有多讲。各大区也没有多说的,运动已发动了,这些人都还没有受到冲击,思路还是过去常规的,考虑如何领导。我们一贯思路是:党的领导是必要的。少奇讲放手发动群众,谁放手?抗战时期主席讲统一战线,敢不敢放手实质是带路线性的问题。
现在放手不是撒手,放手放到谁的手上,各大学的党组织都没有了,如何领导?也许除了柯庆施在上海可能知道一点底细,(可是他又去世了)我靠着中央不知底,其他各大区的负责人更摸不清了。
主席问:怎么样?各地的汇报都一样,就是讲工作组的问题。这次会议实质问题是请示是否派工作组。这时主席比较和缓,只是说:“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也没有严厉的语言。他发脾气,你就注意检查自己,他和气地点一下,是要你自己注意。
他说:“大乱一下再说。我们规定一下政策,现在还产生不出来,还看不清楚吧。”他没有太明确的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原来我们认为是陈伯达要求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陈肯定是要向主席通报或请示过的。即第一个工作组是中央文革、中央派的,是毛主席批准的,陈伯达为首。
这次会不像前二次杭州会议:主席没有系统讲,讲几句又停了,汇报到工作组,讲几句工作组,汇报到外交,讲几句外交。总之,主席讲的含糊,大家搞不清主席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同意派工作组,只是考虑不要急忙派。会议期间,吴德、解学恭分别从电话向我汇报北京和华北地区文革情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情况,写电话稿,小平同志看后,批报主席,主席划了圈退我。
谁也没有想到后来派工作组成为路线问题。我始终搞不清为什么成为路线问题,是群众领导我们,还是我们领导群众?我们两手空空,谁也抓不住。
会议不长,也就一个多小时,主席和少奇他们是否有过讨论就不知道了。印象不深。10日、12日主席主持了两次会议,11日是少奇主持,江青汇报。13日我离开抗州,到上海,当天飞回北京。后来听说毛主席从杭州去了长沙,直到7月18日才回到北京。
从杭州回来后,工作组还在派。主席是没有下决心,还是有意考验考验干部是否跟他,中央既要放手,又要有政策,毛的答复不明确。中央还是八条方针,只是更加放手。总之,主席没有交底,远不是他过去讲的,“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
”告诉群众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过去的传统全变了。我们从杭州回来后,不仅继续派工作组,而且派的更甚了。向中央、军委、国务院各部委、向兄弟省市求援,先后派了一万人。我带华北局的干部,安子文从中组部抽了80多人,从全国各地抽了不少人,从团中央抽干部由胡克实负责到各个中学,总政刘志坚派了不少军队干部参加工作组。
6月中下旬,出现赶工作组的现象,北京50几所大专院校中,有30几所赶工作组。但是在京的中央同志少奇、小平等都认为离了工作组不行,希望工作组改正错误,领导运动。我也是这个想法,也是这样做的。向群众提出既要批评工作组,又拥护工作组。华北会议,前门饭店开到7月16日结束,北京饭店开到7月20日结束。我还是老观念,老传统对待党内斗争,散会时我对大家说:“希望参加会议的人能站出来领导。”
华北局工作会结束,“旧市委”的同志往哪里放?因为在北京已不是只限于学生搞运动了,各单位都在斗当权派。因为北京市已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已改组,下面的各个单位当然都是执行了市委的指示,因而当权派都被怀疑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特别是原来能干的、受到市委重用的干部,这时都成为运动的重点。
如果原来班子再有矛盾,有的领导干部在后面支持,群众很快就起来了。各单位都在揪斗当权派,有的单位群众不讲政策,向大学学习游街、戴高帽子。运动起来后北京市死了好几个干部。“八一八”之后来北京串连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不但要到大学参观学习而且也要斗黑帮,局势越来越难以控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对这些干部应保护起来。
形势发展的非常快,一开始说学中央对杨尚昆的办法,送到外地。外地到哪为好?1964年我去过五台山,山高路险,只有一条土公路,一般人去不了。把他们放到五台山,背靠背揭发,保护起来。但形势紧急,要斗人,群众要人,不能放的太远,以免被动,就将他们放到南口。
8月24日集中,这天是红卫兵走上社会破四旧的高潮,当时叫红色恐怖。为了保密,事先不能告诉他们到什么地方去。造反派给那个地方起个名字叫反修堡,说我们包庇黑帮,将他们供养起来了。其实是半日学习,半日劳动。是司机将消息透出去的。到了9,我已经停职,市委也顶不住了,只好将他们从南口接回来,回到各自单位,也就是回到群众中去,回到群众中去就是挨批、挨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