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的儿子 廖承志与“难产”的“长征母子别离图”
回忆伟大长征:廖承志与"难产"的"长征母子别离图"
卢振国
亲历长征的老红军,每个人都有长征时的难忘景象,久萦于怀的人和事。廖承志就是其中之一。他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长征中,他是背着“国民党侦探”的罪名,被押解到陕北的。
廖承志是国民党左派著名领袖廖仲恺、何香凝之子,1908年出生于日本,并在日本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3月28日,他在上海被捕,经何香凝、宋庆龄、柳亚子等人积极营救,4月1日晚就获得释放。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极为严重,中共高层领导大都转入中央苏区,廖承志由于身份已经暴露,很难继续坚持下去。因此,中共党组织决定让他离开上海,前往西部的川陕苏区工作。
1933年8月,廖承志化名“何柳华”,几经周折,历尽艰险,到了红色根据地大巴山区。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务委员,并兼任省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后又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廖承志是一位生性豪放、多才多艺的人物。他不仅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英语,同时也懂得法、德、俄等多国语言。他既能登台演出节目,放声纵情歌唱,同时也能绘画作诗写文章。小时候在母亲的感染和熏陶之下,廖承志的绘画能力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廖承志最擅长人物速写画像,并且大都是在现场作画,趁对方稍不留意,匆匆几笔,即一挥而成。红军指战员都把他手中的一支笔,比作变幻莫测的“魔术师”!
在川陕苏区的两年间,廖承志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拼命的革命精神,投身于革命事业之中。
1934年12月,由于反对张国焘的某些错误做法,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廖承志被张国焘加以“国民党侦探”的罪名,撤销了秘书长职务,开除党籍,还被送到政治保卫局看押起来。从此,他就失去了人身自由。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了艰难曲折的长征。
长征中,廖承志是在押解之下一步步坚持随军行动的。他身陷囹圄,行动很不自由,但依然以熟练的绘画技艺,坚持不懈地为红军指战员作画,并以此活跃情绪,鼓舞士气。因此,组织上也时常交给他一些绘画任务,要求他当作宣传品按时完成。他不仅画速写画,还要在蜡纸上进行“木刻”,然后油印制作成宣传画、连环画,发到部队进行展出或传阅……
撰写过《和廖承志同志一起坐牢》的吴瑞林将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回忆说:“……连环画的文字说明,先由油印股刻好,再把蜡纸送给他,刻成连环画。……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每天送来的画页文字说明,他不完成就不休息。每天行军几十里,一到宿营地,别人都进入梦乡,他仍然趴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
长征途中,廖承志走一路画一路,看到什么就画什么。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尤其是那些感人至深的人和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震撼着他的心灵。长征中有一幕“母子别离”的悲惨景象,曾使他极为感动,情绪也十分激动,本想画上一幅速写画,却始终难以落笔,好多年都没有画出来。这不是由于他“江郎才尽”,而因为那一幕悲惨的景象,实在使他不堪回首,每当他拿起画笔时,总是抖动不止!
20世纪80年代,参加过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老红军陈靖,曾撰文回忆说:
“有一位女军医,她是四方面军指派随同我们一道走的。过了噶曲河的第三天,她分娩了。当时大家纷纷向这位母亲献出各种礼物,尿布啦,食品啦,等等。我们还从卫生部弄来一副担架,抬这位母亲和她的小宝宝。但是在第二天夜里,这位母亲啊……她最后考虑的不是孩子的未来,而是周围一个个战友的艰难处境,于是便作出了残酷的决定,偷偷地把心爱的小宝宝投进水塘里……
“这件事,我和我们战友最不愿向人们谈起。1956年夏天,在北戴河的一个夜晚,不知为什么谈起来了。当时,北影导演张水华同志,满眶热泪地说:我也听说过此事。水华同志还说:廖承志同志早在延安时就动手为此作一幅画,但画了20年,总是画不成。一触到‘掷孩子’那一笔,他的手就颤抖起来,眼泪也把视线挡住了。”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有一天,在前往豫旺堡的行军路上,廖承志跟周恩来不期而遇,这才盼到了出头之日。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被看押了整整22个月的廖承志终于从张国焘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廖承志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很周到,斗争艺术很高超,如果他不这样问我,当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脑袋。自从周恩来同志把我叫去以后,我的待遇明显改善。不久,我就被释放了。”
到达陕北后,廖承志主要从事党的新闻宣传和出版发行工作。但他对于绘画的兴趣爱好,仍是那么痴情专注。1937年在延安,恰逢徐特立60岁寿辰,他特意为徐老画了一幅水彩画像,徐老看了非常喜欢。美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采访他时,还向他要了一张墨水速写画——一个“红小鬼”画像。
此画见之于《续西行漫记》书中。抗日战争初期,廖承志在延安画过不少速写画、水彩画、油画和木刻版画。可在长征中的一幅“母子别离”图,他始终都没有画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长征过来人和知情者深感遗憾的事!
然而,这幅数十年间呼之欲出而又“难产”的长征图画,却在“文革”中“应运而生”,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廖承志的女儿廖茗的面前……
“文革”初期,廖承志就受到强烈冲击,被“监管”起来。从1967年初到1972年秋,时间长达五年半之久,都没有人身自由。其间,唯一获准到监管地探视者,只能是他的妻子经普椿,子女们想探望根本就不被允许。每次去探望,经普椿都把干净的衣物带去,再将需要换洗的衣物带回。
已被隔离监管两年之久后,廖承志听说女儿廖茗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很快要离开京城,被“发配”到青海去接受“再教育”……就在这一时刻,廖承志突发创作灵感,情不自禁地画了两幅长征速写画,送给了他的女儿廖茗。两幅长征图画,都是利用经普椿每周一次探望时,夹在衣物里面带回家的。
一幅画的是“长征时的大致景象”:一名荷枪实弹疲惫已极的红军战士,正在艰难地迈步行进;而在他的身边,却倒下一位瘦骨嶙峋的战友。这幅画给女儿的“大致景象”,分明是在告诉革命后来人:父辈们在长征中是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的,是跨过烈士的尸体前进的,“千万不要忘记革命是千辛万苦、流血牺牲才得到胜利的”!
另一幅画就是老红军陈靖等人传说已久的“母子别离”图:一对红军夫妻背靠背席地而坐,丈夫双手紧握长枪,面对正在行进的红军队伍,等待着那一刻迫在眉睫的骨肉离别;妻子则板着一副难以言状的面孔,敞开胸怀,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正在给孩子喂着最后一口奶水;那孩子一头扎进母亲怀里吃奶,一只小手还紧紧贴着另一个乳头;而那个就近蹲在地上,等待着抱走孩子的老人,满脸乐呵呵的,欢喜得直笑。
旁边是一位戴着眼镜,脱下军帽,双腿并拢站立,正在为眼前这一幕景象表示同情和安慰的红军干部形象。这幅画看后让人感到意味深长,更使人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为了使女儿能够深刻理解画面构图内涵,廖承志还给将要西去青海的女儿写了一封信,说明此画是长征的时候他“在丹巴亲眼看见的”:一位红军女战士,生下孩子不久,“就在千丈崖头,她找到了当地孤寡无亲的老汉,把孩子送给了他。
老汉是欢喜得直笑,孩子的妈妈在给孩子喂完最后一口奶,然后就前进了”。“旁边一个戴眼镜的红军干部,脱下军帽,给他们母子分离致以同情表示。”“后来呢?那父亲、那母亲、那戴眼镜的同志,长征到了延安,再也没有看到,肯定都牺牲了。那孩子,如今在哪儿呢?如果还活着,应是三十二三岁了。但我可以肯定,如果他还活着,必定连父母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廖承志的耳闻目睹和切身感受,与老红军陈靖的回忆和叙述,完全是发生在长征途中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两个“版本”,内容大体相同(母子别离),但又不尽相同(结果不同)。廖承志的所画所言,乃是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由草地南下转战川康边,于西康省之丹巴(今属四川)县境内所亲历的难忘史实;而陈靖老人的亲历所见,则是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于甘孜会师后,共同北上过草地时所见的又一景象……
廖承志在给女儿廖茗的信中最后写道:“笃笃(女儿乳名),不知你读了信有何感想?生活得太舒适,像我们十几年以来一样,是害人的。……千万不要忘记革命是千辛万苦、流血牺牲才得到胜利的。你爸爸要说诉苦忆甜,自问五谷不分,惭汗无地。但吃苦也是在长征时尝过的。你们是在一帆风顺、温暖暖软绵绵的温室里长大的,千万要警惕,不要忘了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