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教育是什么 傅国涌:教育是什么
教育是什么?在今天一般中国人眼中,其实“教育”只被理解成一个字:只有“教”,没有“育”。“育”是什么?我们可以联想到孕育、哺育、养育……,都跟生命有关。如果我们把这个“育”当成“教育”的重心,就可以想到“教育”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展开的过程。
就像一棵树,从一粒种子到参天大树,这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如果你只看到结果,那不是教育。所以,只把重心放在前面那个字,那就是注重结果的教育;而事实上,教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永远都不会有结果,它永远面朝未来,不会结束。
生命化教育课题追求的不是成功,而是为了一个过程,这就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成功。“成功”这个词在中国已经被异化了,每个人心目中的成功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特别喜欢“慢”字,“慢”是一个过程,“慢”是对过程的肯定,是一种开放的姿态,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一个国家的教育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国家的文明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普通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中小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这个国家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德意志民族的崛起,在小学老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一百多年后,当中国的学者来到德国的一个边缘小镇,看到十九世纪的德国教学挂图:世界地图。一个德国小学生就知道万里长城是什么样的,就知道世界七大洲,知道基本的科学常识。他们还看到了当时保存下来的完整的化学、物理、生物实验室。看到这些之后,我们就知道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
我在关注民国历史的时候,刚开始主要关注大学,只有大学才能决定一个民族的文明高度,所以我们把过多的目光集中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这些顶尖的大学,我们会特别向往、羡慕那些学术大师们,向往那个时代学术自由的空气。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比大学更重要的是中学,比中学更重要的是小学。我想起一百年前蔡元培当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时候,和教育次长范源濂的争论。范源濂说,小学最重要,如果没有好的小学,就不会有好的中学;没有好的中学,就没有好的大学。
而蔡元培的意见正好相反,他说没有好的大学,中学的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的中学,小学的师资从哪里来?因此要先办好大学。这也许可以看成是一个循环的问题,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小学比大学更重要”,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大学教育,而所有的人几乎都要接受小学教育。
所以,我说,小学课本,尤其是小学语文课本,代表着一个民族文明的底线。为什么说是“底线”?如果说,我们的文明高度是由最顶尖的知识分子决定的,那么在底线的意义上,一个民族整体的文明水准则是由所有的中国人决定的。所有的中国人受到一个什么样的小学教育,这个民族基本上就是什么样子。
从孔夫子以来的教育实际上是比较单一的经典教育,这种经典教育只是提供了一个维度的教育——人文教育:四书五经,经典阅读,加上诗词歌赋。每个人从小就受到伦理的、审美的熏陶,但是几千年走下来,到了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制的那一年,2000年来的中国只是在原地踏步,一直只有这种单一化的经典教育或者说人文教育模式,已经跟不上世界的脚步了。
当时整个世界的教育,正是我们今天普遍接受的欧美教育,核心是“科学教育”,但也不排斥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人文教育,同时又加上了公民教育。所以,我理解的现代教育实际上是三大板块,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和公民教育。
在我们当代的教育当中,其实只剩下了单一的科学教育。我们只有从西方传过来,又根据自己意识形态需要改造过的科学教育。所以我们常会觉得我们的教育在追求“快”,因为“科学”是讲究效率的,人文教育是“慢”的,是讲生命的。人文教育单一化,不好。所以,我们要把科学教育引进来,但是当我们把教育带上单一的科学教育轨道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样的教育也是大有问题的。
这就回到我们教育的核心: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最终价值是什么?我的理解是,教育提供的是“常人”教育、“常态”教育,而不是“天才”教育、“非常态”教育。学校只担负一个使命,培养普通人;不担负培养“天才”、“超人”的责任。
学校只担负一个责任,就是让一个普通人成为在精神上健全的人,成为文明社会的正常人。学校教育就是应该以人为本的,而且应该以普通人为本的,尤其是基础教育。中小学教育,根本不需要设定一个目标,需要教出多少出类拔萃的人。
学校教育,其实提供的是一条中间线的教育,它不是按照智商最高的人的标准设立的,而是按照普通人的智商设立的,所以,学校教育中,快乐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它应该成为学生,同时更加重要的是成为老师快乐的过程。
第二,过去对教育的主体有很多的分歧,其实老师和学生都是主体。如果老师不快乐,这个教育过程的展开就会带上很多阴影。所以,我想到一个词:尊严。如果一个时代的老师,尤其是基础教育的老师,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是较高的,不能受到社会的尊重,他的生命的尊严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满足,我们的教育基本上就失败了。
那些衡量指标都是不可量化的。民国的教育是相对成功的,因为那个时代学校和教师得到了尊重,学校大部分都是由教育家来办的,而不是由行政人员来办的。那时,北大校长这个位置和教育部长之间可以是来来回回的,蒋梦麟当过教育部长,也多次当过北大校长,但他不认为当了部长,再当校长有什么不好。
蔡元培也当过教育总长,然后再去当北大校长。他们并不觉得校长和部长之间有巨大的落差,反而觉得北大校长这个位置可能更体面。北大校长,在他们心目中不是一个行政职务,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教育家所担负的岗位。
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很大程度是由中小学所决定。民国每个地方都有一批由大大小小的教育家办的一批很有魅力、很有影响的中小学。而这些教育家就是这些学校后面的灵魂人物,他们是掌舵的人,更是学校的灵魂。
那个时代,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自成体系、自成脉络,具有独立的价值和地位,小学就是小学,中学就是中学。一个人可以以终身做小学老师来作为他的理想追求,把自己的角色尽最大可能的扮演得尽善尽美;一个人也可以把中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来追求,而不仅仅作为一个职业来看待。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也是如此看的。
但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小学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中,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今天教育体系的设置是按照升学的体制来的——小学是为了升初中而存在的,初中是为了升高中而存在的,高中是为了升大学而存在的。所以,中学、小学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它只是这个“升学”流水线上的环节。
决定一个老师,决定一个校长,决定一所学校的地位,是看你为更高一级的学校输送了多少高分的学生。这是唯一的一个指标,你自己的学校办得好不好都不要紧的。
民国时代也有“高考”,或者是一所大学单独招生,或者是联合招生,但并不影响小学、初中、高中都自成体系。如果教育的每个阶段的独立性不解决,每个人都会累死在这条“跑道”上。你不就在那里跑嘛,从小学一直到跑到高中,而且你都是为别人在跑,而不是为自己,因为所有的目标都特别的确定,每个老师和学生都为此而着急。
这样,就把教育过程中的乐趣,那些美好的东西,全都消解掉了。要还原教育本身,其实就是在接受教育或获得教育的过程中,获得最美好的东西,获得精神上的最大快乐,而不是在那里“跑步”。所以,我们说要“慢”,“慢”就是享受这个过程。
民国教育具有独立性,是人的教育。殷海光说:“自由的伦理基础是把人当人”。把这句话借过来说:教育的哲学基础是把人当人,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把人当成工具。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教育设计更多的是把人工具化,因为学校要求学生在考试中胜出,要他成为考试的机器,整个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考试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教他成为一个人而存在的。
当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去的时候,你要扭转方向,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去拼,拼到最后大家都筋疲力尽了。考大学成了学生的目的地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教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永远没有终极的目标,它永远朝向未来,它只是一个过程,它没有结果,没有终点。
教育从产生之日起——西方的(古)希腊时代,我国的诸子百家、孔夫子时代,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升人类。而不是按人的本能来行事,不是按本能来思考,要把人变成一个有能力驾驭自己本能、超越自己本能的高级族类。
什么是文明?文明就是有高于本能的东西。如果什么都按照本能去做,动物也有本能,甚至有比人类强过百倍的本能。所以,人类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有能力超越自己的本能,而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教育,通过教育提升人,通过教育让人超越本能,实现自我。
一直以来,我们的教育都是与这样的本能化趋向为敌的,是为了抗衡人类向下拽的趋势而存在的,否则,要教育干嘛?如果只是要迎合本能的需要,你根本不需要读书,不需要进学校。孔夫子以来的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人类一代一代积累的最好的文明成果告诉你,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提升自己,让我们更加靠近文明。
今天的教育,可能更多的强调外面的资源、横向的资源,而往往会忽略本土的资源、纵向的资源,那就是往前追溯。往前追溯我们有两大传统,一是孔夫子以来的人文教育,二是晚清以来的新式教育传统,我们只有这两个传统。从路径依赖来说,往往只有本土资源更有可以转化成一种动力,成为一种内在的力量;外在的资源,我们在借鉴的时候,不容易转化成自己内在的生命力量。
当我们回望民国的时候,是要寻找一种可以依赖的资源,一种可以依赖的本土资源,因为从晚清到民国的半个世纪当中,我们的前人立下了一些规范,创造了一些可以让我们今天重新接上的传统。
那个时代的教育可以用几组关键词:知识、方法、视野;兴趣、健康、能力;个性、气质、精神。
教育首先给学生提供的是一个文明的视野,让他看到世界有多大,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让他看到古往今来人类走过了一条怎么样的道路,让他打开视野,认识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这才是首要的目标,然后才是知识和方法。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你有能力对这些知识作出判断,具备辨别真伪的能力,那才是属于你的真本事。
现在,“获取”知识已经不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困难的是,你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些知识,怎么去判断这些知识,并形成你自己独立的看法。
《圣经》中说,耶稣来到世上要三件事: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压制的得自由。我把这三句话用在教育上,教育所说的把人当成人,首先也是让人认识自己: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认识你自己,就是让“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就是我刚才讲的,让你看见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被压制的得自由”,指的是你真正认识了这个世界,你就会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你就会觉得,自己是活得是有自信的,是有尊严的。
如果一所学校能在教育的过程中让学生发现自己兴趣之所在,真正让他们知道兴趣在哪里,也让老师有机会把自己的兴趣转化成动力,这样的教育才有可能变得丰富、健康,也才能把一个人的能力挖掘出来。在学校阶段,如果有充分的机会,让学生发现自己的兴趣、能力在哪一个方向,并且能健康的发扬光大,这就是真教育。
我们今天所讲的教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过于追求“有用”,也太过追求“有意”、“刻意”。我们把这些看得太重了,而对“无用”非常排斥,对“无意”、“不经意”看得很轻。等到未来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拎起来的线索,因为你的生命中本来就没有埋下什么伏笔。
人成年以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不是课堂里面学的东西的竞争,不是作业里、考试里那些东西的竞争。人与人的真正竞争是在不一样的地方展开的,最多的竞争是在原先“无用”的地方、“无意”的地方。
民国的教育是成功的。一个时代不能因为它是乱世,就说它是失败的。诸子百家不是产生在秦始皇大一统的中国,而是产生在春秋时代。民国,是中国的乱世,但是在教育上走出了一条真正融合中西的道路,将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本土化,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不仅享受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最优秀的文化,同时能享受来自全球的最优质的那些资源,这就是民国时代曾经做到的。
最后一组关键词是:个性、气质、精神。这些词,我们看上去都是虚词,是这个时代不喜欢、所反对的词,但恰恰是这些词才是“把人当人”的根基。人区别于其他人的,不就是这些东西吗?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展开,在教育中没有能塑造人的个性,也不能让人的气质得到展现,更不能培养他们健全的精神,那种教育基本上就是失败的。
今天,我们小学阶段的教育是有可能做得更好的,中学可能难度更大。毕竟小学还是能给小学生做一些“无用的”事情——无用的事情,恰恰是最有用的;那些有用的,恰恰是没有的。
今年有本书,书名叫《燃灯者》,是讲北京大学周辅成先生的。“你必点燃我的灯”,教育就是要点燃学生那盏灯。教育者其实就是“燃灯者”,点燃那盏灯的人,你的伟大的工作就是擦亮火柴,因为讲台下面那些眼睛就是那些还没有被点亮的灯。
爱因斯坦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专业教育可以让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