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周恩来 周恩来与严范孙、张伯苓的师生情

1904年秋,天津建成一所“私立中学堂”,其创办人为天津名绅严范孙(名严修,字范孙)。严范孙22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26岁入翰林院任编修,因此人称“严翰林”。光绪对他十分器重,曾多次召见他。这位严翰林不仅学识渊博,并且思想开明。甲午战败,对他震动极大。国家与民族的危难,使他认识到,要挽救国家,就必须变法维新,而要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早在戊戌变法前一年,他就向光绪上书——《奏请设经济科折》,建议开设经济特科,改革科举制度,被梁启超称作是“戊戌变法之源点”。变法失败,他辞职回津。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将自己的家宅作为基地,开始了教育改革的实践活动。

当严范孙办学急需助手时,友人向他推荐了刚从海军退役的张伯苓,说这个年轻人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受过新教育,为人正直,虽家境贫寒,却甘愿放弃官职,一心兴学救国。严范孙立即请张伯苓当自家的私塾老师。从此两位杰出人物携手合作,掀开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新篇章。

张伯苓给5名学生讲授数理化、英语和体育等“西学”课程。严氏家馆名气日高,盐商王奎章也慕名聘请张伯苓任家馆老师。从此张伯苓上午在严府上课,下午到王宅讲授。人们纷纷要求入学,严范孙和张伯苓决定扩大办学规模。1904年,他们仿效欧美的教育制度,在严馆基础上办成一所比较完备的中学。经费由严、王分担,张伯苓任监督。

严范孙热心办学的精神感动了天津的开明士绅,有人捐款,有人献地。1907年,严、张在旧城西南一块十多亩的荒地上盖起校舍。因地名叫“南开”,校名改为“南开中学堂”。1912年校名改称“南开中学”,严范孙任校董,张伯苓任校长。

“周恩来——南开最好的学生”

在严范孙、张伯苓主持下,南开成为一所很有特色的新型学校。学术空气自由,教学管理开明,实行德、智、体、美、群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因此在全国赫赫有名。各地优秀生不远千里前来报考,周恩来就是1913年从沈阳考来的。这位15岁的少年气宇轩昂,神采奕奕,不仅品学兼优,而且有出众的工作才干,立即引起他的授课教员伉乃如的注意。伉乃如对严范孙、张伯苓说,这是一个天才,将来定会干出一番大事业。后来,张伯苓不止一次夸奖:“周恩来——南开最好的学生。”严范孙见过周恩来后,认为这学生有“宰相之相”,是“宰相之材”。

张伯苓得知周恩来家境贫困,便给他找些刻蜡版和抄讲义的工作,好让他有点收入。周恩来入学第二年,校方就主动免掉他的学杂费——他是南开当时唯一的免费生。张校长还曾委任他当校长室助理秘书。

每隔几个星期天,张校长会邀周恩来到家里吃饭,通常吃的是最具天津特色的贴饽饽、熬小鱼。饭后,师生俩海阔天空地聊天,讨论社会问题、国家大事,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后来周恩来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往事,深情地说:“我小时候,校长给我熬小鱼吃!”

周恩来非常活跃,入学不久便发起组织学生团体“敬业乐群会”,主编《敬业》杂志,请严范孙为杂志题写封面。在严范孙和张伯苓倡导下,“南开新剧团”(新剧即话剧)于1914年成立。周恩来参加了新剧团,是团里骨干,既当演员,又任布景部副部长,有时还管拉大幕,常在校刊撰写有关新剧的文章。当时南开没有女生,剧中女角都由男生反串。因周恩来容貌俊朗,身材适中,多被分配扮演女角。

以演时装戏享誉京津的奎德社,一次演出根据南开新剧团剧目《一元钱》改编的同名时装戏。严范孙和亲友前往观看,并邀请周恩来同去。

1916年全校举行作文比赛,采用姓名密封式,由严范孙阅卷和选拔,结果周恩来获冠军。严范孙题写了一面“含英咀华”的锦旗作为奖品。

严范孙十分看中周恩来的人品与才华。他和家人有意将自己的掌上明珠——当时就读于北京贝满女中的16岁小女儿许配给这个出色学生。周恩来毕业前夕,严范孙向他透露了这一想法。但周恩来觉得自己还年轻,应专心读书,便委婉地谢绝了老先生的这番好意。严范孙思想开明,赞成并支持年轻人在恋爱、婚姻问题上自由选择。这门亲事虽然未成,却丝毫没有影响师生二人的关系。严范孙对自己的得意门生依然情有独钟,周恩来也始终如一地敬重和爱戴严老先生。唯一令人惋惜的是,那位严家女儿后来终身未嫁,于40年代末过早谢世。

1917年周恩来以优异成绩获金质奖章与奖状毕业,报考公费留日。

南开成为全国著名学府,严范孙和张伯苓决定创办大学部。为办大学严范孙于1918年赴美考察教育,途经日本,在东京短暂逗留。周恩来得知后马上赶来拜见恩师,陪同到公园观赏樱花,并亲手做菜请严老先生品尝。以后几日,他常去先生下榻的饭店,一次在饭店住下,师生畅谈到深夜。严范孙告诉他,大学部即将成立,欢迎他回南开深造。母校的发展令周恩来欢欣鼓舞。严范孙离开东京时,他和南开留日同学一起去送行。

为不辜负严老先生的期望,周恩来于1919年春赶回天津。严范孙、张伯苓同意他免试进入大学部文科。金秋时节,严范孙在家宴请范静生、黄郛和张伯苓等教育界知名人士,又一次邀周恩来参加。如此器重一名学生,堪称罕见。

严范孙资助周恩来出国

周恩来因参加“五四”运动被捕。当被捕者出狱后,张伯苓迫于省教育厅的压力,开除了周恩来。周恩来顿时陷入失学失业的困境。开除周恩来引起众多师生不满,例如,张伯苓的妹夫、南开庶务主任马千里认为南开是私立学校,本可顶住教育厅的压力不从命,因此十分气愤,坚决辞职。严范孙出于爱才,捐款7000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和另一名学生出国深造,并写信托付驻英公使顾维钧照顾二学生。于是周恩来在1920年11月,怀着对南开的一片深情,踏上新的征程。

周恩来的父亲周劭刚万分感激严范孙,1922年春节期间专程赴津,面谢严范孙。

一到欧洲,周恩来就投身革命活动。这时有人劝严范孙不要再资助周恩来了,严范孙却说:“士各有志,不能相强。”继续资助周恩来。

1920年代,严范孙协助张伯苓创办了南开女中部和小学部。到1928年,南开系列学校全部建成。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南开校父严范孙于1929年与世长辞。《大公报》发表社评,称赞他“不愧为旧世纪的一代完人”。

周恩来始终念念不忘恩师。抗战期间在重庆,他对张伯苓说想要一张严老先生的照片。新中国成立后,张伯苓为他冲洗了一张严范孙照片。周恩来端详着照片,动情地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再帮助周恩来啦,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严老先生说:‘士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

后来周恩来又称赞严老先生“为人好像一杯清水,纯洁无染,把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

1959年周总理到南开大学视察,午饭时向在座的老校友们感叹:“严老先生是封建社会的好人。”同时指示要整理他的日记,好好研究他的教育思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周总理和邓颖超每到天津,都要去看望严老先生的后代,嘱托严范孙之孙严仁曾编写《严修年谱》,并将他安置到天津文史馆专门从事这项工作。

张伯苓、周恩来在重庆

1936年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情况紧急。国民党中央考虑到在社会名流中,张伯苓与张学良交情最深,便想请张伯苓去劝说张学良。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给张伯苓拍来电报称:“西安事变,举世震骇,国家命脉所系至巨。吾兄与汉卿相知甚久,此时一言九鼎,当有旋转之道。”

张伯苓马上飞抵南京。这时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张伯苓由衷欣喜,说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返津后在全校的庆祝大会上讲道:“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过去我把他开除了,现在我宣布恢复他的学籍。”

抗战前,张伯苓深知坚持爱国主义教育的南开已引起日寇仇恨,应在大后方有个回旋余地,于是1936年建成重庆南开中学。“七七”事变,南开被炸,张伯苓正在南京。噩耗传来,他心如刀割。蒋介石十分敬重张伯苓,当即向他保证:“有中国就有南开!”这句话感动了张伯苓。从此他真诚愿帮蒋介石挽救贫弱的中国,希望南开能在政府支持下得到恢复与发展。

抗战期间,南开大学部南下长沙,中学部迁往重庆。张伯苓将大学工作委托给校秘书长黄钰生,自己长驻重庆。那时重庆是陪都,政府的高级官员和上层人士都云集于此。张伯苓的住宅一时成了重庆社交活动的中心。

周恩来1938年底来到重庆,领导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几乎每个周末他都到张校长家,广泛团结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分析国内外形势,还给重庆南开师生作《抗战必胜的十大论点》的报告。

一次,周恩来同南开校友、当时的重庆市长吴国桢发生激烈辩论。张校长说:“我看你们两个人什么时候不吵了,中国就好啦。”

“这不是我们个人之间的问题。”周恩来回答。

有时周恩来也同校长开开玩笑。一次他忽然严肃地对校长说:“我对南开有意见!”张伯苓连忙问有什么意见,准备洗耳恭听。周恩来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地说:“当年演戏,为什么总让我演女的!”说罢,自己忍不住哈哈大笑,张伯苓听了也发出爽朗的笑声。

1944年10月17日重庆南开举行校庆活动,那年正是张校长68岁生日,南开校友和重庆军政要人纷纷前来祝贺。周恩来赶到后,见校长家有一个四川山路使用的交通工具——滑竿,便请校长坐上去,让站在旁边的南开校友、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张劢生过来,两人抬着老校长走了一圈。在场的人鼓掌欢呼……第二天,重庆南开的壁报上出现了一首打油诗:“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师生情谊厚,佳话山城扬。”

“飞飞不让老校长动”

1948年5月,蒋介石一连给张伯苓发来三封电报,恳请他出任考试院院长。张伯苓始终没答应。一个月后,蒋介石写来亲笔信再次敦请。见到这封信,重友情、讲义气的张伯苓感到盛情难却,勉强允诺。7月到南京就任,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与黑暗,对蒋介石的幻想开始破灭。11月离开南京,隐居重庆。1949年,天津、北京、上海和南京相继解放。在他最彷徨苦闷的时候,忽然接到一封寄自香港署名“无名氏”的信,信中写道:“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周恩来的笔名,张伯苓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恩来对自己的关怀与保护。新中国成立,蒋介石退守重庆,在飞往台湾前夕,亲自登门请求张伯苓去台湾。而张伯苓记住周恩来的叮嘱,谢绝了蒋介石。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张伯苓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作风十分钦佩,将重庆南开献给政府。他向已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写信说自己正“闭门思过”,后又表示想回北方。1950年5月周恩来派飞机把张伯苓夫妇接到北京,安置在傅作义的寓所。周恩来常来看望,师生二人同从前一样,推心置腹地交谈。张伯苓说:“过去我迷信蒋介石,现在我承认自己错了。”又说:“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好,例如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就十分英明,我双手赞成。另外,对消除贪污和搞经济建设,我也一百个拥护!”

张伯苓很想念南开,但周恩来要他等局势稳定些再离开北京。9月中旬,张伯苓夫妇返回天津。临行前,周恩来设宴欢送,问有什么困难?在座的张伯苓长子为父亲曾当过考试院院长流露出忧虑,周恩来说:“放心好啦,我给天津写信,说明是我们把校长接回来的。”

周恩来嘱托南开校友、天津市长黄敬关照张伯苓。然而到了基层却有阻力。抵津第二天,张伯苓回到日思夜想的南开中学,校方对他很冷落,仅派几名普通职工陪他坐在会客室,没多久负责人就说要在这儿开会,张伯苓只好出来在校园走了一圈,但没见到一个学生。原来校方令学生此刻一律留在教室里,不让张伯苓接触到学生。南开校庆日,张伯苓也未能获准参加南开中学的纪念会。

校庆那天张伯苓是在南开大学度过的,这里的接待比较热情。可是当时校内正搞“思想改造”运动,见熟悉的老教授们一个个在“过关”,他很不理解,心中产生了难言的苦闷,从此不愿再去学校。三个多月后,1951年2月23日晚,张伯苓病逝。

周恩来吊唁张伯苓

张伯苓去世的次日早晨,周恩来专程从北京赶来吊唁,向校长遗体三鞠躬,慰问师母,亲自过问后事的安排。随后他对在场的南开校友说:“张校长刚从重庆回来,本想让他先休息休息,再请他出来工作,没想他突然故去了。”有校友提出应怎样评价张校长,周恩来说:“看一个人应该根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价过去的人。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卓有成绩,是有功于人民的。人民政府对张校长十分关心,对他寄予希望。他突然去世,十分可惜。”他还说,校长晚年虽有失误,但毕竟没跟蒋介石去台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这番话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周恩来献上花圈,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 学生周恩来敬挽”。在办理校长后事时,由周恩来领衔组成治丧委员会。

周总理的谈话和举动使人们打消了顾虑,约有两千多人前来吊唁和送葬。

张伯苓逝世后,周恩来一直关怀师母。19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特地送去500元,并嘱托天津有关部门给予照顾。

如今,南开大学校园内有个美丽的小花园,里面分别耸立着严范孙和张伯苓的铜像。距两座铜像不远,与小花园遥遥相对、在红花绿柳掩映下的马蹄湖中心岛上,有座周恩来总理纪念碑。严范孙和张伯苓能同自己最钟爱的学生永远相伴,他们的在天之灵定会非常愉悦与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