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一声“革命”太沉重:中共叛徒龚楚其人

至于龚楚其人,我们在鄙薄其叛徒历史的时候,也应该看到“变节背后的深层次动因”。 在龚楚的回忆录中,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933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结果,“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杨遇春出身黄埔军校,也参加过南昌起义,而且是一个很能打仗的将领,就是因为自己的家庭遭到清算,又害怕牵连自己,于是索性投降,甚至不惜加入“军统”与中共为敌,这也是中国革命历程中“红与黑”的故事之一了。以上种种,为龚楚的出走埋下了伏线。

不妨对照一本史学新作,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就可以看到当年苏区的困境:“军事上受制于敌之外,还有内生瓶颈的制约”。原来,越到后来,中央苏区人力、物力、经济、政治资源日益匮乏,中共的生存和作战资源面临极大挑战,而在错误路线之下,政策越发激进,肃反运动、查田运动、扩红运动、滥发公债、强收谷米同时展开,加上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两年之内便把苏区弄到资源枯竭、师老兵疲、财尽民困之境。特别是,1930年由赣西南党组织和红一方面军开端的肃反运动,以党政军群的精英为杀戮对象,元气大伤,而其理论依据则是一些党的高级领导一再公开著文标榜的“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只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理论”。在实践中,更是废除一切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制约,严刑逼供,放手杀人,成为后来一系列整人运动的先导,其遗害之大,已为人所共知。那段历史的教训,是我们必须记取的。

龚楚回忆录里的“亲历、亲见、亲闻”

最后,说一说龚楚的回忆录(即在《我与红军》基础上扩写的《龚楚将军回忆录》)。

此书关于红军和根据地的历史,揭载颇详,涉及的领导人颇多,可作为红军和苏区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至于其可信度,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出版的《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杨尚昆曾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一个叫龚楚的,在井冈山时期就跟毛主席在一起,在中央苏区时是作战处长。此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被捕叛变,还带敌人去抓陈毅。后来,龚楚写了《我与红军》一书,在台湾、香港广为流传,书中写了他是怎样参加红军和在红军中做了些什么工作。建国后我看了这本书,曾问过陈老总,他说龚楚的历史就是那个样子,叛变前的那一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当然,书中自我辩护的方面,读者是能自行分析的。

这本回忆录,还有一个“破记录”的地方——它是由两个叛徒写序的:张国焘的序和龚楚的自序。

张国焘在序言中称:包括他和龚楚在内的当年 “参加中共的青年,实质上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既无研究,更无所谓信仰:他们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际,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几乎都是对于中国的积弱和腐败,怀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他们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之中国。中国一直被专制政权统治着,政治腐败极了,古老的文化又是脆弱的和空虚的,外侮纷至,国亡无日。民国以后,此种情况,并未改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无论在理论上行动上,已??具有急进的特色,然而孙中山先生穷毕生之力,仍未能撼动专制统治的根本;这就使中国那一代的青年更加偏激了”。于是,张国焘感慨道:“我们读了龚楚先生这本书,就可以了解和同情当时青年这一不平凡的经历。面对中国半世纪来的这许多演变,也将发生无限的感慨。”这真是惺惺相惜了。

龚楚在自序中称:“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的国内战争中,我是红军中一个流汗流血备尝艰苦的高级指挥员。我早年参加中共革命的目的是:改造不平等的、妨碍人类生存进步的旧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显然,这是为他后来的叛变预设理由,即:革命本身发生了逆转,乌托邦走上了不归路,革命者又该怎么办?真乃:叫一声“革命”太沉重!

龚楚在回忆录里谈及朱德、陈毅,他说:“那时我们忙得要命,因为军中能作政治工作的只有朱德、陈毅和我三人,政治工作干部又十分缺乏,朱德虽很喜欢接近工农群众,而且是一个措词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每与群众谈话,首先必问人家的家庭状况,人口及生活情形等等,接着就讲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一个工人或农民常谈一两个钟头而不倦。他身负军事重任,对于地方群众工作,确是无暇兼顾。至于陈毅,他是法国留学生,返国后即任江西永丰县长,缺乏群众工作??验,指导群众工作,仅说些原则性的问题,既不够深入,也不详尽。因此,一切群众运动的计划和指导,多由我负责。”

龚楚在香港写回忆录,横跨了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其间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呈多元。龚楚现身说法,似乎更增添了“过来人”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分量。彼时,在井冈山会师,龚楚初见毛泽东,“他的诚恳的谈吐,亲热的态度,深深地使我感动,因他是党的中央委员,有长远的斗争历史,经验丰富,我很激动地对他说:‘我们今后能够和毛同志在一起,有毛同志来领导,我们的责任就轻了。

毛同志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今后的革命前途更有希望了。

’喜悦洋溢在他的眉梢,含笑地对我说:‘好的,我们大家努力创造一个新局面!’”而不久之后,龚楚对毛泽东就有了戒心,这似乎也不是他一人之见,因为在此前后当地军政首领皆有此看法,如“接到陈毅的信,详述何挺颖告诉他有关毛泽东的近况,并郑重地说毛是工于心计的人,今后与他合作,要特别小心,切勿似对朱德那样坦白”;后来“杜修经对我说:红军前敌委员会的组织,中央拟以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不设书记,目的是防止毛泽东操纵,现在又以毛泽东为书记,将来你们须要防止他操纵,否则的话,麻烦又多了”等。

龚楚说:“中国红军前敌委员会,自五月下旬军队分散以后,就没有开过会,一切决策均由毛泽东以红四军党委会、边区特委、地方县党委书记等联席会议的名义处理一切问题,实际上他此时已集大权于一身了。遇有军事问题,他只和朱德、陈毅谈谈,便由军部发布命令,他的独裁作风,从那时起已充分表露出来了。朱德在当时亦已看得很清楚,有一次军队转移,我和他见面,他对我说:毛泽东同志对我们总有点隔膜,凡事都不事前商量,等到立即行动时才通知我,使我连研究和考虑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各县送来的情报都先送过他,真是有点麻烦;本来他个人要独裁,我没问题,事情总要有点时间准备才成。”

彼时,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的关系已呈紧张态势,龚楚认为“朱、毛”发生龃龉,原因在于:“(一)毛凡事都自行决定,而且非常固执,处处都想控制朱德为他守住井冈山,使朱德不满。(二)(朱德)对毛泽东要以井冈山为中心,作波浪式的缓缓向外发展的计划,不感兴趣。(三)毛泽东常反对湖南省委及中央的指示,朱德不愿跟着毛泽东作抗命行为。”但龚楚也认为毛“除了他缺点的一面外,他的聪明才智实非常人可及,是有许多地方使人佩服的,比如:(一)他不是军人,但他提出红军作战时的战略战术观点是正确的(二)他有组织天才。”

由于是“三亲”史料,龚楚的上述回忆自然很有分量。毛泽东随后又与退入苏区的中共中央产生了很深的矛盾,据龚楚回忆,围绕“长征初期的争论”,“当时我觉得毛泽东的见解很对,屡欲起而发言,但想到我受过严重处分,恢复党籍不久,也就不愿参加这次辩论了”。

但龚楚在回忆往事时,因其身份和资历的特殊,难免自炫,看轻他人。他认为周恩来“以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及革命委员会参谋团主席的地位,把持决策,致贻误戎机”。

对于左倾路线和政策的反思,一向被认为是《龚楚将军回忆录》的最大看点。龚楚也以此暗示读者,他之“告别革命”,并非没有原因。

十年内战之初,龚楚说:“党中央指示‘要杀绝地主,烧毁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因我自离开广东后,就没有与党的省级党委联系,不知党的政策转变(当时党中央还在执行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所以不便强加制止,眼见到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我内心觉得很难过,并使我陷于极端苦闷之中。

”何以“难过”和“苦闷”?“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残酷报复,在环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忌,彼此防范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这些问题,使我感到无限的困惑和烦扰。

同时,我更想到我们的红军,是共产革命的武装,它的任务是要以战争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不断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并不是高级统治者本身,而是破了产的工农贫苦大众的士兵和中下级的军官。战争的结果,还不是贫苦工农的自相残杀吗?谁无父母,谁无兄弟,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类?”

不仅于此,对龚楚来说,似乎更多和更大的“难过”和“苦闷”是来自于“苏式”的“肃反”。即“自1933年秋,中共实行消灭地主的农民政策后,农村阶级斗争更趋严重,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最后又滥杀到了起义首领的身上,赫赫宁都起义(早在1931年底,“剿共”前线的国民党26路军长赵博生做工作,董振堂、季振同、黄宗岳等长官率1万7千余人之众、携两万多件武器起义,后编为红一方面军第5军团,后来在这支部队中,产生了31位人民解放军的将军),不料长征初期,起义首领季振同、黄宗岳被“错杀”,龚楚惊出一身冷汗。他不无后怕地回忆:“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党内“叛徒现象”给我们什么昭示

龚楚的这本回忆,专门有一章是说苏区的“政治保卫局”,局长即邓发。但“政治保卫局”在陕北时已是“社会部”了,主持者为康生。回忆录中不经意间还提及另外几个叛徒——

一是孔荷宠。他说:“孔荷宠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在湘东红十六军军长任内,平日好买点肉食,且有时打麻雀牌为戏。中共即认为他的生活腐化,便被撤职调来江西苏区。”随后其人因受到处分,“给他的精神打击极大,嗣后他在红军大学结业后,被派到兴国县做群众工作时,乘机逃出苏区,向泰和的国民党军队投降。”

二是抗战时“失踪”了的周昆。周昆也是出身井冈山的元老,曾任红8军团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龚楚回忆:“‘红大’校长周昆,过去曾任红四军的师长,后升军长,在第四次反围剿末期作战负伤,治愈后调来高级班当学员,被选为校长。”就是这样一位红军的高级将领,在抗战初期,115师奉命开赴吕梁山建立晋西根据地,参谋长周昆则赴八路军总部领取军费(彼时由国民政府提供),岂料周昆遣人带信(信言“共领取了6万块钱,我带走了3万块,另3万块交警卫员带回,望查收”)之后,就潜逃回湖南平江老家去了。

由周昆,又让人不免想到抗战初期八路军第115师的张绍东(团长,1930年参加红军),被败类兰国清(一个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人,曾任红3军团11团参谋长)拉下水,两人携不明实情的官兵携械出走,至半路两人叛逃,徐海东闻之顿时大口鲜血喷出。此外,还有新四军成立之初的“杨、曹叛逃事件”(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乘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财物,叛逃到桂系军队之中),也是同类旧案。

凡此种种“叛徒现象”,大概可以昭示人们:理想催生革命,但革命最终能走到哪里,则要看思想建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