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读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写得脉络清晰,十分生动,而且集中笔墨在中国革命的主题之上,没有过多牵扯外部入侵等问题 当然,美国的文化之根,同样可以追溯得很久远,追溯到地中海的古老时代,和中国同样古老的时代。但是美国人的先辈是带着他们有选择的文化移居到一个新的国土,因此获得两大好处:一是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对比有较好的优势;二是对传统的束缚来说,有较大的自由。

这就使我们发展了个人主义的模式。它又刚好在伟大的科技时代的黎明时刻激励我们发明许多机器。

中国人原来在技术方面是居于中世纪欧洲之前的,却忽然发现他们自己落在人家后头了。他们现在正努力赶上去。但是现在还有第三个问题妨碍着他们,就是他们不得不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实行现代化,而这种传统是抗拒变革的。

新的运输、工业和交通技术,在西方是在当地生长起来的,而在中国却存在从外国引进的问题。例如19 世纪后期的铁路时代促成了整个美国的统一,而中国的江河湖泊和运河网络却世代相袭,在南方就不感觉建设铁路怎么样迫切,担心招来外国势力侵人的保守心理也延缓了在华北的铁路建设。

此外,我们那空旷的中西部地区因实行农业机械化而变成了世界的面包篮子,拥挤的中国人则只得年复一年地把秧苗插到世界最大的水田中去,用双手来养活他们自己。

西方多头制的类型在中国没有多少机会出现。没有任何教会能独立于国家之外,各个边远省份也不能成为单独的国家。 廉价的劳动或许就是对抗急剧革新的一种消极因素。在廉价的劳动力之外,还得加上一个因素,即大量实行公卖(垄断)。

贪污腐化、铺张浪费― 而不用于生产投资。 1897年孙氏回到日本时,他已是遐迩闻名的人物了。热情的日本青年泛亚细亚主义者正在物色一个他们拟加以帮助的、能使中国革新和现代化的中国领袖。

能不能不是这样呢?杰出的外国观察家们,依据他们对中国少得可怕的知识,曾经认为皇帝是需要的。英国人詹姆斯• 布赖斯写过一本推崇美国民主的书《 美利坚共和国》 。他在中国旅行过中国,曾建议中国恢复君主制。

一度短期访问中国,因而也被认为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 艾利奥特曾经帮助安排美国政治学协会首任会长古德诺做袁世凯的宪法顾问。这位古德诺教授根据他在北京的经验得出结论说: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东西。

法制,个人的权利,甚至于纪律,都一无所有。他说:“专制主义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了对于政治权威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

” 实在说来,这些英美关于民主问题的专家们提出的结论,和梁启超、孙中山的结论是一样的,就是中国人民需要一个训政时期来建立一种公民的意识、一种公共责任心。不幸,美国政治学协会落得一个坏名声,因为古德诺博士似乎支持了袁世凯复辟帝王独裁的活动。

鲍罗廷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原名叫米海尔• 格鲁森贝尔格的流亡在拉脱维亚的犹太人。他本来是说依地语的,但因在里加上学,俄语很流利。1903 年他参加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中列宁领导的大约100 个人的布尔什维克派,是一个基层党员。

但沙皇警察于l906年抓住了他,把他流放到西方。1909年他在芝加哥给外国移民教英语。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回到俄国;当共产国际于1919 年初成立时,他参加了这个组织,为它工作。

由于外语流利,性情和蔼,他代表共产国际出访了十多个国家。1923 年10 月他到了广州,当了孙中山的顾问。他能用英语和孙氏交谈。 文化大革命”持续了三年半,即从1965 年末到1969年4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