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演员明星的修养与职业道德
目前,不少评论家、著名导演和关心电影表演艺术发展的志士仁发出呼吁:希望电影演员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与艺术修养,企盼电影演员有高尚的情操和职业道德。在我国影剧界,具有较高文化修养和优秀品格的演员为数不少,但也不必否认,在中国庞大的演员队伍中,确有一部分文化水平很低、艺术修养极差的人。这毋须调查,从他们扮演的角色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文化修养,并非一定要在大专院校或艺术专科学校中学习过的科班生才会具备。况且,经过专业学习的人也不一定都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前面已说过,表演是研究人、表现人的艺术,而人又是最复杂的,需要有广博的学识和对历史、文学、各门类艺术、心理学、社会学有所涉足,同时,需要要不断地观察和体验生活,才能深入地研究人和表现人。
解放前,有不少演员并没有上过大学,如金焰、邸力、金山、李纬、郭振清、郭允泰、牛犇等。石挥、张平、浦克都是因家境困难刚到15岁便辍学了。八一厂著名电影演员高保成只读过小学一年级,便当了解放军。但他们都通过自己多年来的刻苦努力,在影剧的艺术天地里做出了贡献,有的甚至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
那是因为他们在社会这个大学里获得的文化知识比在学校中学到的知识更丰富。迫于生活贫困,要谋演员职业,就必须学会琴椹书画,从各门类艺术中汲取营养。
如石挥、谢添就是这样。石挥,前面已谈过。谢添也是经历坎坷,在生活中练就了极强的适应能力,他可谓与七十二行、三教九流都有过广泛的接触,他从事过的职业恐怕三言两语是说不尽的。谢添喜爱中国文学艺术,爱好书法,博古通今,历史、小说、易经、佛经他都读过,戏曲、曲艺、话剧、电影、电视……他全干过,而且是能编、能导、能演的全才。
他出生于广东,四海为家,主要在天津、北京从事多门类的艺术创作。
他的文化艺术修养是自己刻苦学得的。他在影片《林家铺子》中塑造的林老板,在自己导演的影片《洪湖赤队》中扮演的副官,在《六号门》中扮演的马金龙,在《新儿女英雄传》中扮演的张金龙,都清楚地体现出他那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演员魅力。他成为著名导演的根基正是他的文化素质和独特的艺术个性。
在庞大的电影演员队伍中,自然有不少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如早年著名的电影导演表演艺术家袁牧之和陈波儿,现在尚继续电影创作的舒适和孙道临等。已故的电影演员安振江也是大学毕业生,是文化修养较高的演员,他演了一辈子反面人物,但很少雷同,这与他深刻的理解能力分不开。
就读于戏剧专科学校或参加过一定专业训练的演员就更多了,如郑君里、刘琼、上官云珠、陶金、夏天等等。新中国建立后,更有一大批毕业于中央电影局电影学校的演员走上银幕,如李亚林、印质明、赵联、葛存壮、贺小书、安琪、叶琳琅等。
在50年代中期,又有一批演员进入进修班学习,提高自身方面的艺术修养和表演技能。其中包括著名演员胡朋、陈强、于洋、张莹、李丁、于蓝、田华、郑振瑶、杨静等。
1956年,我国正式成立了北京电影学院。从此,一批又一批专攻电影表演专业的人走入电影演员的行列。“文革”前培养出了像马精武、李长乐、王志刚、毕鉴昌、雷鸣、高放、刘尚娴等青年演员。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电影专科学校也培养出了王铁成、达式常、杨在葆、祝希娟等一批好演员。
当前还活跃在银幕、银屏上的青年演员张力维、翟乃社、黄小雷、马崇乐、李岚、蔡明等曾于1976年进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宋晓英、宋春丽、肖雄、姜黎黎、赵静、张国民、唐国强、何伟、寇振海、郭凯敏等也都从1985至1987年专心致志地在电影学院进修了整整两年时光。
他们至今仍感到受益匪浅。这说明电影演员的业务提高不是一天两天所能完成的,它需要演员付出毕生的精力。
经历和生活积累对艺术工作者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同样清楚地体现在年轻演员的身上。“文革”后,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正常教学后的第一批学生,即82届毕业的各科学生,成材率很高。导演系有陈凯歌、夏钢、张军钊、田壮壮、吴子牛、李少红、胡玫……等一批;摄影系有张艺谋 ( 还是优秀的导演、演员 ) 、张黎、侯咏、顾长卫、肖风、赵非……等一批;表演系有张丰毅、谢园、方舒、周里京、沈丹萍、张铁林、郭靖、王咏歌、刘冬、张潮等更多的一批。
这一届学生大多有过比现在的青年学员较曲折坎坷的生活道路。其中,有些是插队的知青,有些是在“文革”中受父母株连而被推入灾难之中,也有的是酷爱艺术但觉得已失去希望的青年人,……他们一旦有了学习机会便如饥似渴地吸取文化艺术的滋养,珍视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们的生活经历使他们对社会有着独到的见解,对人生也有着较深的理解。
1980年曾在北京电影学院业余表演进修班学习过的赵宝刚、李强、朱琳、李勤勤、王群、李诚儒、郑天玮、张光北等来自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经历,他们的共同点则是酷爱影视表演艺术。尽管他们在校学习的时间仅半年,但由于他们的刻苦努力,短暂的专业基础训练也为他们日后从事影视创作活动奠定了基础。
人的阅历是随着年龄同步增长的。学校或专业训练班只是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一次机会,能否持之以恒地坚持深入生活,汲取生活知识,增强艺术修养,提高文化水平 ( 包括电影文化基础知识、历史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 ) ,则是通过自身刻苦的努力才能达到的。如只满足自身在形象、气质上的先天条件,而忽视对自己在表演才能和文化修养上的提高,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演员。
有的个别演员,碰到机遇,拍了一部受观众欢迎的影片,小报一吹捧便飘飘起来,自我膨胀,追名逐利,在摄制组里很难搞好合作关系。如看过样片后,大吵大闹地埋怨导演、摄影师把自己拍“丑”了,要求给自己加戏,与对手抢镜头,要求特殊化待遇或为酬金而“罢演”,拍摄现场找不到他 ( 原来是去约会或谈生意去了 ) ……等等,以至连起码的演员职业道德都没有了!有的导演感叹道:“不知道天高地厚,正在毁自己呀!”
应该看清的是,有许多著名的老艺术家和一些有造诣、有修养和很出名的年轻演员,都很重视职业道德,也很好合作。因为他们懂得:要爱自己心中的艺术,而不爱艺术中的自己。电影演员的创作依赖于各部门的共同配合,没有集体的创作就没有银幕形象的创造。当然,没有演员,就没有故事影片。演员在摄制组应严格要求自己,而其他创作人员,尤其是导演,要爱护演员,帮助演员。
在《哑女情深》、《家在台北》等众多影片中饰演男主角的台湾著名演员柯俊曾和导演李行之间发生过一次十分有趣的开灯、关灯事件:柯俊雄因同时赶拍另一部影片,到李行这里拍戏时常常不能按时到场,因而受到李行的警告。
一天,柯俊雄终于赶拍完了那另一部戏,可是当他赶到李行导演的拍摄现场时,全摄制组已等了他一个小时四十分钟了,李行生气了。柯俊雄站在他的身旁,又是道歉,又是表示以后不会再迟到了。李行导演毫不理睬,起身通知开场灯。
全棚亮了。李行宣布:“由于演员迟到,今日不拍了。”随后大喊了一声:“关灯!”李行走出拍摄现场,留下了柯俊雄站在那里。李行后来说,他也不知道柯俊雄站了有多久,据说是很久很久。而柯俊雄说,当时他很年轻……但自那以后他绝不敢迟到了。此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新时代的电影在逐渐消除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也对演员自身的道德水平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一个虚伪的人再装腔作势也表演不出真诚;一个俗不可耐的人再修饰也表演不出高雅。聪明的演员可以塑造一个傻瓜的形象,而傻瓜连傻瓜也演不出来,便是这个道理。演员要有高尚的思想情操,要有美好的精神境界,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才能正确地理解社会和人,才能为艺术增添光彩,为艺术献身。
一个人,热情真诚,关心别人,热爱生活,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才能了解人生和认识社会。如果一个人冷漠无情,自私自利,不关心社会与时代的变革,就只能与世隔绝,把自己在人群中孤立起来。这后一种人不可能成为好演员,更不配做艺术家。
一个演员要认识社会,要理解人,要有正确的是非观念;要分得清真、善、美与假、恶、丑,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因为演员是在塑造人物,而每个银幕形象又必然以不同形式表露出演员的思想品质、生活态度、个性和精神境界。
艺术产品 ── 形象,在观众面前展示演员的灵魂。我们正处在一个改革的年代,现实中充满着新的矛盾和问题,人的价值观念与人际关系也在变化。对外开放政策引进了许多外国的哲学思想、文艺观念和五花八门的新思潮、新观点,必然导致社会生活的更加丰富多采,人的复杂多变……这就更需要演员把对生活的积累、对社会、对不断变化着的人的理解作为必修课去充实自己,完善自己。
概括起来谈,从事电影表演创作是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的。因为演员要依据剧作家提供的剧本,在导演指导下进行再创造,完成银幕形象的塑造。表演艺术要求再现人物的鲜明个性特征,演员作为剧作所描述的人物形象的具体体现者,不仅有从条件上的被选择性,更重要的是演员需要具备良好的素质和较高的文化修养,能够理解剧作、理解人物,并能以正确的高尚的道德观念要求自己,从而顺利地完成周期不算短暂的电影拍摄的创作活动。
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称职的电影演员,并有可能走上成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