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悦同性恋者 中国同性恋者的“形婚”
“2012年夏天的晚上,我和朋友在学校操场一圈一圈地绕,我跟他说,我要是能在北京找一个二环边上有房有车的姑娘结婚,该多好呀。”31岁的王虎回忆起2012年的那段往事时说,“我找到了那样的姑娘,但这一切并不是我想要的”。
王虎是一名男同性恋者。
当时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当教师的王虎,接连遇到了来自同志身份、经济压力和工作上的烦恼,让他几乎陷进了人生中最糟糕的阶段。他想到了“形婚”。
王虎一心想找的姑娘,是一个“彼此信任、拥有朋友感情”的形婚对象。形式婚姻(又称“形婚”)不同于“同妻”、“同夫”(即同性恋隐瞒性取向与异性恋结婚的状况),而是双方为男女同性恋者,通过缔结形式上的异性婚姻,来给家庭和社会一个交代。
凑巧的是,几个月后,同在北京的一个女孩向王虎表白。女孩曾和一名拉拉交往过九年,迫于社会压力,希望结婚。
“她的出现,让我好像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两人很快决定走进形婚。2013年,他们在北京登记结婚。由双方父母出资,在西直门附近购买了一个两居室。然而,婚后的生活并不像王虎想的那样各自有男女朋友、互不干涉。原本声称自己是同性恋的女孩似乎爱上了他,要求晚上“抱着睡”。而这样的依赖,让王虎感到越来越不安。
一年后,王虎选择了向家人出柜,他在网络上找到一位同志妈妈倾诉:“我多希望我的父母也能对我说,孩子这不是你的错。”王说,“打完这句话我就哭了。”但随之而来的不是双方父母的理解和原谅,所有的指责都指向了王虎。“他们要我去做性倾向‘矫正’,催我们生孩子。”王虎说,“我做不到,连睡在她旁边都感觉难受。”
出柜和结婚没有解决王虎的任何问题。现在,他依然和形婚的对象居住在一起,“但几乎没有交流,害怕回西直门那个家”。
在中国,像王虎一样,迫于社会及家庭压力,而与另一个异性的同性恋者走入一种有婚姻之名而无婚姻之实的人群并不在少数。在这种形式婚姻中,双方往往会事前口头或书面制定协议,分割婚姻中的各项事务。而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社会环境的松动以及LGBT公益组织的宣传,形婚在当代中国的同性恋人群里,显得格外难以为继。那些正走入或已经走入形婚的人群,正面临着处理生育子女、财务分割及面对双方父母等巨大问题。在看似无懈可击的形婚外表下,诸多隐患正在随时间一一显现。
难以维持的形式婚姻
70后的河北人张阳,有过两次形婚的经历。张在上海经营自己的公司,因为家庭的压力选择了形式婚姻。在第一段“婚姻”中,女方在婚礼现场就闹起了情绪,随后加之女方不愿生育而告吹。很快,张阳选择了第二个形婚对象,他们签订了公证协议,用试管婴儿的方式,生下一对双胞男孩,由张出资抚养。
但最后,这段形式婚姻也没能维持太长时间。张阳无法隐瞒孩子抚养中的太多细节,而选择向父母出柜。现在,张阳愿意承担女方一定的生活费用,但不愿她过多接触孩子。
“我们那时候已经在准备复婚了,吃药啊、锻炼身体啊,准备要个小孩。”1982年生于西安的阿森在六年前也有过一段形式婚姻的经历,但仅仅维持了两年就宣告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