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也频的孩子 季羡林眼中的胡也频、陈寅恪

      我初次见到胡先生是60年前在山东济南省立高中的讲台上。我当时只有18岁,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个子不高,人很清秀,完全是一副南方人的形象。

此时日军刚刚退出了占领一年的济南,国民党的军队开了进来,教育有了改革。旧日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改为省立高中,校址由绿柳红荷交相辉映的北园搬到车水马龙的杆石桥来,环境大大地改变了,校内颇有一些新气象。专就国文这一门课程而谈,在一年前读的还是《诗经》、《书经》和《古文观止》一类的书籍,现在完全改为读白话文学作品。

作文也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教员则由前清的翰林、进士改为新文学家。对于我们这一批年轻的大孩子来说,顿有耳目为之一新的感觉,大家都兴高采烈了。

      胡先生的居室就在学校的花园门口旁边,常见他走过花园到后面的课堂中去上课。他教书同以前的老师完全不同。他不但不讲《古文观止》,好像连新文学作品也不大讲。

每次上课,他都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文艺”几个大字,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直讲得眉飞色舞,浓重的南方口音更加难懂了。下一次上课,黑板上仍然是七个大字:“什么是现代文艺?”我们这一群年轻的大孩子听得简直像着了迷。

    我们按照他的介绍买了一些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儿是违禁的,人们只说“普罗文学”或“现代文学”,大家心照不宣,谁都了解。

这些书都是译文,我们当然不能全懂,但是仍然怀着朝圣者的心情,硬着头皮读下去。生吞活剥,在所难免。然而“现代文艺”这个名词却时髦起来,传遍了高中的每一个角落,仿佛为这古老的建筑增添了新的光辉。

    当时还是国民党的天下,学校大权当然掌握在他们手中。国民党最厌恶、最害怕的就是共产党,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这样的气氛下,胡先生竟敢明目张胆地宣传“现代文艺”,鼓动学生革命,真如太岁头上动土,国民党对他的仇恨是完全可以想像的。胡先生却是处之泰然。只见他那清瘦的小个子,在校内课堂上,在那座大花园中,迈着轻盈细碎的步子,上身有点向前倾斜,匆匆忙忙,仓仓促促,满面春风,忙得不亦乐乎。

他照样在课堂上宣传他的“现代文艺”,侃侃而谈,视敌人如草芥,宛如走入没有敌人的敌阵中。     他不但在课堂上宣传,还在课外进行组织活动。

他号召组织了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由几个学生积极分子带头参加,公然在学生宿舍的走廊上,摆上桌子,贴出布告,昭告全校,踊跃参加,当场报名、填表,一时热闹得像是过节一样。

时隔60年,一直到今天,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当时的笑语声还在我耳畔回荡,留给我的印象之深,概可想见了。     有了这样一个组织,胡先生还没有满足,他准备出一个刊物,名称我现在忘记了。

第一期的稿子中有我的一篇文章,名叫《现代文艺的使命》。内容现在完全忘记了,无非是革命、革命、革命之类。以我当时的水平之低,恐怕都是从“天书”中生吞活剥地抄来了一些词句,杂凑成篇而已,绝不会是什么像样的文章。

    正在这时候,当时蜚声文坛的革命女作家、胡先生的夫人丁玲女士到了济南省立高中,看样子是来探亲的。

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

记得丁玲那时候比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济南比不了上海,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高中校内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况是高跟鞋。看来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难”的问题。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

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看了这情景,觉得非常有趣。我们就窃窃私议,说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们其实不但毫无恶意,而且是充满了敬意的。我们心中真觉得胡先生是一个好丈夫,因此对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对丁玲我们同样也是尊敬的。

     不管胡先生怎样处之泰然,国民党却并没有睡觉。他们的统治机器当时运转得还是比较灵的。

国民党对抗大清帝国和反动军阀有过丰富的斗争经验,老谋深算,手法颇多。相比之下,胡先生这个才不过二十多岁的真正的革命家,却没有多少斗争经验,专凭一股革命锐气,革命斗志超过革命经验,宛如初生的犊子不怕虎一样,头顶青天,脚踏大地,把活动都摆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确实值得尊敬。但是,勇则勇矣,面对强大的掌握大权的国民党,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点,我始终不知道胡先生是否意识到了。这个谜将永远成为一个谜了。     事情果然急转直下。

有一天,国文课堂上见到的不再是胡先生那瘦小的身影,而是一位完全陌生的老师。全班学生都为之愕然。小道消息说,胡先生被国民党通缉,连夜逃到上海去了。

到了第二年,1931年,他就同柔石等四人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秘密杀害,身中十几枪。当时他只有28岁。鲁迅先生当时住在上海,听到这消息以后,他怒发冲冠,拿起如椽巨笔,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二心集》)这一段话在当时真能掷地作金石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