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与顾准 把吴敬琏和顾准切割开(三)——初评南方人物周刊的《顾准百年》

把吴敬琏和顾准切割开(三)——初评南方人物周刊的《顾准百年》

封面上印的出版日期是2015年7月6日,7月4日刊物已经上了报摊;我5日得到,读了几遍,现在做个评论,先当作《切割(三)》贴出。

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题目要越做越大了。

首先给南方人物周刊一个【赞】——切割吴敬琏和顾准,你们已经这样做了。

二三十年来,吴敬琏一直是解说顾准的第一号权威。百年到了,他却不说了。据《南人》本文记者徐琳玲说,去年11月吴敬琏就“婉拒了本刊有关人物报道的约访”,并且说——“我是一个历史上有争议的人”他微微叹了一口气。

这是权威主流媒体所做的第一次切割。切割了就好,以后呢,就不要再链接了。

我的博客文章(《切割》1.2)是5月30日、6月30日才贴出的,很晚;因此南方人物周刊做的【切割】,不是出于我一个人的要求。这是一种“水到渠成”。

从徐记者的行文中还看到,我的博文虽然一般只有几百点击、几十个评论,但网络大字报传导信息的“电阻”,其实并不大。

我对南方人物周刊的《顾准百年》的总评两句话:一个“百年杂碎拼盘”;一个夹带私货的假纪念。

具体一点:南方人物周刊,一没长进,二没出息,第三没有文德一如既往,第四,顾准对“市场教”没有用了,你们马上就来动手挖坑了——百年大坑。

作为这么多年的热点,带动出无数的历史材料,南方人物本可以理出更清楚的脉络、本可以做一个更接近真相的人物百年,如果真心对历史负责的话;而且,切割了吴敬琏之后,文章应该做得更好!结果却是正相反。

拉着不走打着倒退——这是为什么呢?我还没有搞懂。

 把题记也记在这里: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取自《诗经·郑风·风雨》。紧接着两句是:“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以后再说。

切割之外,全文中提到吴敬琏的文字共有两处。

一、极左?

第一处提到吴敬琏的事情,是关于顾准在三反中被免职的,吴敬琏回忆顾准在文革中同他【分享】了这样的认识:这是被个别人挟嫌报复(P30)。徐记者在27页又这样写道:顾准自己“一直认为…主要是因为在税收问题上与中央财经委员会有矛盾冲突所致”。

这是个历史事件,证据足够充分。不过在徐记者这里,历史会变性,也会变色!纸笔会说话,这样问题就大了。

当时还在打朝鲜战争,打仗要花钱;上海一地的税收占全国财政收入30%以上!中央给上海的税收任务加码、必须完成;顾准了解,上海的工商企业账目比较规范,上海税务局的对策是依靠店员工会,拿到资本家的真帐,依率计征,轻税重罚。

顺便说一句,当时共产党按共同纲领的精神,用高税重罚的办法,几年内把那些不可一世的外国资本从上海滩全部撵走了,不过对民族资本采取的是保护政策。“中财委”,指的是中财委主任薄一波,他和另外一些人主张搞民主评议,也就是群众运动、税负摊派。

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争执,竟然会闹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说过三个字“直在顾”——直,是“是非曲直”的直。陈毅市长对他的这个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有过一个四字评价:长袖善舞。

这些描绘脉络的史料,百年之际却都无影无踪了!

历史不走直线。从时间顺序看,顾准和顶头上级争执的结果,就是被直接拿下。连个党内处分的决定都没有。顾准两次要求复查(1954年、1955年)无果,1979年我们提出改正错误处分的要求,结果只是确认了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处分决定!关于处分的文件?不存在。所以改正错误处分的要求,连个切入点都没有,难道可以拿上海市的报纸新闻做依据吗?

出乎我意料的是:徐记者随后用倒叙手法,接连举出三个证据,证明顾准三反被撤职是由于他“极左”。

第一个证据来自竺可桢,在1952年撤职的5年之后,竺可桢顾准二人在1957年有过工作关系(同在中苏合建黑龙江水电站勘察组),他“听说”,顾准是“走左倾路线”,他对顾准的评价是“自由主义太重,主观深”。

首先,对历史事件用名人的“听说”当证明是非常不严肃的。下面徐记者又拿了不能当佐证的两条信息当佐证用,来确证这个“听说”和评论。第一个信息是:顾准撤职3天后,薄一波给毛主席和中央的简报说:“上海少数同志[如顾准]有趁此机会把大资本家而且是比较靠拢我们的大资本家……一齐打掉实行‘社会主义’的想头”——这,不就是无中生有、挟嫌报复的证明吗?薄一波简报发出7天后,潘汉年(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在某个报告中“提到顾准被撤职是因为他执行政策‘过左’”。

这样,顾准由于“左倾”和“过左”被撤职,是正当的,甚至是咎由自取——就这么让徐记者轻而易举地坐实了——好一个百年纪念!

下面还有更加恶毒的内容:“上海市委机关流传几则关于顾准的传闻”,什么“三年做市长,五年做总理”!

你们能把60多年前的“流言”加了引号摆在台上,却不予明辨,轻飘飘地说一句“对他的风评和处境可知一二”,——你们,不是在玩历史创新吧?!后面的“盆景乔木”一说,是确有实据的,难道还不能说明,“三年市长五年总理”明摆着是谣言?你们要做百年杂碎拼盘,少了这句“流言”,换个别的佐料,难道就做不成了吗?是的!

吴敬琏曾经把顾准涂抹成市场教的圣人,现在市场教不行时了,吴敬琏也婉拒了,你们就要把他“还原”成极左了?

这哪里是什么百年纪念。一百年,全都白过了!!

事实是:这流言“传闻”是有出处的,但出处不在顾准的脑子里或嘴里!“他那本事还不得当个副总理”,是“有人”说的,这个人这件事,在历史上是有注脚的,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装X?顾准是一个书生、一个“没有学历的学者”,在当时群英荟萃的革命队伍里,他有一点书生的狂和傲,但他绝不狂妄,而且他从来没有狂妄过!

其实,他连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都不肯当。那个年代的人,用你们的心是无法理解的。被污水泼了几十年的姑父施义之,他倒台前最后想去的地方,是宁夏的固原地区,他想当的官,是地委书记,而他的级别,是副部(军)级!

二:因果

徐记者第二处引用吴敬琏,在第33页上。

我们再一次回到了1974年11月16日。顾准已经喀血多日,卧病在床,经济所领导人(?)要顾准签字认错,签字就摘右派帽子,不签字就不摘——这不是等于告诉我们,“摘帽子”的权力就握在经济所某领导人的手里吗?

紧接着,就是吴敬琏和南方人物周刊一伙手中最有分量的史实、也是最触及灵魂的一幕:顾准流着泪、违心地签了字,“并对骆耕漠吴敬琏说:这是奇耻大辱”。

这是一把锋利无比的杀手锏——子女不肯相见(原因),令顾准蒙受了前所未有的、甚至也许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奇耻大辱(结果)!

我要反问一句:既然,据说经济所的人,全体一致同意给他摘帽——那么为什么一定要逼迫他签字?权力不就是在你们(或者你们中的某人)手里吗?他在经济所18年,他最后的岁月在你们中间度过,据说,你们了解他,同情他,并且钦佩他(“奇人”),甚至在学业和学术上天天受益于他——我要特别强调:去请教和受益的绝对不是仅吴敬琏一人,而是很多的人,为什么最后还要逼迫他签这个字?他所受的伤害、他的眼泪,你们怎么全都能看得下去?请不要推脱,说那是在文革时期——是的!

文革触及了所有人的灵魂,为什么就不触及你们,还有你吴敬琏的灵魂?是你太滑头躲得远,还是根本就没有灵魂?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一下?

你们的双手,特别是吴敬琏,你的双手,在做了这件事以后,难道还能算是干干净净的,没有血?他蒙受的奇耻大辱,没有你们的贡献?他在经济所长达18年的经历,有几天是不受压制和打击的日子?在政治和学术上对他的无尽期的打击和压制,难道是子女的所做所为?!

我已经写过、徐记者也引用了:“我们确实是做错了事,悔恨不及。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资格不原谅我们,他是孙冶方...”更关键的话被徐记者隐去“而不是吴敬琏。”下面还有:孙冶方说了“我原谅你们。”时间在1978年。

是我们一直不能原谅自己。我们从没有停止过反思,也从不敢忘记继承父母的高贵精神,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清白做人。徐记者引述的我的博文《切割二》里也说了,我们五人对自己应负全责的后半生,都做到了问心无愧——这本是属于私人的事情,再说也不是罕见的孤案,所以我家的故事才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只不过,上天要把它做到极致,以警示后人。

吴敬琏带头一而再、再而三地倒果为因,老调重弹,主流媒体各种平台也再三再四地跟着吹拉弹唱……我们五人已经全都到了退休年龄,我们都为自己的后半生交了合格卷,你们,还没有玩够?这就是主流大学者的风范?南方人物周刊,你家的平台这是在给大学者脸上贴金,还是给他抹花脸?

切割,可不敢只是做表面上的文章!这,到底是个什么百年纪念?

几十年来,你们(包括很多其他媒体以及易中天之类大嘴)隔三差五就会手发痒,非要把一个刚封口的伤再割开给人看,这样做,很爽吗?你们真的以为,广大读者会没完没了地欣赏一个旧闻?再说,你们真以为这样就能把我们的嘴封住?

主流媒体如此无聊低级,在今日当个读者,也只能忍着学会见怪不怪啦。贵刊干过比这更阴损的缺德事——徐记者写道:“2011年,本刊记者曾经采访过高粱。”

是的。那位记者叫彭淑,为了做那篇采访,她多次来纠缠我,直到我厌烦。高粱跟她说好,不谈家事,OK采访中没有谈,给被采访人看过并认可的采访稿,的确是没有谈家事!然而正式发表的稿件中,竟有1/3的篇幅,是被彭记者插进去的家事!网络版贴出后,据说半天点击量过十万,评论数千,回应热烈,大多数评论是同被访者的立场一样,挑战“南方”和市场教主流的。

于是,南方人物的网站当日就删除评论,只留了几十,点击量也修改为六百多并固定不变了——这就是我当天晚间打开“南人”网站时所见。事过四年,我再评论一次:大媒体耍流氓,的确是很流氓的。今年这一次《顾准百年》你们再次耍流氓,而且是变本加厉的更加流氓。

回到“因果”。历史是连续的和有脉络的,切断历史、玩弄历史虚无主义,为我所不齿。问题不是在于“右派帽子”吗?不是在于“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吗?那么借此百年之机,我们彻底说个明白。

因果!——顾准二度当右派,“百年”里讲的差不多,只是不会去提四清工作组里也有吴敬琏。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的事,在我视野中,从没有见人提起过。那我就请大家一起来看人民日报1966年8月12日第五版。通栏标题是《把孙冶方暴露在照妖镜下》,选自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大字报若干篇;(1)“孙冶方招降纳叛的罪行”——招的就是顾准和林里夫;(2)“最大的‘利润迷’”(如此刻薄的用语!

)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如何运行的学术探讨——是的,那是真正的学术探讨。

这是一张49年前的大字报。作者是谁?向人民日报提供它的人,又是谁?不需要等明年,文革50周年的时候,再说出来吧?登上人民日报,意味着归入正统和获得权威性,等于孙冶方等三人被政治定性。孙冶方在文革中被正式关押了7年还零几天。

他是一个乐观而宽厚的人。在他领导下的经济研究所(1956-1964),被认为是学术风气最好、最民主、最激励青年人的时代,直到今天有口皆碑。吴敬琏1954年来所,到1966年时已经12年。

我重提此事不是算私人账。三位当事人物都辞世已久:顾准1974,孙冶方1983,林里夫2001,此事的连带后果都已经定格成无法重写的历史了。

我要的东西很简单:还原历史,忠于逻辑。特别是因为主流媒体如《南方人物周刊》竟然会借着百年纪念的机会,公然涂抹历史、挖百年大坑:如果今天还不能说清楚,以后还能说清楚吗?

我要的东西很简单——讲道理,辨是非。因为非如此不能警示后人。 

的的确确,文革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对于从那场风暴中走过来的学者知识分子,尤其如此。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应该从这场政治大风暴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呢?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难道不就是“怎样做人”吗?对此我们自己日夜反思40多年;同为过来人的人——与顾准同代的人、与他相处过的人,也都应该彻底反思吧?看看40~50年后的今天,我们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或者说知识分子整体,到底有些什么长进?大家都来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