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 宋彬彬“名字的烦恼”折射的大历史

宋彬彬宣读《我的道歉与感谢》时,不断哽咽、泪流满面。而刘进(曾任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学代会”主席)道歉发言时亦是如此。

1月1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简称师大女附中),50多人参加的“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举行见面会的会议室里,矗立着3年前立起的老校长卞仲耘的塑像。

作为第一个被打死的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卞仲耘一直是师大女附中乃至“文革”史上一个难以愈合的伤疤。而作为“文革”时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一个代表,宋彬彬的道歉尤为瞩目。她说,她一直都不曾拥有“宋要武”这个名字。

在其67年的人生道路上,宋彬彬、“宋要武”、宋岩代表了三个不同的人生阶段,也构成一个轮回,或将逐渐拨开47年前的一段“公案”迷雾。

上将之女

这并非宋彬彬第一次道歉和反思。在2012年初,她在某网站发表了《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甚至更早以前,宋彬彬已开始对大众敞开心扉,谈及往事。

宋彬彬为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生于1947年。1960年,她进入师大女附中。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次日,师大女附中的刘进听到了广播里播放的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特别激动”。

她立刻找到了同学马德秀以及住校的宋彬彬,一起署名发表了师大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被认为是该校“文革”的开始。两天后,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在工作组的主持下,师大女附中成立了“革命师生代表会”,刘进担任学代会主席,宋彬彬为4名副主席之一。

工作组以揭发批判为主,“不准打人”。但革命的大潮非计划般控制。6月17日,师大女附中就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卞仲耘随后也遭受了批斗。

随后不久,工作组被撤销,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在7月30日撤出学校。作为“保工作组派”的宋彬彬陷入了苦闷。

此后几天,一直到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那一天,宋彬彬所在的保工作组派每天在办公室里“反思”,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随后传来了卞仲耘被打的消息。刘进、宋彬彬等“阻止不力、反应迟缓”,卞在被送入医院后不久去世。

卞校长之死,让刘进、宋彬彬等人慌了。向北京市委汇报过之后,她们坐了一夜,没有合眼。

而高层的形势发展更是她们当时所无法预判的。1966年8月16日,中央决定召开百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师大女附中接到参会通知后,就开始组织积极分子在大礼堂赶制装备。

城楼上

8月18日凌晨3点多,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在领队刘进的带领下前往天安门。那一天,毛泽东凌晨5点就上了天安门城楼。

参加过当日接见红卫兵的指挥所参谋张辉灿曾撰文回忆说,当日天安门城楼上有些冷清。为打破这种气氛的冷清,周恩来提议组织1500名红卫兵代表上城楼,各校分配名额。

师大女附中分到40个名额。宋彬彬挑选了40个学生,出发点名时,因多出一个,第41个学生没有上去,当场就哭了。

据张辉灿回忆,周恩来将红卫兵分成两个方队,并轮流指挥她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等歌曲。随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接见了这1500名红卫兵代表。

红卫兵代表们纷纷拥向前,要求领袖签名,有些代表开始给领导人戴袖章。得到允许后,宋彬彬上前为领导人戴袖章。于是,历史在那一刻定格:宋彬彬为毛泽东戴上了那个毛边红条、印着黑色的“红卫兵”字样的袖章。

毛泽东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啊?”她说叫宋彬彬。毛泽东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说是。毛泽东又说:“要武嘛。”

毛泽东爱开玩笑,宋彬彬以为这是一句玩笑话,没觉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宋要武”

登上城楼,为领袖亲手戴上红袖章,宋彬彬被很多人羡慕。回到学校后,很多人和她握手,还有人开玩笑:“彬彬,你以后就改名叫要武吧!”宋彬彬说,那是毛主席说的,她不配。

《光明日报》的一位男记者前来采访宋彬彬。宋彬彬回忆说,当她把主席说的那两句话告诉记者后,记者让她写下来,她觉得没啥可写的,就不写。

出乎宋彬彬意料的是,《光明日报》在8月20日刊发了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为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文中对“要武嘛”三个字大加阐述。“这哪是我能写出来的?”40多年后,宋彬彬撰文回忆说。她说曾经试图找过那个记者,但一直没有结果。

《人民日报》在8月21日转载了该文。从此,“宋要武”在全国传开,“我是百口莫辩,再说什么都没人信了。”宋彬彬说。

寄给师大女附中“宋要武”的信件雪片般飞来,宋彬彬认为那不是寄给自己的,“很多很多信,从来没有拆过”。也有一些人慕名找到“宋要武”,失望地说:“你怎么是这样啊?一点儿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

改名“宋岩”

天安门城楼接见后,名字给宋彬彬带来了很大的烦恼。“宋要武”她不想要,宋彬彬这个名字也不要了。一个同学随手翻开字典,手指一个“岩”字,就“宋岩”吧。

此后,她一直用这个名字工作和生活。这个名字很少被人记起,而40多年来,宋彬彬说,一直存在两个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

事实上,属于宋彬彬的“风光”,仅限于城楼上那一刻。随后不久,邓小平被打倒,宋任穷被打为东北最大的“走资派”。作为东北一号“走资派”的女儿,宋彬彬深陷困境。次年4月,她与母亲一起被押到沈阳,母亲被批斗,她则被软禁。

1969年初冬,宋彬彬偷跑到内蒙古牧区,投奔早先已经“上山下乡”的同学。她人未到,“宋要武”要杀人放火的谣言已经四起。没有户口、没有安置费、没有口粮的宋彬彬被一些北京知青收留。

3年后,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宋要武”这个名字带来的是阻力,一位金老师力保她进入长春地质学院,但又受到“四人帮”在东北的亲信施加的压力。

从此,宋彬彬一心只想平静生活,只和岩石、空气、数据打交道,“不经商不从政,不想出名不想升迁。”她曾经对刘进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刘进问她为什么,宋说,猪壮了就该被杀了。

1980年代,宋彬彬赴美读书,1989年成为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和大气系第一位大陆女博士。随后,她留美工作。

试图远离尘嚣,但城楼上那一刻带来的影响如影随形。“树欲静而风不止”,宋彬彬回忆说,2002年,因一篇论文将她和卞仲耘之死联系在一起时,她不能再沉默了。经过调解,该文章的负责人在美国一家学术刊物上公开向宋彬彬道歉。

道歉与反思

宋彬彬们对于“文革”和“八五事件”的道歉和反思,大约始于10年前。刘进和校友叶维丽从2002年开始,从不同切入口调查“八五事件”。宋彬彬在2003年回国定居,也一起参与了“文革”初及“八五事件”的调查。

到了2008年,调查进入系统取证和研究的过程,其中有120多位师生提供了当年的日记、笔记、证言和回忆。

去年下半年,陈小鲁为“文革”道歉,成为一个催化剂。刘进、宋彬彬等人也认为,希望让更多人知道真相。在他们参与的“五人谈话会”中,叶维丽认为,在卞案中,“我们面临的问题,远比揪出几个‘凶手’更为复杂。”

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宋彬彬说:“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整个‘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