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将军 金如柏将军 少将金一南之父

金如柏同志不幸去世了,想起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我们这些同他一道从雪山草地里走过来的老战友,感到十分钦佩和怀念。    金如柏同志是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老同志,经历了历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考验,具有许多可贵的品质。

一九三三年,他就当了红军的团政委,率领部队活跃于江西永(丰)吉(水)和新(淦)峡(江)地区,打击敌人,保卫湘赣苏区。但是,革命者的命运常常是坎坷的。

一九三一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了全党。一九三四年初,蒋军主力在解决了福建事变以后开赴江西,妄图吃掉在苏区边缘的几个红军独立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金如柏同志奉命率领部队跳出新淦地区,在周围打游击,事后竟因此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撤掉了团政委职务。

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犯了所谓“右倾”错误的,一律不准再做政治工作。但是,任弼时同志保护了他。任弼时同志说,金如柏同志在政治上是坚定的,在艰难的情况下,他未丢一人一枪把部队带到了湘赣。

于是仍分配他到湘赣军区政治部工作。然而,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不久,又被一后来叛变了革命的领导反诬为“政治动摇”,取消他做政治工作的资格,送往红军学校去当文书。

应当说,这次打击是很沉重的,意志薄弱的人,往往会在这种被冤屈的情况下,消沉下去,甚至动摇。但是金如柏同志经受了这种考验,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只要让我革命,什么都可以忍受”。当时,他患脱肛症,身体瘦弱,行动困难,但是,他咬着牙,一声不吭,照样行军打仗。

后来,红军学校受命去井冈山大小井担任警戒。他拄根拐根,跟着队伍艰难地爬上山头,露宿竹林。当时,正值敌人第五次“围剿”,部队粮食缺乏,每天只靠挖竹笋、摘杨梅充饥。

有时弄到一点米,煮一点稀粥,每人也只能分到三、五汤匙,常常饿的两腿发软,他却没有半句怨言,一直忍着病痛在山头坚持。一九三四年八月,中央决定在湘鄂赣苏区的红十六军组成红六军团突围西征。

金如柏同志被分配到一个机枪连帮助工作。突围路上,天天行军打仗,路途艰难。这给金如柏同志带来了很大困难。痔疮经常流血不止,有时痛的连路也走不了,可是,他还负责扛一挺马克沁重机枪的枪身,打起仗来还经常留在最后负责掩护,其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在整个西征路上,他从未掉队。后来,金如柏同志回忆说:“这段时间是我当红军以来最艰难的一段,不过,也受到了难得的锻炼”。    二、六军团在贵州东部会师以后,第三次“左”倾路线停止执行,不久,金如柏同志便被调往二军团六师政治部去当宣传科长了。

红二方面军成立以后,他被任命为红二方面军宣传部长。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贺龙、关向应同志奉命率八路军一二零师开赴晋西北管涔山区,在同蒲路北段开展游击战争。

这年冬天,金如柏同志受组织委派,去保德、岢岚等地动员群众,扩大八路军。八路军刚到晋西北,群众对我们不甚了解。

他带了二、三个工作人员,冒着高原的严寒,深入群众,宣传我军抗日主张,动员青年参军。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在短短二个多月时间里,就从这样两个人口稀少的地区先后动员了近一千名青年参加八路军。当他把第二批参军青年带到岢岚县以后,终因劳累过度病到了。

   一九三八年夏,贺龙、关向方应率一二零师主力挺进冀中,此时,正值日寇对冀中平原实施第三次“围剿”,形势十分紧张,部队作战频繁,经常转移。

当时金如柏同志在七一六团任政治处主任,后来接任团政委。七一六团是一二零师的主力团,由于不断作战,伤亡较多;部队从山区到平原,又遇到不少新问题,加上,冀中地区情况复杂,因此政治工作任务显得特别繁重。

金如柏同志患病初愈,从晋西北到冀中的一个多月连续行军中,已将他拖的十分虚弱,凭着这样的身体,要坚持流动性很大的平原游击战争,确非易事。然而,在冀中的九个多月的战斗中,金如柏同志不仅频频参加战斗,而且用全部精力去做好政治工作。

我们常常看见他出入于连队之中,一边战斗,一边做政治工作。部队宿营,人们就劝他注意休息。他却风趣地说:“大敌当前,任务繁重,休息两字只好放在后边了”。在冀中平原,他参加了诸如曹家庄、大曹村、黑马张庄、齐会等所有重大战斗。

这些战斗的胜利,有利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鼓舞了冀中抗日军民的必胜信心。作战中,金如柏同志身先士卒,英勇顽强,全团同志对他都很钦佩。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二零师返回晋察冀边区,参加了五天五夜的陈庄战斗后,金如柏同志便被调任为旅政治部主任了。

   金如柏同志是一个组织纪律性很强、能上能下的好同志。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晋绥军区独立第三旅政治委员,后来组织上让他到后方去搞学校,他无条件的服从了,而且工作的很好。

一九五零年随贺龙同志入川,到达成都以后,又把组建一个空军予科总队的任务交给了他。金如柏同志东跑西颠,把一些班干部组织起来,克服许多困难,很快按领导的要求把学校建起来了。

没有校舍和训练场地,他带头率领全体同志冒着风风雨雨劳动建校;教员不够,他亲自兼课,主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这样,在很短时间内,予科总队就收生开课了。金如柏同志就是这样一个摆到哪里就在哪踏实工作的共产党员。

   我们许多熟悉金如柏同志们的人,都十分称赞他那种凡事注意调查研究、亲自动手的作风。一九五一年,他被调往去云南边疆,担任军政委兼滇南工委书记。

临去的时候,当时主持西南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找他谈话,指示他要认真学习和掌握党的民族政策,充分调查研究,了解敌情、民情,做好滇南地方工作,以造成一个巩固的边防。他一到滇南,立即深入各县,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亲自动手制定滇南工委工作计划。

当时,边境地区情况十分复杂,工作任务极为繁重,摆在他面前的,就有反霸斗争、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修筑公路以及民族工作等。每项工作一开展,他总是深入农村边寨,了解情况,亲自抓点,指导全面。

反霸斗争和土地改革中,他几乎一直蹲在下面抓典型、总结经验、掌握政策、推动工作发展。在军部和工委机关很少能见到他。为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巩固边防,滇南要修筑几条公路。

金如柏同志在负责领导修筑个旧至金平的国防公路时,深入工地现场,同干部、工人同吃同劳动,及时掌握情况,纠正施工中的一些不正确做法,总结成功经验,使这段原来施工问题比较多的公路进展很顺利,受到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的表扬。

此后,他的职务不断变化,但是这种好作风却从未改变。在昆明军区担任第二政委时,他跑遍了边防部队,调查了解边防工作的问题,及时给予解决;在机关里,也经常出入于各部门之间,和同志们商量问题,研究情况,平易近人,谦虚谨慎,在军区机关很有威信。

后来调到北京任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就更加注意调查研究了。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及时纠正了一些冤错案件。“十年动乱”中,遭诬陷迫害,身陷囹圄,经常挨打,受尽折磨,体重由一百三十五斤下降为八十七斤,但他决不屈服,坚持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恢复工作以后,将个人委屈丢在一边,思想解放,大胆负责,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可贵品质。

一九七七年到炮兵担任政委以后,每天,总是很早就去上班,有的同志说:“你身体不好,可以在家里办公嘛。

何必跑这么远的路。”他严肃的说:“上班,就要到办公室,不然不叫上班。那两个反党集团耽误了我们多少时间,现在恢复了工作,不抓紧不行啊!

”在炮兵,他不顾年事已高,抓紧时间到到所属单位去调查研究。有些重大问题,尤其是有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例如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都是亲自来抓。有的同志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对三中全会以来在各项工作中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很理解、缺乏认识,他就利用会议和个别谈话的机会,还用自己在一九四二年所谓“抢救运动”中执行“左”的错误指示的反面经验,反复向这些同志说明“左”的思想对革命工作的危害,教育大家积极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凡是由他讲话、作报告,从来都坚持亲自动手写讲话稿,不要别人起草。有一次,一位同志对他说:“你可以让秘书给你起个草,这样可以减轻点负担。

”他说:“自己要讲自己写,可不能让别人代劳。”    金如柏同志在生活上一直艰苦朴素,不以权谋私,不搞特殊化。对自己的子女、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他到炮兵工作以后,不同意把孩子调到身边来,要孩子服从组织分配,对他照顾一向周到的小林,由于考试不及格,未能提拨为干部,他坚持原则,一切按组织意见处理,不使用手中的权利去干涉。

有一次孩子的爱人把腰摔坏了,晚上十一点钟,自己悄悄地用自行车把爱人驮到积水潭医院,没有提出要公家派给父亲的汽车。

金如柏同志知道后说:“作的对!”事情虽小,却可以窥见其教育子女之一斑。在金如柏同志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共产党人的可贵品质,实在令人尊敬。    金如柏同志为党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了半个世纪,他那种忠诚党的事业的崇高精神将永留人间,激励我们在四化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金如柏将军自传

自 传 1972.9月 0

        前言

        过去从未想过给孩子们交代我的一生,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提高了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搞乱我的历史,以假乱真,混淆黑白,以达不可告人的目的。为此我想把我的历史交代给后代是非常必要的,使孩子们对我的一生有个正确的认识,这就是我写自传的愿望。

    (一)家庭出身

    年少时母亲告诉我,在我曾祖父时,有一年"长毛"造反(现在说应是太平天国革命),家人跑反时带上了一头母猪,回来时生了好些小猪,正是市场小猪涨价(投了机),卖了好些钱,有了钱就买田,几年之后家里就富了。

到我祖父时,每年都要雇一、二个长工,有好多田,又有渔溏好些口,还有一坛茶山。我祖父母也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祖父与我父亲两个全劳力加上雇一、二个长工,每年收入不少,要算我村里第一富人家。

在我出生时,我祖父非常爱我,雇了奶妈带我。可是事隔不久,祖母死了,祖父续娶,生下了儿子。我母亲同继祖母合不来分了家。分了卅石左右的田(二石六斗多等于一亩)、一口渔塘,我父母另起火。我父亲每年自己种田也正好维持我一家生活(我这时有两个姊姊共五人吃饭)。

家庭已由富农分家后过了中农生活。到了我七、八岁时,父亲死了,母亲和两个姊姊都是小脚不能种田,开始把田出租,以后又雇一个长工种。母亲和姊姊纺织,生活虽不如我父亲在时好,可也勉强能维持下去。

过了几年,大姐出嫁了,吃饭人少了一口,田又出租我叔父种,收点租,粮食可维持,母亲和二姊纺织赚些钱买菜和油、盐等。一个中农又成了一个小土地出租者了。

      (二)成份     从很小的时候,我在村里办的一个私塾读书。父亲死后,我就住在家里(后经我姊说是因病)。到了十岁那年(这时我已记事了),母亲送我到表姑家去住,因为我表哥教私塾,不化学费在那里读书。

哪知好景不长,没读完一年,我表哥死了,我又回家闲住。村里人劝我祖父出钱我读书,祖父发了善心,把我送到汤乾条(劣绅)办的私塾去读书,后来这个私塾改为学校,我也就随着住了新式学校。

我祖父供到我上高小三年级时不给钱了,母亲借债给我读完了最后一年,这到了一九二五年冬。毕业后村同族金肇兄介绍到六都(啥下)王子山老财办的小学当教员,这是一九二六年下半年的事情。

正好这一年北伐军到了永丰县里闹起革命,王子山是土豪劣绅被打,学校也就提前放了寒假。我就回家办农协。二七年秋革命失败后,于二八年在家种田,直至三0年六月当红军。故我认为我的出身是农民(种了二年半田),以经济地位讲是贫农。

       注:一九二六年实在只当了半年小学教员,因记忆有错,过去一直说是当了全年教员。特别是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在延安写自传时,还错写了这一年是在两个地方两个学校,以致文化大革命时被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把这一年颠倒到二八年、二九年两个半年,而我历来交待二八、二九两年在家种田。

我在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三日有个书面向二办答复。

    (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九0九年(春节第一天)我出生于一个世代农家,我受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只能是一些封建道德思想,我所听到"皇帝"就是"真命天子",什么人生都是"天命"等等。

直到高小读书时,特别最后一年受到吉安毕业的教员和同村的金飚美一些影响,才懂得一些国家大事。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我也同学校一道上街游行,进一步懂得一些什么列强欺压中国, 中国是个"睡狮"等等。

这时已经有了一点民族思想。     这年冬天我毕业回家了,吉安读书的学生也放假回来,我与本村金飚美接触,他介绍我加入了他们办的恩江学会,我又在学会中接受了一些新思想,看了学会办的油印小报反对高利贷,反对如年仔、油年仔(永丰有个人对穷人最重的剥削),我也联系到我家欠债付利(因我结婚欠了好些债),才懂得了什么叫剥削。

这时又有点民主思想。到一九二六年暑假时他们又回来了,我也参加了学会一些活动,进一步受到一些教育,"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还有什么反对"贪官污吏"等给我思想都有启示。

    一九二六年冬天我办了乡农协,与县里(县农协是党部)有些关系,开开会、听听讲话;又看看"向导"报、"中国青年"等刊物,他们还给了我一本马克思主义浅说我看,这又给我思想 上很大帮助,所以我办农协也劲头大,带领农民队搞禁烟(鸦片烟)、禁睹;去捉拿县里大劣绅刘协济;到别村去宣传组织农协(此时又当了县农协宣传员)。

县里西山会议派以孙思努为首的发动"三七"事变时,我坚决站到革命派一边。

不久,革命失败,县里革命派撤出城前我又参加了县农卫军,到了荇田农卫军解散各人自逃,我得了二、三元钱同艾宏馍(他也参加农卫军)一同跑到我姨娘家(山上一个独立茅房)住了一个多月,商议回家拿路费去找革命。

在一个深夜,我回到家里,被我祖父发觉,天刚明就去报告大土豪劣绅刘协济。我母亲天明叫我走,我走到表哥家藏起来,可不久,刘协济狗腿子两个就来了,把我捆到刘协济店里的后房,吊到柱子上打,我母亲吓得要死(那时正是大捉大杀革命者的时候),托人说情化了一百多元白洋,把我赎回来了,当日晚饭后母亲接我回了家,从此在家闲住。

       一九二八年听母亲劝,我在家种田,而思想不在种田上。

二八年两次游击队攻城,我都想到革命会很快到来。这时是等人打下县城我再革命。但县城却没打下,到二九年连打县城都没有,自己斗争很激烈,要革命就得丢家(这时我家有母、老婆、孩子),这时我主要对母亲有留念(我走后家一定会完)。

可怜我母亲从小养大我这个孤子来靠养老的。不参加革命嘛,留家经济上没出路(已欠三百元左右的债),特别政治上受冷气。好心肠人对我说"农会再搞不得,死心种田吧";坏人见到你说"你不是办农会嘛?为啥不办?";还有说"你不知道天高地厚,黄鼠狼想吃天鹅肉!

"。这真气人,又不敢对抗,受冷气。在这种情况下促使我非革命不可,二九年我就下定了决心丢家革命,当红军去。       一九三0 年春节前夕,红四军一个纵队打下了城。

旧历正月初一,我瞒着家人,回避村人,从小路进城去找红军,到城门见到红四军政治部招学生广告,指定到纵队政治部报名(地址县衙门),我照着布告就去到政治部,当即见到政治部主任杨岳彬、秘书长曾日三,说明了我当红军情况,也告知了我家情况留下了地址,要求走时派人叫我。

可是事不巧,红军半夜撤出了城,没有来找我。我只好继续在家种田(更没有思想种田了)。但总想红军还会来的,决不动摇。

    我的这种思想而产生的坚定决心,并不是由于我的马列主义觉悟(当然一些朴素的的阶级思想是有萌芽的),而主要因我家庭经济无出路,日子一天天的贫困下去(到我当红军前已欠债有三百元左右,等于我家产一大半)每年到年冬就得借债。政治上受到歧视。这时我也能想一些问题,特别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更促成我多思考,已再不象过去一样的糊涂过日子。随着年岁的增大,想得就来越愈多了。所以我当红军决不是出于一时的狂热,或是为了赶时髦,而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的。不然象我这样的家是不容易离开的。

    在叛国罪魁林彪的"怀疑一切"、"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极"左"思潮下,一些人专找阴暗角落的材料,可是那些牛鬼蛇神、妖魅鬼怪、乌龟王八跑出来了。     一曰,金如柏一九二八年下半年永丰大恶霸靖卫团总王子生请去当了半年教员(我二六年在他办的小学当教员是真的,那时只知他是老财,也不懂得他是大恶霸,也没有当靖卫团总,因革命还未到,阵线不分明)。      二曰,金如柏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在八都松江大恶霸苏来厚办的小学当教员半年(我在家时不但没去过松江,就连苏来厚这狗名字也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