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友三宋哲元 宋哲元将军的三把佩刀

宋哲元是西北军的五虎上将,曾统率过九个军十八个师的十余万大军战斗于大江南北。1930年上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失败,西北军被打垮,冯玉祥将军下野,宋哲元收容残兵败将避居山西一隅,靠阎锡山每月所发16万元晋钞度日。

由于经济困难,官兵一律不发饷,仅供伙食而已。不久又一批将领接受蒋介石招降,拉走了一部分队伍,使西北军的军心涣散,宋哲元不忍心众弟兄失散,更不肯接受蒋介石招降,乃通过高级参谋箫振瀛(东北人)的关系找到了张学良(张学良此时已实行了东北易帜与南京政府合作,就任中国海陆空军副司令),张学良对于宋哲元指挥十几万大军作战的才能早有耳闻,今见宋向自己方面靠拢决不能拒之于外,为此赴南京面见蒋介石,筹商北方军事善后问题,蒋亦考虑到这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若使之成为脱缰之马,流入社会将不可收拾,为此,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决定由张学良负责改编北方军队(主要是阎锡山的晋军和冯玉祥西北军),在西北军所留下的诸多将领中以宋哲元的资望最高,所剩嫡系部队最多,因此决定将全部残余山西约五万人缩编成一个军,任命宋哲元为军长,下辖两个师(冯冶安、张自忠为师长),只给一万五千人的编制,此条件虽然苛刻,但由于宋哲元对张学良的“团结统一、共同抗日”主张十分钦佩,仍同意接受改编,他于1930年12月18日应召抵津,面谒张学良,接受了张学良所颁委任状,所部按东北军番号为陆军第3军(后改为全国统一番号第29军)。

张学良将铸有“张学良赠”的一把特制纯钢将军指挥刀面授宋哲元。

宋哲元接受此刀表示接受了张学良领导,参加了国家统一行列。这把刀刀壳雕花极美,始终珍藏于宋府,1985年由家人捐献给北京军事博物馆,现摆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的抗日馆中。

第二把刀是宋哲元在西北军升任五虎上将担任西路军总司令指挥十几万兵马作战时冯玉祥授予的指挥刀,此刀纯钢所制,刀刃锋利,削铁如泥,每遇战争宋将军喜欢骑马高举指挥刀率军冲剌,这把指挥刀为西北军立了汗马功劳。西北军缩编为29军后,为拒绝蒋介石将29军南调攻打红军,他喊出了“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而将指挥刀封存,以示不打内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吞我东三省之后,宋哲元高举指挥刀,喊出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

1933年3月日军侵占我长城喜峰口时,宋哲元被任命为第三军团总指挥,就用这把指挥刀率部歼灭日寇6000余人,取得日本侵华以来抗日战争的第一次胜利。这把长期在宋哲元身边的指挥刀,在1984年由家人捐赠给北京芦沟桥抗日纪念馆,现在是该馆展所中的重点文物。

第三把刀是喜峰口作战的战士所用,当时虽已处于30年代,面对机枪、大炮坦克装备的日本兵,29军士兵却仍背着毛瑟枪、三八式和汉阳造。枪械旧而复杂,弹药补充困难,有的已无杀伤力,只能背着做样子,为此宋哲元保留了西北军时沿用的大刀,再配上手榴弹,以增强杀伤力。

1933年2月16日宋哲元接到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张学良命令;29军开赴平东蓟县、宝坻、香河一带驻防,并准备3月开赴喜峰口、罗文峪二线。但3月9日日军已占领长城喜峰口,情况紧急,宋哲元任命赵登禹旅长为喜峰口作战前敌总指挥,他率战士急行军,以一昼夜140里速度行抵长城,先组成500人的大刀敢死队向上硬拼,由于敌人武器精良,敢死队员全部阵亡。

随后总结经验,扬长避短,采用了近战夜战,夜袭方法,发挥了手榴弹大刀片的威力。

经过激烈的肉搏血战,终于将被日军占领的喜峰口夺回。在战斗中过家芳连长缴获了日本的军事地图和机要文件,从而得知日军要从我军防线最薄弱的地方罗文峪突入北平(今北京),宋哲元及时调刘汝明师防守罗文峪,痛歼来犯来敌,喜峰口、罗文峪之胜利,保住了唐山、天津和古都北平,而日本侵略者不仅伤亡惨重,还被我军缴获了轻便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1门、机枪36架、日皇御赐军旗4面等等。

这是自“九·一八”日本侵占我东三省以来,中国军队抗击日寇的一次重大胜利。

当时举国欢庆,宋哲元、赵登禹等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抗日英雄。但此战却引起国民政府某些高级将领怀疑:“就凭一支以手榴弹大刀片为主的军队怎能战胜有大炮坦克配备的日本兵”?随之有些报纸亦发出疑问,为此宋哲元在喜峰口召开中外记者现场会,请他们看看尸横遍野的日本兵和所缴获的日本大炮、坦克、军事地图和太阳旗,当时到场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美使馆武官鲍尔廷和《上海申报》名记者史良才等一共6人,由29军将领陪同参观并合影留念,宋哲元在现场说明29军将士用鲜血夺回喜峰口的事实。

会后对来访者每人赠送一把带有日兵血迹的大刀。并在刀的皮鞘上亲笔题字“此刀在喜峰口战斗中杀死十余日倭纪念,宋哲元,1933年”。

记者史良才后被蒋介石的特务暗杀,他的刀亦数易其主,后辗转到了收藏家张树柏之手。张树柏又将此刀赠给宋哲元将军的次女宋景宪。宋景宪携刀由香港定居美国,1992年她和丈夫孙湘德将这把刀携至北京,捐赠给北京军事博物馆,使我国的军事史又增加了一个极好的见证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