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庆来与华罗庚 熊庆来•华罗庚•陈景润
1910年11月12日,华罗庚生于江苏金坛。在这位中国杰出的数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他的精神和事迹仍然激励着世人。
尤其是,他以一个初中毕业生而自学成才成为科学巨匠的故事激励了无数的后人!
但能自学成才的人,往往更需要伯乐。这就不能不提熊庆来。
与华罗庚不同,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是科班出身,不仅就学于云南省高等学堂,而且在法国格诺大学、巴黎大学等大学攻读数学,获理科硕士学位。1934年,他用法文撰写的《关于无穷级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发表,获得法国数学界的交口赞誉,并以此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这篇论文中定义的“无穷级函数”,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数”,被载入世界数学史册。回国后,熊庆来在多所大学任教,担任过清华大学教授和系主任、云南大学校长。从1957年开始,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
作为学者,熊庆来潜心研究,不断推出成果。作为教育家,熊庆来不遗余力地发现和培养人才。我国许多科学家,如数学家许宝騄、段学复、庄圻泰,物理学家严济慈、赵忠尧、钱三强、赵九章,化学家柳大纲等都是他的学生。
七十多岁的时候,他仍抱病指导了杨乐和张广厚,这两人后来也成为数学家。尤其是他不拘泥于学历和文凭,发现并培养华罗庚的经历,值得那些只重文凭的人好好反思。那是在1931年,时任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在《科学》杂志上看到了华罗庚的一篇文章,题目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
这篇文章是杨武之教授推荐他看的,文章虽然只有三页,但言简意赅、十分清晰地阐明了“不能成立”的理由,而且文风很好,诚恳而谦逊。
熊庆来非常重视,觉得这位作者不简单,于是四处打听。熊庆来秉承的是中国自古以来惜才爱才的优良传统,这在当时其实并不稀奇。就像陈寅恪在考卷中发现钱伟长是个人才后,便也是迫不及待地想见到这位学生。
但华罗庚的情形显然与钱伟长并不相同,他是个失学青年,虽然上过黄炎培等人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但不久就因为家境贫寒而辍学。他只是凭着刻苦的自学,在数学领域中摸索着前进。
在熊庆来找到华罗庚的时候,华罗庚刚得过一场可怕的伤寒病。全家人到处借钱、典当,想尽办法为他求医看病,又幸得妻子日夜精心照料,使他终于摆脱病魔。即便如此,华罗庚仍落下瘸了一条腿的后遗症,其家境贫寒也是可想而知的。
熊庆来了解到华罗庚的处境,写信约他见面交谈。1931年8月,清华大学,熊庆来热情地接待了满脸病容的华罗庚。交谈中,熊庆来迅速发现了华罗庚的才华和潜力,这是“一匹典型的千里马”呀!熊庆来下决心帮助这位年轻人。
不久,华罗庚被聘担任清华大学算学系办公室助理员,每月工资为四十大洋,并允许他旁听大学的课程,算学系的图书馆也由他管。第二年放暑假,华罗庚回家探亲。临别时,熊庆来害怕华罗庚不回来,特地叮嘱道:“你可一定要回来呀!
别嫌这儿的钱少,以后会给你加的。”其实,华罗庚在家乡累死累活也只能挣到十八大洋。更何况,他能够在清华大学这样的最高学府从事他的数学研究,这是他感到最幸运的事!1933年,清华大学算学系破天荒地聘请只有初中文凭的华罗庚为助教。这自然会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但熊庆来顶住了压力。叶企孙院长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叶企孙说:“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要被资格所限定。”
在一流的学习环境中,在熊庆来教授的着力培养下,华罗庚更加刻苦钻研,展露出更多的才华,受到了包括外籍教授(法国巴黎大学的阿达马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维纳教授)的器重。
1936年夏,在熊庆来等人的支持下,由清华大学推荐,华罗庚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深造。
1937年,在国难当头之际,华罗庚放弃优越的学习条件,没有获得学位便回到祖国。由于他发表过的高水平的文章,西南联大聘请他为数学系主任。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华罗庚白天讲课,晚上在微弱的菜油灯下进行着数学攻坚战,最终写出了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受到了国际数学界的重视,使他进入了世界知名学者的行列。
华罗庚为中国科学界乃至世界科学界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他的学术论文《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被评为中国科学一等奖;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布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王(指王元)方法”;他写出了二百篇学术论文,十部专著,其中八部被翻译成外文,有些已成为数学经典著作;他还撰写了十余部科普作品,为科学普及做出了成绩。
不仅如此,华罗庚还是我国最早把数学理论研究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的科学家,他在全国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简称“双法”),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在华罗庚不断取得成绩的时候,他始终对熊庆来怀着感恩之情。熊庆来是他的伯乐,如果不是熊庆来,华罗庚再有潜力,又能如何?
1969年2月3日,熊庆来不幸去世。由于在“文革”特殊岁月中,熊、华二人均处逆境,无法交往。但是当熊庆来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到华罗庚耳中时,他痛心欲绝,不顾一切地想要见恩师最后一面。熊庆来的遗体已送入火葬场,华罗庚赶到焚化间,在他的恳求下,方得以翻遍遮尸布,见到熊庆来的遗容。1978年,中国科学院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熊庆来教授骨灰安放仪式,华罗庚写《哭迪师》以作悼念。诗文如下:
恶莫恶于除根计,痛莫痛于不敢啼。尸体已入焚化间,谁是?翻遍盖面布,方得见遗容一面,骨架一层皮。往事滚滚来,如实又依稀……往事休提起!且喜今朝四凶殄灭,万方欢喜。党报已有定评,学生已有后起,苟有英灵在,可以安息矣!
难能可贵的是,华罗庚继承了熊庆来惜才爱才的传统,不遗余力、不拘一格地发现和培养人才。他在讲学中经常提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性,并认为:“重人才绝不等于重视文凭,而是重视才能,即重视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文凭只能作参考。
我二十八岁任西南联大教授,三十八岁成为美国的教授,但我并没有博士头衔,是我国学部委员中唯一没有博士头衔的。爱迪生、法拉第也都不是博士。所以,不能只重文凭。我们的教育一定要讲求实效,使学生真正具有真才实学,做到博学多能。
美国人对中国学生的评价是:考试成绩很好,但研究能力差。张光斗同志说:有很多工程科学学位论文是第三流的数学文章。因为学生没有实际经验,只能用数学分析来凑数。要给学生以更多的自由,让他们独立思考。”
他在1985年发表的《要培养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一文中呼吁:培养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我们的教育体制也要改。现在我们的教育体制的弊端是分流不够,只有一条路: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因此,拥挤不堪。这里有科举制的影响。
在封建社会,青年成名三部曲:秀才、举人、进士。这种科举制,只有少数人能上去,多数人只落得悲惨的下场,像孔乙己、范进中了举人,高兴得都疯了。古人说:一登龙门身价十倍。我们要建立新的教育体制,要让它行行出状元,各行各业都有前途,都有奔头,要形成:龙门之下沃野千里。一句话,科学教育要分流,要从实,要培养造就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
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华罗庚能像当年熊庆来赏识培养他一样来对待陈景润。
当华罗庚在1954年认识陈景润时,陈景润的处境也是非常糟糕。这位数学天才性格内向,从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四中当数学老师,却因学生听不懂他讲的课而被退回到原校,在厦大图书馆工作。有一天,华罗庚到厦门大学,偶然间了解到陈景润的情况以及陈正在研究的数学课题,觉得陈景润是个可造之才,便破格将他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亲自指导。
众所周知,在经过艰苦的研究和探索后,陈景润摘取了世界瞩目的数学明珠——在哥德巴赫猜想问题上获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并由此被公认为国际级的数学奇才。
同样,在陈景润获得成功的时候,他也像华罗庚感激熊庆来一样,时刻不忘华罗庚的恩情。这种感情,在华罗庚一度受迫害时更显出其珍贵。
据华罗庚长子华俊东回忆:“‘文革’中,‘四人帮’曾派人做陈景润的工作,要他揭发爸爸(华罗庚)两个问题:一是爸爸剽窃了他的成果,二是爸爸压制年轻人。但陈景润却始终坚持一句话:‘华罗庚从未剽窃过我的研究成果,我是华老的学生。’陈景润对爸爸非常尊敬,在家里,每当电话铃响,只要是陈景润打来的,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是华老的学生陈景润……”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日本东京大学做学术报告。精彩的报告刚刚结束,华罗庚便因心脏病发作倒在了讲台上。
华罗庚逝世的消息传来,陈景润悲痛万分,不停地说:“华老走了,支持我、爱护我的恩师走了……”此时的陈景润久病缠身,连穿衣吃饭都得别人帮助,但他无论如何也要参加恩师的追悼会。追悼会开了四十分钟,陈景润坚持站了四十分钟,他一直不断地哭泣,感念着华老对自己的知遇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