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的子女 章士钊与张恨水的恩恩怨怨
著名通俗小说家张恨水比章士钊小14岁,按常理相差一代,不应产生矛盾。章士钊个性分明,敢作敢为,一直是时代的弄潮儿,经常引起各方面人士的不满。作为新闻报人张恨水也不例外,在小说中把章士钊列为反面典型进行描述。但他们又都是坦荡君子,矛盾是有,但真情仍在。当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打官司时,章士钊又挺身而出。晚年他们相聚在中央文史馆,度过了一段十分愉悦的时光。
章士钊被写入《春明外史》
写于上世纪20年代的《春明外史》,为张恨水早年力作,书中写了许多京城知名人物,也惹来不少麻烦。这部书连载于((世界晚报》,当时读者把它当作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力非常大,不少人花钱买这张报纸,就是为了要知道这版外新闻如何发展,如何结局。
张学良为此书专门找过张恨水。张恨水的儿子张伍曾说:“父亲没想到的是,《春明外史》竟使他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有的还成了几十年的知交,仅举两例。
当((春明外史》在报上连载时,适逢张学良将军在北京,他看了《春明外史》,十分倾倒,非常欣赏父亲的文采,竞自己找到父亲的寓所,做了不速之客,交谈甚欢,后经常来看父亲,再后来便想拉父亲去做官,给他帮忙。
父亲本来厌恶官场,自然不会答应,就开玩笑地说:‘我们本来是朋友,做了官,岂不成了你的僚属。我不是做官的,还是当朋友的好。’后张将军几次敦劝,父亲都不同意,也就作罢。”张伍所说另一例则是因《春明外史》一书促成了一桩婚姻。
而作为当时知名人士的章士钊被张恨水写入《春明外史》,则是另一种情况。书中的金士章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章士钊。张恨水笔下的金士章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正式写金士章之前,作者在第4l回里进行了一番铺垫。作者写道:
这堂下来,是一堂国文课。这教国文的教员,是这里牛校长特聘。牛校长所以特聘,又是金总长推荐的,所以不能不另眼相看。这位教员的国文程度,不能说坏。他是前清的一个老举人,现在又在公府里当清客。
不过他不知道什么叫教授法,在《古文观止》、《文选》、《东莱博议》几部书上选几篇文章出来,叫学校里书记一抄,油印一印,这就算讲义。上堂的时候,也照着讲义念一遍,就算完事。然后对学生说道:“诸位有不懂的,可以来问。
”说毕,端把椅子放在讲台上,默默地坐着。学生真要去问他时,也是不能了解。譬如人家问道:“‘大块假我以文章’,是什么意思?”他就说:“大块者,宇宙也。假者,予也。”说完他一双大眼睛,在大框老花眼镜里,往上一翻,对人说道:“懂了吗?”学生问也是白问。后来念完了,索性由他去坐着。学生呢,看小说的看小说,投稿的写稿子。
刚要出门,顶头遇见一个穿西装的汉子,左手拿着一根溜光的手杖,向地下一戳一戳的走着。右手挽着一个妇人,长裙,短褂,革履,蓬头,打扮似乎姨太太女学生之间。仔细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这一系的主任教员马攀龙先生。
那一个呢当然是师母,不过毕波丽是知道的,马先生并没有太太,家里只有一个寄住的姨侄女杨花女士,这大概就是杨花女士吧?……到了书店里,马攀龙叫伙计把韩昌黎、柳宗元、苏东坡这些人的文集,都搬了出来,一部一部的翻着看,随挑了五六部。
……马攀龙道:“我要回去了,密斯脱毕,要不要到我那里去谈谈?”毕波丽道:“先生不是要回去作文章吗?我不去打搅了。但不知马先生又要做一篇什么大文章,拿到报上去发表吗?”马攀龙道:“不发表的,是一封公函呢。”说出这句话,马攀龙才觉得有些失于检点,所幸毕波丽也没有往下再问,就这样含糊过去了。
接下来在第42回《彻夜搜枯肠文章有价,因时辟利薮名士无虚》则以近一半的篇幅专门写章士钊了。小说中写马攀龙“蒙牛参事介绍我和金士章总长只见了两回面,他就那样和我亲近,真是难得的事,这两天索薪既索不到,杨女士又和我提出要求,赶做夏季衣服,不是人家前天送三百块津贴,眼前我真要不得了。
昨天我那封感谢的信,虽然做了三个钟头,只有一百多个字,实在不能畅所欲言。这样一比,我才知道人家真有本事,无论什么事情,他都可以把古文写出来。我拿着《劝学赋》这样一个大题目,会凑不上一千字,糟糕不糟糕。”
马攀龙是一个用白话文写作的人,也就是一个新文化运动者。章士钊是一个顽固的反对新文化,坚守旧文化的人。马为了金钱名利,想方设法投其所好。由于文化的不同,马攀龙折腾了大半夜,一篇文章也没有写成。
到了第二天下午,“他打听得金士章到贾维新家里去了。他连忙在书架上翻了一本《墨子》,带在身边,坐了车到贾宅来。到了门口,他果然看见停着一辆汽车。马攀龙这里原是常来的,门房就认得,说道:‘金总长在这呢。
’那意思阻止马攀龙进去。马攀龙会意,笑道:‘不要紧,我和金总长也是熟人。’说着,他径直就往客厅里走。一进门,看见贾维新和金士章各躺在一第沙发上抽着雪茄说闲话,看见他进门,都站了起来,笑着点头。
马攀龙也在一张沙发椅子上坐下,却把手上那本书,放在面前小圆桌上。金士章道:‘马君勤学得了不得,出门都带书,可谓手不释卷。’说时,将那书翻着一看,原来是本《墨子》。又道:‘马君也喜欢研究墨学吗?子书里面,我只爱这一部书。
’马攀龙笑道:‘那里什么勤学啦,带在车上看看罢了。我是个穷忙的人,向来这样打经济算盘的,总长说好笑不好笑?’金士章道:‘这有什么好笑?我们正应该如此啦。马君给我做的赋,得了没有,我的月报,等着发稿子呢。
’马攀龙道:‘实在对不住金总长。’金士章错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不敢发文言的文章。笑道:‘你们这些当教员的,真是给学生管服了,将来连自己每餐吃多少饭,还得学生的同意呢。
’马攀龙巴不得如此说,他好借雨倒台,装着很踌躇的样子,然后又笑道:‘总长办报,人家想登稿子还登不上,那里会少我一篇稿子?这一期登的头一篇是总统的《问心篇》,真是千古不磨之论,我一念就把我一篇腹稿吓忘了,这篇东西,有人说是总长代总统拟的,我就……’说时,眼睛望着金士章。
金士章道:‘大意是总统拟的,文字却是我仿造的。’马攀龙道:‘是呀,那篇文字炉火纯青,我一看就断定是总长的笔墨,难怪外面说是总长代拟的。
’金士章道:‘这是我们自己人说话,可不要对外人说,而且意思实在是总统的意思。’马攀龙道:‘总长本是兼总统的秘书,总长和总统代拟,好像和总统自己做一样。’说时,他一眼看见金士章的雪茄灭了,正要找火柴。
自己便在雪茄盒子里拿了一根,衔在嘴里,在袋里取出一个铜匣子自来火,将机关一捺,火就燃着了。他借这个缘故,站起身来,隔着桌子,伸过火去给金士章燃着了烟,然后才坐下来,将自己抽的雪茄点着。”接着又写了学生闹事与牛校长以学校公款做公债的事。正在三方都谈得很不愉快时,小说写道——
马攀龙不料今日这样不会说话,动辄得咎,也是默然。于是三个人,都躲在沙发上抽烟。只有把两只腿来摇曳着。还是金士章会转身,拿起马攀龙放在桌子上的《墨子》看了一看,然后笑着说:“这部书,现在研究的倒还多。
其实是几个哲学教员,对这部书说了几句好话,所以都要看看。若说对这个真能研究一点学问出来,哪有几个呢?起居饮食,要讲究时髦,读书未尝不要讲时髦。”马攀龙道:“正是这样,从前我是最爱看子书的,自从这些青年后生之辈,研究哲学,以为时髦,我也懒看得这些书了。
却是有一样书,大家看我也看,而且我还要先睹为快。”说道这里便问贾维新道:“你猜是什么书?”贾维新猜了几样,马攀龙都说不对。
金士章也说了几部书,也没有猜着,倒是马攀龙自己说出来了,就是金士章的《古道杂志》。说出来又问贾维新道:“维新兄,你想除了金总长编的《古道杂志》,还有那部书,配说风行一时呢?文章呢,那还是人家能够模仿的。
只有他那大公无我的主张,和独具只眼的见识,真是淑世的良药。”贾维新道:“这话极对,我无论走到那一位朋友家去,总可以在他的书桌上,看见《古道杂志》。说起我还想起一个笑话,我们有一个同乡,除了和朋友告贷以外,就是当当过日子。
有一天他和人家借了一毛钱,他想买几个馒头,充一顿午饭,后来一想,今天是《古道》出版的日子,他就饿了一餐,省了钱来买了《古道杂志》。我这时才知道总长这一支笔,可真让群生颠倒。”这一篇话,说得金总长心痒难抓,快活极了。这才把做公债的那一段公案,被贾维新盖了过去。
小说到这里金士章才离开。有关金士章的写作也至此结束。
张恨水的老朋友张友鸾在《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中说:“《春明外史》写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书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们,是不难为它作索引的。
……作家诅詈那个时代,摘发抨击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现象,乃是出于当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某些地方,刻划形容,的确也似乎太过,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与‘丑诋私敌’之作是不同的。”而当代研究张恨水的人,则明确提出金士章是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
“作者在小说中还以‘北师大事件’为原形,描绘了北京教育界的黑暗情景。”从上面引文中,我们不难看到,小说中的金士章与当时章士钊的实际情况相差无几。章士钊当时以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编有《甲寅周刊》,反对白话文,主张坚守文言。
在他的刊物上也确实发表过当时最高领导者段祺瑞执政的文章。他爱好《墨子》,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对当时发生的女师大风波处理不够慎重,并不合情理地将鲁迅开除公职,引起人们的公愤。
小说中与之同时出现的几个人中,张恨水着笔最多的是新文学作家、新文化的倡导者马攀龙。张恨水对新文化没有好感,一生坚持章回小说的写作。因此,他笔下的马攀龙是一个不学无术,只会溜须拍马,而且道德低下,与自己姨侄女鬼混的人。
小说中也的确有“太过”的地方,明眼人一看破就十分清楚,怪不得连他的老朋友张友鸾也指出这一不足。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他大多来自于道听途说,不能与实际等同起来。
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与不足,章士钊本人也确实存在不少让人非议的地方。人非圣人,敦能无过,即使如作者自己,也有自己的不足。在刘半农女儿的回忆书中,附有刘半农的日记。在1934年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牧野云,恨水即将西北旅行,因有一妻三妾,难乎为其夫,故不得不暂往他处以避烦恼,估他日归来,旧账仍当总算,不悉将何以为计,此所谓自讨苦吃,局外人不能赘一词。
”这里的牧野,正是张恨水的弟弟.
与张学良不同的是,章士钊本人对这部小说似乎从不知晓。以他的个性来看,以他对待“三一八惨案”与《世界晚报》的争辩看,他如果知道这件事,是会辩解的。更何况,这部小说就刊登在与之打官司的《世界晚报》上。当然,张恨水对此事心知肚明,这也是小说家的无可奈何。这段公案,如果推究起来,其意义与当年同鲁迅打官司相去不会太远,可惜无人提起,也很少有人知道。
章士钊替《啼笑因缘》做律师
张恨水的女儿张明明在《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一书中曾提到,“章士钊先生三十年代为《啼笑因缘》电影的拍摄官司当过明星公司的律师”一事。
《啼笑因缘》是张恨水的代表作,发表后与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受到读者的广泛喜爱。鲁迅就曾多次到书店为他的母亲购买张恨水的小说,这在鲁迅与他母亲通信中可见。《啼笑因缘》一出版,就受到读者喜爱,也为新引进的传播形式电影所看重。
1931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购得了该书的摄制权,由严独鹤编成电影剧本,并在报上公布了《啼笑因缘》电影摄制权已属该公司所有,不许他人侵犯权益的公告。
但大华公司的顾无为因与明星公司有矛盾,就同他的后台老板、上海闻人黄金荣相勾结,想尽办法进行捣乱。他们先是在内政部注册了《啼笑因缘》电影摄制权,随即用高薪把明星公司的演员挖过来。如饰演刘将军的谭远志原来只有l00元一月,顾出300元将他挖来,并预付定金一个月。用这个方法,顾把明星公司《啼笑因缘》的大多数演员都挖了过来。只有主角胡蝶不为所动。于是顾迁怒于
胡蝶,无中生有地进行造谣,排演新戏《不爱江山爱美人》,藉以证明“九一八”之夜,胡与张学良在跳舞行乐,不抵抗日寇侵略的谣言。其实,在这之前,胡蝶与张学良并不认识,刊登他们二人跳舞的假消息是日本同盟社发出的。
但顾造谣惑众的《不爱江山爱美人》在演出时,戏院内发现了定时炸弹,才不得不停止演出。1932年明星公司拍的第一集《啼笑因缘》有声电影在南京大戏院上映,上映时,戏院满座。
顾弄到一个法院的“假处分”后又去捣乱,要查封影片。明星公司忙了半天,向法院交了三万元后,才撤销这个假处分,电影到下午五点钟才开始放映。对此黄金荣并不甘心,他指使顾到内政部活动,指令明星公司暂时不得放映《啼笑因缘》。
为此,明星公司不得不找黄金荣的盟兄,同为上海闻人的杜月笙出面疏通,并按杜的意见,聘请章士钊为法律顾问。最后由黄杜调停,敲了明星公司10万元竹杠,双方才和解。章士钊作为明星公司的代理律师,发表声明重映《啼笑因缘》电影的巨制广告刊载在《新闻报》和《申报》上,启事写道:
据委托人声请,前以《啼笑因缘》制版摄制专有权与大华电影社发生争执,经双方尊重知友调节,并为发展国产影片业,团结实力起见,成立和息条约,合同呈请行政司法公署销案,永断葛藤。
正如张恨水的女儿所说,这份启事令人啼笑皆非。
抗战期间,章张二人不约而同地到了陪都重庆。作为报人的张恨水仍以写作为生,为了配合抗战,他创作了小说《水浒新传》。章士钊在重庆担任参政会参议员,基本上没有多少事做。
除整理原来在大学的讲稿,出版((逻辑指要》外,也到处走动,了解民间疾苦,浏览祖国山河。当他看到张恨水的这部小说后,写了一首诗相赠。后来在中央文史馆,旧事重提,章士钊又重写了这首诗。这首七律,已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丢失,但我们从与他同时代的陈寅恪读《水浒新传后所赋诗中可见一斑。陈诗是:
谁谛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
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
妖乱豫么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
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
欢聚在中央文史馆
关于晚年在中央文史馆事,张恨水的子女在《回忆父亲张恨水先生》一文中说:“父亲和许多馆员都有过多年的友谊,如章士钊、叶恭绰、陈云诰、邢端、陈半丁等先生,旧雨重聚,格外愉快。
章士钊先生四十年代在重庆读了父亲的《水浒新传》后,写了一首七律送给父亲,1961年旧话重提,章先生又把这首诗写成条幅送给父亲,父亲对我们说:章先生的字还是写得那样好。1962年初夏,新闻电影制版厂摄制文史馆老人的情况,作了新闻简报,片名似是《老人的青春》,其中有三个个人镜头:章士钊先生在研究古典文史,康同璧先生(女)在工作,父亲伏案写作的情况。
那一天,老人们不约而同地穿上了新衣服,精神矍铄地参加拍片,陈云诰、谢无量等当场挥毫,彭八百、孙诵诏等铺纸作画,十分精彩。
”后来,他的小儿子张伍在他著的《我的父亲张恨水》中重复了这件事,但表述上有所差异。他说:“中央文史馆设在北海的‘养心斋’,这里原是清朝皇帝修身养性的地方。
有假山流泉,环境优雅,堪称是别有洞天的胜地,馆里更是人才济济……进馆老人须是六十以上,父亲六十四岁进馆,还是最年轻的‘小弟弟’。”对于拍摄纪录片,则说是1963年,并补充说:“原定父亲的是在我家拍摄,但电影厂的人看后,认为我家窄仄,‘不宜入画面’,所以改在文史馆拍摄。
那天是我陪父亲去的,真是大开眼界,可以引为平生极大的幸事。老人们都穿上了 ‘盛装’,这些盛装起码压了四十年的箱底,都是只有在电影中才能看到的团花长袍之类,我觉得几乎置身于上个世纪,不辩人间岁月了。
”你 从这些回忆的材料来看,他们在中央文史馆度过的晚年是十分幸福的。但好景不长,1966年就开始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经历了一场文化浩劫。
好在1967年张恨水以古稀之年病逝,没有受罪。章士钊虽然在运动初期受到冲击,但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1973年,他又以93岁的高龄出访香港,为祖国统一大业奉献自己的力量,最终客死香江,为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令人遗憾的是,这场洗劫夺去了他们友谊的象征,章士钊为张恨水所题《水浒新传》诗的书法条幅,不能不叫人扼腕长叹。
张恨水书法:不用矜持不用忙,精神暇逸笔飞扬。写来俯仰都生趣,花叶缤纷自发香。
乙亥秋间写兰册自题诗,录拟逸梅兄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