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和毛泽东的关系 章士钊批斗不过关怒给毛泽东写信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生于1881年。清末曾任上海《苏报》主编,鼓吹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已闻知章士钊的大名,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也是他爱读的一种。
据说,当杨昌济考虑自己的爱女杨开慧是否要嫁与毛泽东时,曾征询过章士钊的意见。章士钊与杨昌济是朋友,他那 时已认识毛泽东,就劝杨昌济促成此事。杨昌济就听从了章士钊的意见,成全了这桩婚姻。后来杨昌济在临终前,也向章士钊推荐过毛泽东,而章士钊也认真地接受了这一推荐。
1920年,毛泽东为了筹备湖南共产党的成立,又想援助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目较大的钱款。一时无法筹措,想起了章士钊,就请他帮忙。“你派什么用场?”章士钊问。“为了一批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好吧。”章士钊一口答应。不久,章士钊即筹集了2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他收了这笔钱,一部分资助湖南青年赴欧勤工俭学,一部分就用来搞革命了。
那时章士钊正在北京大学任教,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有时抽空也去听他的课。
1945年,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其间由覃理鸣设宴,让毛泽东与章士钊聚谈。“行严先生,你看怎么办?”毛泽东虽比章士钊年小12岁,但都是老熟人了,彼此握手寒暄了以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章士钊想了想,没说话,只是操起笔,在手上写了个“走”字,递给了毛泽东,然后悄悄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毛泽东默然,但内心甚感激他。
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以后,便与周恩来等返回延安。在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人分析形势时,毛泽东特意提到了章士钊所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见解。他说:“他的这一意见应该引起重视。只有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才能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意见。”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他为了挽回战局,特请章士钊等来与毛泽东面谈,以求和谈之路。于是,由章士钊等3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同年2月北上,先到北平,然后到西柏坡会见毛泽东。
毛泽东闻讯后,先接见了章士钊,就有关事项交换了意见,征求了他的看法后,再接见其他二位代表。不久,国共两党和谈再次破裂,章士钊与当时不少知识界人士都到了香港。在香港期间,他每逢熟知的老朋友,便极道毛泽东之贤。这时他的家眷尚在上海国统区。
1949年5月27日,即上海城刚解放的当天,便有4名武装的解放军战士轮流24小时站在章士钊家门前值班,保护章先生的家属。
同年秋,章士钊在香港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便北上北平。不久,章士钊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随后,他便把在上海的家属接往北京定居。
1950年春,原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李傥年已66岁,与老妻无儿无女,孤苦伶仃,又无工作,生活发生困难,找到章士钊那儿。章士钊就叫他写份自传,又把李傥的自传转送到毛泽东那里,自己附了封亲笔信。毛泽东不久便在这份自传的第一页上批道:“请周酌办。
章士钊只荐此一人,似宜用之。”然后,他又批了一段话:“李自谓已66岁,有妻室之累,无儿可依,觉悟前非,力图晚益,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转来的批语后,马上就给李傥安排了工作。这件事使李傥一直对章士钊十分感激。
建国以后,毛泽东不仅经常请章士钊开座谈会,陪同吃饭,两人之间还有一些彼此会心的幽默交往。1955年,章士钊寄给毛泽东一封信。毛泽东看罢,手指尖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转向李银桥,吩咐道:“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
”李银桥连忙赶到街上,跑了好几家副食品店,总算把鸡买到了,又匆匆送到章士钊家去。章士钊那时住在一个四合院内,李银桥敲开门,拎着两只鸡对章士钊说:“主席送你两只鸡。”章士钊连连点头:“谢谢,谢谢。
”说着,便接过了两只鸡。“主席看到你的信了。”章士钊举举两只鸡:“知道了,这是回话。”随后又问:“主席身体怎么样?”李银桥说:“很好。”告别了章士钊,在回去的路上,李银桥一直很纳闷:“两只鸡怎么是回话?章士钊信上到底说了些什么?”一见到毛泽东,李银桥便把给章士钊送鸡的经过照说了一遍。毛泽东听了,微微笑了笑,一句话也没说。
1957年,共产党开门整风。在一次政协召开的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座谈会上,章士钊诚恳地说:“希望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古语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譬如一个水果,表皮坏一些不很要紧,削去一些并无损果子味道。惟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食……所以,社会其他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惟共产党核心之健全最重要。”
岂料,不数日,“反右”斗争接踵而起,政协一部分人猛烈批判章士钊的发言,逼令他写检查。章士钊在家闷闷不乐。这时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章士钊的检讨书总通不过。他百思不得其解。一天晚上,他忽然拍案而起,大声说:“这么搞不对头,我要给毛泽东写信!
”其女章含之一听,吓了一跳,便劝说道:“爸爸,千万别写,也许再写一遍检讨可以通过。”“不!”怒气冲天的章士钊主意已定,毫不听劝,立刻挥毫疾书,向毛泽东陈述他给党提意见的初衷和目前对他批判之不公。毛泽东阅信后,立刻对政协作出批示:“章士钊虽然在座谈会上用了一些过激言词,然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判他了。”有了这道批示,章士钊当然也就“过关”了。
毛泽东对逻辑学问题重新发生兴趣后,得知章士钊过去也有过这方面的著作。一次碰见他时,就问道:“行严先生,听说您过去曾有过逻辑方面的著作,是否能够拜读一下?”
章士钊一听,便知道是指他过去写的《逻辑指要》一书。此书1943年初版于重庆,是为响应蒋介石“以精神之学教天下”的号召而写的,张君劢曾为之宣扬过。想到这儿,他颇觉踌躇,便回答说:“这本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我如果把这本书给您看,岂不是侮辱您了吗?这怎么可以呢?”毛泽东笑着说:“这是学问方面的事,没有什么关系。”章士钊只好把《逻辑指要》一书借给了毛泽东。
过了3个月,毛泽东邀章士钊前去聚谈。他到时,只见毛泽东的书桌上放着他的原著。毛泽东坦然地对他说:“行严先生,我对此书已从头到尾、一字不遗地通读过了。这些年来,我阅览的有关逻辑的书也不算少了,但大多数都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不足称为专著,独先生吸取中国古籍材料,排比于逻辑间架之中,在同类书中,可以说是仅见的一种……”
“主席过奖了,还是多提些意见。”章士钊不好意思地说。“根据我的意见,此书足可作为今日的参考资料,宜于印行。”“承蒙主席错爱。”章士钊说,“我的观点比较旧,即使要出版的话,有些地方还需改动。”
“这就全由先生做主了。”毛泽东说,“目前中央政治研究室拟出一套《逻辑丛书》,先生的大作是否即可作为其中的一种?”“可以。”
1961年,《逻辑指要》经过修改后,由三联书店出版。章士钊自然赠送给了毛泽东一本。
1962年1月31日早晨,章士钊忽然收到毛泽东的请柬,邀他到丰泽园去小酌。
“今天请乡亲们来,要陪一位客人。”当毛泽东见章士钊等被接到颐年堂前时,诙谐地说。
“客人是谁呢?”章士钊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你们都认识他。”毛泽东见章士钊甚为蹊跷的模样,故意不说出名字来,为这次家宴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来了就知道了。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也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经这一说,章士钊等更觉诧异了。正猜测着,一位高个头戴眼镜的清瘦男子已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进入了颐年堂的客厅。毛泽东迎上前去,与他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然后环视了一下章士钊等人,微笑着说:“他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
章士钊等这时才恍然大悟。于是,大家边吃边聊。吃完饭,毛泽东还与溥仪、章士钊等一起合影留念。
196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他设了两桌饭,除自己的亲属外,只邀了4位老人作陪,他们是:程潜、章士钊、叶恭绰和王季范,事先并关照,每位来客可带一个子女。章士钊那次赴宴便带了女儿章含之同往。
在吃饭之前,毛泽东与章士钊等谈古说今,十分快活,接着便又问了4位老人儿孙辈的情况。
听说章含之在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毛泽东要她教自己读英文。
章含之原以为他是说了玩的,不料一周之后,果然派人打来了电话,并约她星期日下午去。
“去吧,他是很随和的。”当章士钊知道电话后,心里很高兴。“另外,”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一套《智囊》的线装书,对她说,“去的时候,顺便把这套书带给主席。”
从此,章含之一边教毛泽东学英文,一边也就成了毛泽东向章士钊借书、还书的交通员,毛泽东并对她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有一次,即1963年的一个冬天,毛泽东读完英文后,和章含之散步,闲谈中忽然想起了自己1920年向章士钊借的2万银元。他说了事情经过,对章含之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10年还完两万。”
“是有这回事吗?”章含之如听传奇一般,回家问父亲。
章士钊哈哈大笑:“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
没过几天,毛泽东的秘书果然送来了两千元。并说:“以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
“这怎么行?”章士钊十分不安地对章含之说:“主席当真还债了。你下次去主席那儿教英文,就说我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我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
当章含之把父亲关照的话带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笑了:“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
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从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的秘书总会送两千元到章士钊家中。章士钊要推也推不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