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 两个大师的时代悲剧

  当年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引起轰动,告诉人们世间曾有陈寅恪。我想这本《陈寅恪与傅斯年》,虽然出在不少版本的陈寅恪、傅斯年传记之后,仍让人有理由相信,它会引起读书人的关注和讨论,陈、傅的迷局和悲剧,仍需破解。想来想去,一句话,在20世纪历史的翻云覆雨中,“最是文人不自由”。

  傅斯年之死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

  1950年12月20日,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在台湾省“参议员”郭国基的责问声中突发高血压,不治而亡。台湾省的报纸刊发消息,“郭大炮”与“傅大炮”不幸交火,“大炮议员郭国基骂倒傅斯年,傅氏绝命身亡”。

  1969年10月7日,在“文革”中被迫害的陈寅恪心力衰竭,在凄风苦雨中去世。

  王国维去世后,陈寅恪曾作挽联: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王国维之死,众说纷纭,陈寅恪独倡“殉文化和纲常”之说,他在《王国维先生纪念碑》上铭刻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为自我的精神写照。

  傅斯年去世,陈寅恪又作一挽诗,曲折隐晦地表达自己的心曲和悼念:“不生不死最堪伤,忧说扶馀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哲人其萎,家境凄凉。傅斯年去世前,还在赶写一篇稿件,并对夫人俞大彩说:等得了稿费,“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谁为神州惜大儒

  陈寅恪去世,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中道出了一代大师的真正死因:“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泰山其颓,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可是,当时的大陆报刊未有悼念文章。在那“大革文化命”的时代,谁为神州惜大儒?

  这是《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中展现的悲歌。这部视角独特的人物传记,不仅是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心灵史诗,也是同时代学者命运巨变的素描。“文革”年代,叶企孙、向达、汪篯等学者,或被摧毁,或自杀,而傅氏家族成员集体凋谢,零落成泥,被飓风吹去,不见踪迹。

  一个是菩萨低眉,一个是金刚怒目

  著有《李庄往事》的作家岳南,为撰写《陈寅恪与傅斯年》,历时多年收集了大量史料,并实地调查,像傅斯年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当然仅有史料不够,史实之上还要看史识。当年唐德刚注释的《胡适口述自传》,就有人说注释比正文还要好看。

  读《陈寅恪与傅斯年》,我一个注释也没放过,岳南的正文和注释互相补充,浑然一体。传记作家的才情、评论不妨在注释中挥洒。岳南的注释,别有幽怀,隐含密码,欲说还休。

  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个是菩萨低眉,一个是金刚怒目;一个是柔弱如水,柔中带刚;一个是霸气十足,雷厉风行;一个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一个是“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在1949年天玄地黄的历史转折点,一个留守大陆,一个去了台湾。两人的个性差距很大,除了同学加姻亲的关系,却都惺惺相惜,肝胆相照。两人的精神共同之处是追求学术独立和精神自由,有骨气和胆量,处处表现出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诚如顾炎武论汉末士风所说:“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陈寅恪是最后一个传统的士大夫

  陈寅恪为何能深切地激起今人的缅怀?能在《陈寅恪与傅斯年》中找到答案。陈寅恪晚年创作《柳如是别传》,“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柳如是别传》寄寓着他的理想,南明“遗民”的心态,兴亡的慨叹,令陈寅恪感同身受。陈寅恪是最后一个传统的士大夫,注重名节,洁身自好,以目瞽足膑柔弱之身,对抗文化的专制。“国无道,至死不变”,肉体可以消灭,精神永远不倒。陈寅恪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发挥到极致,成为一座精神的高峰。

  读过《陈寅恪与傅斯年》,我觉得这部书有的地方有遗憾,有的地方值得商榷。其一,傅斯年与顾颉刚交恶。昔日的同学兼好友分道扬镳,这是两人学术生命中的大事,岳南引用了顾颉刚致胡适的信。顾与傅在中山大学的矛盾和分歧,如能引证《顾颉刚日记》中对此的描述,更能反映顾颉刚真实的内心。然而,全套十二册《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5月版)不容易看到。其二,很想看看怎样写傅斯年处理“一二·一”昆明联大和云大的学潮,书中没有这一部分。其三,余英时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一书中写道,身在岭南,陈寅恪、唐筼夫妇曾为去留强烈争执,唐筼去了香港,拗不过陈寅恪又返回,后来陈佩服夫人的远见,为未能抽身远走而后悔。岳南持汪荣祖的观点,轻易否定了余英时的说法,“因而余氏的结论只能属于胡言乱语一类”。这让我想起赵元任的名言,说有容易说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