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二战 罗斯福新政:罗斯福让美国能够活到二战然后崛起

1932年,民主党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mo Roosevelt),以绝对优势挫败胡佛。在民意测验中,罗斯福身在“伟大的”总统之列,与华盛顿和林肯平起平坐。许多美国人相信他的新政把美国从大萧条的魔爪下解救了出来。其实,在罗斯福治下,从1933-1940年,失业率平均在18%这么一个巨大的比例上。

一位传记作家说,没有谁比罗斯福对经济更无知的了。这是明显的。财富是怎么产生出来的,罗斯福一窍不通。他提倡的立法,是一件由许多荒唐举动拼就的百衲衣,有时彼此掣肘,有时甚至自相矛盾。

通过中央计划寻求繁荣

国家工业复兴法案(NIRA)(据此建立了国家工业复兴总署),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它试图保持高工资,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大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它设立了几百个法律裁可的、具有行业规模的联合企业,准许它们设立标准工资、工作时间与最低价格。最低价格意思是:行业将大致免于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竞相抛售;每家企业的价格必须起码是所规定的最低数。人为提高的工资意味着继续失业,高价格意味着几乎全部的美国人都日子难过。真是了不起的复兴策略啊。

罗斯福的农业政策,属于他们自成一类的天才举措。把另外一些货物的价格调高还不满足,罗斯福还扑向食品。他建议农场主削减生产,或者什么也不生产,损失由政府补贴。他相信,减少供应将抬高农产品价格。但是,与此同时,他必得对付如此的慷慨。政府决定把相当多的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毁掉,以制造一种短缺,借此抬高农产品价格。杀了600万头猪,捣毁了1000万英亩棉花。

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把大规模毁掉作物和牲畜的做法,说成“为旧时代扫除不平衡的生产导致的残余”。到底多少产量才能恢复“平衡”,华莱士想必是慧眼独具。

在“美国农业管理署”(AAA)成立之后不久,农业部公布了它的一项关于在那些艰难岁月中美国人食品情况的研究结果。这项研究构造了四类食品情况样本:富足、小康、温饱、紧急(难以生存)。结果发现,美国没有生产足够的食品,以养活仅求温饱(不至于饿死)的人民。消除这场灾难的最佳办法,是把食品搞得更贵,这得需要特殊的头脑才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与此同时,有证据证明,罗斯福的这种漏洞百出的举措继续有增无减。1936年,“农业经济局”报告说,就棉花而言,农场收入起码和还不存在“美国农业管理署”的时候一样高,甚至更高。第二个月,康奈尔大学的詹姆斯·E. 波义耳(James E. Boyle)在《大西洋报》上论证说,农管署得为至少200万失业者负责,特别是失业的小佃农和农场劳工。尽管农管署本意是要提高农产品价格,历史学家吉米·鲍威尔(Jim Powell)评论说,农场主“发现自己的境况实际上更坏了”,因为罗斯福的“国家复兴总署”在强行抬高制造品的价格方面更成功,包括农场主在内的消费者都得为此买单。

罗斯福的农业衣钵

不幸的是,政府对农业大规模的干预从来不曾放手。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尽管大家把这十年和政府削减与遵从市场原则联系在一起,但农业计划每年还是吃掉300亿美元,其中的2/3采取的是补贴的形式,另外1/3是消费者付出的更高的价格。这些项目背后的主要机制是价格支持:联邦政府主动为农场主支付每件产品一定量的钱;在这个价格上,农场主愿意卖多少,政府就买多少。因此,如果联邦政府出的价高于市场价,农场主就不在市场上卖东西了。因此,政府常常把大量各种各样的农产品积存在自己手里。于是就必得琢磨出,怎么把这些东西打发掉,同时又不把价格压下去。经常的情况是,政府干脆把东西毁了。罗斯福的农业衣钵一直留到了如今。

20世纪80年代,美国农业部每年下令销毁:

★ 5000万个柠檬

★ 10000万磅葡萄干

★ 10亿个橘子

花生的生产配额具有把花生和花生酱的价格翻一番的效果。奶制品补贴更荒唐,美国的每头奶牛每年得到的补贴高达700美元--埃里克·山斯伯格教授(Evic Schansbery)指出,“这个数比世界半数人口的收入还多”。确实,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美国人的食糖价格比世界价格高500%,就是由于政府的价格补贴。这对种甘蔗的人来说当然是个好处,他们从这个政策中每年平均得到了235,000美元。但是,这政策让消费者每年花了30亿美元,把美国所有用糖的行业置于与外国生产者不利的竞争劣势中,后者不曾被迫为糖出这么膨胀的价钱。

新政的另一些方面也破坏了经济。新政的劳动法同样增加了与社会保障有关的劳动力成本,这进一步在失业问题上雪上加霜--按照经济学家理查德·维德尔(Richard Vedder)和拉威尔·伽拉维(Lowell Gallaway)的说法,到1938年,又有120万人失业。

经济史家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论证说,“政体不稳”也阻挠了恢复。商人和投资者拿不准联邦政府下一步要干什么,又会有什么惩罚性的措施加在他们头上,就干脆不投资了。希格斯还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长期投资特别受打击。在证券市场上,长期债券的风险酬金巨大,表明行业领导人对未来非常不确定。希格斯从20世纪30年代搜集的调查数据暗示,对未来的这种不确定,变成了对未来政府政策的不确定。商人对占据白宫的那些人反商业狂热的各种各样的胡言乱语是很在意的。

罗斯福用《国家劳资关系法案》(即为人所知的1935年《瓦格纳法案》),为有组织的劳工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标准课本想当然地以为对工会好的就对工人好(尽管现代工会的整个目的,是把人们排挤在一个行业之外,而不是为工会里的工人提高工资)。事实却相反。

工会使社会贫困化的方式不计其数,从扰乱劳务市场到阻碍效率和发明的工作规则。“国家法律与政策中心”和“约翰·M. 奥林就业情况与政策研究所”联合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在报告中俄亥俄大学的经济学家理查德·维德尔和拉威尔·伽拉维估计,单是在过去的50年里,工会就花费了美国经济50万亿美元这么一笔庞大的钱。这里没有印刷错误。“这项沉重的经济损失,对经济的影响不是一次性的,”研究报告解释说,“我们的模拟结果揭示的,是这个组织在半个多世纪中的强大影响力,乍看起来这种影响力是每年发生一点点。”不令人惊讶的是,报告确实发现工会工人比会外工人挣的钱高15%;但是,报告还发现,一般的工资损失惨重,原因是经济规模比假定在没有工会的情况下小30%-40%。

为什么在一个工会数量可以忽略不计的年代(1900年只有区区3%的美国工人在工会里),从1860-1890年的美国,制造业的实际工资提高了难以置信的50%,从1890-1914年又提高了37%?为什么美国工人比有多得多的入了工会的欧洲工人日子好得多?劳工史学家和活动家在解释这样的问题时,将会张口结舌。在对付这样的事实的时候,他们大多数人都避而不谈。

新政的青睐者向我们保证说,罗斯福花费庞大的工程提供了工作和经济刺激。但是,这样的工作,是把一些人(纳税人)的钱送给另一些人,因此没有什么净刺激。其实,这样的项目肯定是坏的,坏就坏在它们把资本从私人扇面那里转移出去了,因此阻碍了以健康的方式来创造工作机会。经济学家约翰·约瑟夫·沃利斯(John Joseph Wallis)和丹尼尔·K. 本杰明(Daniel K. Benjamin)发现,花费巨大的新政项目“创造的”公共扇面的工作,是把私人扇面的工作干脆排挤了或者实际上毁掉了而已。罗斯福设立的公共建设工程以及为此付出的无数美元,只是吸干了资本以赞助那些本来就铺张浪费的项目而已,因为这样的项目缺乏指导着企业家投资决策的那种盈亏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