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的诗 最美女诗人翟永明:“束缚人自由的婚姻 我是不会要的 ”
9月底,首届北京诗歌节,翟永明一出现,身边就不断有人簇拥。“你还是那么漂亮!”夸赞之声传来。1955年出生的她,今年60岁了,但你很难把“花甲”之类的词和她对应起来。
“美貌”对于翟永明来说并不新鲜。摄影师肖全镜头之下的她,深邃、端庄又忧郁;艺术家何多苓画笔之下,她睁着一双“像伤口一样的眼睛”,看起来惊惶而又迷离,像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一般易碎的风景。
但她拒绝将美貌当标签。“当人们称你为‘美女作家’时,意味着你‘作家’的身份会大打折扣。我觉得这是个十足的贬义词。”她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头微仰,鼻梁有一个精致而骄傲的弧度。
从未留恋体制内的铁饭碗
诗歌节上,每一位诗人都要上台朗诵一首自己的作品。翟永明原先准备朗诵《在古代》,但临时改成了《给一位早逝的女孩》。这首诗是她写给早逝的女诗人马雁的。“我发现主办方请来的20多位诗人中,只有我一个女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女诗人还是很多的。”她对记者说。当代诗坛本就寂寞,女诗人更是处于孤绝境地,念及此,她的女性意识一下子萌发了。
翟永明的作品中女性主义色彩一向浓厚。年少时,她身体早熟,心智却发育得很慢,带着少女与生俱来的对身体变化的敏感和羞涩,她总是小心翼翼,与外界多少有些疏离。她热爱阅读,上世纪70年代,她读到《简·爱》,为女性追求精神平等的努力所震撼。她还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边读一边流着泪。
尽管沉浸在文学作品中,但在父母的期待之下,她大学还是学了激光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成都一家物理研究院,待遇好、福利好,人生似乎有了保障。在别人看来前程似锦,在她而言,这个工作却形同鸡肋。
“那个时候特别压抑,单位是搞科研的,比较反感我写作,和家里人也因为工作的事情闹得不愉快。”内心渴望和外界环境产生强烈的冲突,反倒成为她写诗的动力。1984年她的《女人》组诗面世,用激烈的自白,向世人昭示了一个孤独、神秘、黑暗而又充满激情的女性世界,一下子获得了诗坛的高度关注。
但矛盾却愈演愈烈。穿着“奇装异服”,和“不三不四”的人交往,还在外面赚稿费,翟永明不时被单位领导谈话。1986年底,她终于决定辞职,人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体制内那只铁饭碗,从来没有让我留恋过。”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刻,她也这么说。
开酒吧的女诗人
也许是体会到了生存的艰难,在80年代令她扬名的《女人》《静安庄》等作品之后,翟永明诗歌创作中的热烈和激越慢慢退却,90年代她的诗歌转入一种平静的哀伤。漫漫的黑夜,诗人和甲虫、壁虎、蚂蚁等对话,无形中透着感伤和疲惫;她也从记忆中寻找温情,在《祖母的时光》《孩子的时光》里为精神寻根;《十四首素歌》《时间美人之歌》等诗作中,她继续着对女性命运的探讨。
光靠文字是难以为生的。1998年,面对着成都玉林西路的一则招租广告,她突然灵感迸发,决定开一间自己的酒吧,并取了个心仪的名字“白夜”。
螺蛳壳里做道场,这个50多平方米的小空间,翟永明想把它打造成一个文化沙龙,一个自家客厅的延伸,用来维持生计之外,也能为朋友之间的欢酌聚会提供一个据点。
但这并不容易,诗人可以回避现实,但经营酒吧,工商税务、卫生防疫、派出所、街道办事处等琐碎杂事,不免接踵而来。周边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的商业酒吧也给它带来压力。酒吧一度经营不下去,此时的女诗人却咬牙坚持,“经营上的妥协,是为了在写作上获得自由。”她说。
翟永明塑造了白夜酒吧,白夜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她。“原来我是一个特别害羞的人,经常朋友让我上台讲话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但多年来她为白夜策划主持了一系列活动,本来不善言谈的她也逐渐从容自如了起来。
2009年,成都宽窄巷子的新白夜开张。地方大了,除了举办诗歌朗诵会、读书沙龙、独立影展,翟永明还单辟了一个“艺廊”,不时为年轻艺术家做一些摄影展和绘画作品展。在翟永明和她的白夜周围,辐辏成一个庞大的文化部落,他们中有音乐人、电影人、艺术家、诗人……媒体和文艺青年们也宠爱白夜,它甚至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文化地标。
优势只能源于生命本身
当记者问翟永明对婚姻的看法时,她坚定地说:“束缚人自由的婚姻,我是不会要的。”多情的女诗人自然没有少经历情感波折,她的情感往事,被记录在画家的画作里,也在摄影师的镜头中留下蛛丝马迹。
如今翟永明还是像候鸟一样,辗转于北京和成都两个城市。“成都闲散安逸,很适合诗人写作;北京人活得很忙很累,不过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和演出,我太喜欢了。”
她最近刚完成了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这组诗她断断续续写了4年,灵感源自一幅印刷精美的《富春山居图》长卷。诗中,她不断出入这幅古画,穿梭于古代和现代之间,将古典意向和现代景观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今与古的奇妙对话。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翟永明多年来从未中断写诗,也从未停止对诗歌形式上的探索和内容上的拓展。刚开始写作时,她的内心比较封闭。如今,她的目光转向外部社会,诗作从内容到用词,明显地更加贴近于时代。
2002年,她看到一则小女孩被拐卖到妓院的新闻,女孩的父亲辛酸地说:“我女儿那么小,怎么忍心伤害她?”看完这则新闻她特别揪心,写下了诗歌《雏妓》:“她12岁瘦小而且穿着肮脏/眼睛能装下一个世界/或者根本已装不下哪怕一滴眼泪……”“社会发生了这么大的变革,一个作家身处其中,如果还只关注自己的内心活动,那就太自恋了。”她说。
但她创作诗歌的原动力仍是敏锐地捕捉个人化的体验,区别于那种纯粹理性化的思考,她说:“我永远无法像男人那样,去获得后天的深刻,我的优势只能源于生命本身。”就如她在《潜水艇的悲伤》中所要表达的:尽管现实生活越来越浮躁,真正的写作就像潜水艇一样下潜到内心深处。她用诗歌捕捉的,不光是生命浮浅的表层,而是暗夜、海底最深处的那道亮光。
和翟永明对话:把最难过的东西倒出来
《环球人物》:您的作品既有古典的品位,又有先锋的意识,怎样把两者结合起来的?
翟永明:小时候我就狂热地喜欢古典文化。我认为古典文化是当代诗人最可靠的资源,我们应该背靠这个资源来写作,完善汉语诗歌的特点。现代汉语还有很大的空间,等待我们去发现、探寻。
先锋和古典并不对立,先锋的东西比较强调创新元素,但毕竟它就是一个实验,没有到达成熟、完善的状态。古典的东西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创新而完善的。只不过现在它饱和了,你总觉得对它不满足,需要一些新鲜的元素来打破它。
《环球人物》:是什么样的动力驱使您一直在写作?
翟永明:上世纪80年代的写作,有青春期的一些绝望、沮丧、叛逆在其中,但一直以来,驱使我不断写作的还是对诗歌本身的迷恋。我觉得写作也有点像游戏一样,会让人沉湎于其中,让你不断想达到比较高的级别和段位。并不是说你要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而是你本身对那个东西痴迷了之后,就会想要让它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程度,然后你会收获很大的快乐。另外,诗歌也是我和朋友们交流的一个纽带。
《环球人物》:您作品中有很强的性别意识,但很少直接涉及到性的描写。
翟永明:描述性也可以,看你用什么方式、描述得好不好。比如说,男人也描写性,但他完全是男性的视角。如果女诗人描写性和男性描写的方式完全是一样的,那就跟性别意识一点关系都没有。
《环球人物》:有人将您比作林徽音式的当代“沙龙女主人”,对此您怎么看?
翟永明:其实我不是主动想营造一个客厅,我首先是为了写作。我更不是衣食无忧,然后想要搞一个沙龙,我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至于林徽因,我觉得流行文化对她有很深的误解,人们只热衷去描写她的个人生活和恋情,对她的写作根本不感兴趣。我觉得这也是女作家们普遍面临的困境。
《环球人物》:您曾说只有诗歌不曾辜负自己,为什么这么说?
翟永明:别的东西我都控制不了,只有写作我能把控。在人生中很多沮丧、伤心、绝望的时候,我是通过写诗把最难过的东西倒出来、清洗掉,获得心灵的平静。诗歌像心理治疗一样,给我带来快乐,带来勇气。不管它在这个时代中是鼎盛还是衰落,它都是我最心爱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