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饶毅 北大著名教授饶毅致辞北大毕业生:希望你们以后保持住人性尊严(转载)

施一公:饶毅其人其事 注:施一公眼中的饶毅,忧国忧民的科学大家,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犀利耿直的现代鲁迅,我行我素的半老顽童。 左:饶毅 右:施一公 文/施一公 【序言:从我听说和认识饶毅算起,已经有十五年了,但直到2005年才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

而我们真正一起做事、我比较深入地理解饶毅的想法并成为莫逆之交,则发生在2008年我全职回国以后。在别人面前我常常主动提起饶毅,评论他和他做过的事情,因为我总觉得他留给大家的印象过于片面或偏激,他的另外一面很少为人所知,所以也一直想写篇关于饶毅的文章。

但真正开写,才发觉要把饶毅丰富多彩的性格、行事方式和做过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篇博客从起意动笔到完成历时一年多,也不过是择其一二,讲讲我眼中的饶毅。】 “闲人”饶毅:1998-2001 说实在的,1998年,刚刚听说和认识饶毅的时候对他印象欠佳。当时,我刚刚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天天在实验室忙得焦头烂额,除了自己动手做实验花掉一半时间之外,还忙于指导学生的研究课题、讲课、参加学术会议、写论文和基金申请,天天觉得时间不够用。

比我早三年做PI的饶毅却很特别,经常写一些与他实验室研究课题无关的杂文,评论科学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这些文章引经据典、有时会很长,显然花了很多时间;他把这些文章通过email群发给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教授们阅读。

由于对饶毅有成见,他发来的杂文我一般都直接删掉、不会花时间阅读。

所以,我对饶毅的第一印象是:有点不务正业、喜欢多管闲事。 因为对饶毅的第一印象不佳,对他要做的事情我也不感兴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发生在2001年。有一天,饶毅发来email,希望我签名支持一项中国的科学研究计划,其核心是通过引进海外人才,创建十个针对生命科学不同领域的国家级研究所,同时政府通过高强度的财政投入建立一个充沛的基金,用其利息对这些生命科学研究所的运行和科研进行稳定支持。

出发点虽好,但这一建议所需的费用在当时令人咋舌:仅仅维持这些研究所的运行就需要130亿人民币(16亿美元)稳定基金的支持。看到这个建议信后,我颇有意见,在当时科研经费还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子提出百亿元的支持力度似乎异想天开、不负责任:为什么不先建立一个研究所作为试点?投巨资建立这么多研究所谁来负责、达不到预期效果怎么办?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有多少海外科学家会愿意全职回国工作?当时,我觉得饶毅的建议会带来不负责任的奢侈和浪费,甚至负面影响国内的科研发展。

第二天,饶毅打电话来解释,我就很情绪化地把满腹不满一股脑倒出来。之后还嫌不够解气,专门打电话给包括王晓东在内的其他几个朋友,想抵制这个计划。

当然,这个计划最终并没有完全付诸实施,其中的一个试点倒是在2004年起航:即王晓东、邓兴旺担任共同所长、饶毅担任副所长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 很有意思的是,当时虽然我在电话里冷嘲热讽,饶毅却颇有君子风度、一点都没有生气,而是一直耐心地给我解释他的道理:中国国力已然很强、经济飞速发展,但科技仍很落后,应该用生命科学的试点来带动全国科技进步。

当时,我根本听不进去,觉得这小子在狡辩。

贤人饶毅:2002-2005 其实,早在1995年,饶毅刚刚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取得tenure-track助理教授位置的时候,就开始积极参与中国科学的建设,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小的实验室。后来,他与鲁白、梅林一起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协助蒲慕明,直接参与了中科院上海神经所的创建,并为此承担了不少压力。

这些事情,我听说过一些,觉得饶毅还算是个爱国的热心人,多少对他有了一点好印象。 真正让我改变对饶毅印象的有两件事情。

一是在2002年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我偶尔听到了饶毅组织BIO2000课程的详情。原来,早在2000年,饶毅为了改变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生教学落后的状况,联合上海生科院的吴家睿,一起提议、推动、创办了一门生命科学领域综合性的研究生课程,取名BIO2000;该课程由饶毅邀请的二十多位海外优秀华人生物学家担任主讲教师,每位教师专程回国在北京和上海各讲授6节课,分别针对上海生命科学院和清华、北大的一年级博士研究生。

这门课程的开设在当时非常及时,深受学生欢迎,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生命科学领域里也许是最知名和最受欢迎的研究生专业课程。为了组织这门课,饶毅花了很多时间和心血,实属不易!将心比心,我佩服他!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2002-2005年这几年间。众所周知,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的职场上奋斗着实不易;要拿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比美国本土人难多了,而每升迁一步都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即便如此,最终还往往要面临着一道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亚裔很难获得学术界的领导地位、也很难得到学术界更高层面的荣誉(recognition)。

和千千万万的留美中国学者一样,饶毅在十多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很遗憾,尽管大家大都能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尽力打破这一尴尬局面的中国人实在是少得可怜。原因可能有四条:一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富足、知足常乐,不必追求其它;二是自己刚刚起步、还没有面临玻璃天花板的问题;三是不愿意花时间做这样一件尽管对大家都好但不知何时才能见效的事情;四是觉得呼吁美国主流社会关注这个问题可能对自己不利(留下负面印象)。

饶毅是我认识的华人中为数不多的认认真真花时间、花精力为维护华裔乃至亚裔科学家的权益而付诸实际行动的科学家。

2003年,饶毅写了一封长信给美国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ASBMB(Americ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Molecular Biology),善意地提醒他们:在ASBMB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上还很少有亚裔的领导,其主办的学术刊物中也缺乏亚裔主编和副主编。

后来,Duke大学的王小凡教授作为华裔教授的杰出代表受聘JBC(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副主编,也成为JBC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副主编。

王小凡的聘任也许与饶毅的呼吁不无关系。有意思的是:小凡恰好是另一位为了华人和亚裔利益不懈努力的热心科学家!

小凡上任之后,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帮助中国学者,包括推荐一批有水平的中国科学家出任JBC编委,用实际行动改善亚裔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同样,饶毅也写信给拥有三万多名会员的美国神经科学会(Society for Neuroscience,SfN),指出该学会的上百个各种各样的领导位置上,没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教授。

结果该会在当年的理事会上紧急增补了NIH的鲁白进入干部遴选委员会(负责各级委员会的提名工作),斯坦福大学的骆利群进入年会程序委员会(负责下一年年会演讲人的挑选工作)。

饶毅还用同样的方法给CELL主编Vivian Siegel写信,建议她增加亚裔科学家在Associate Editors里的比例、特别是鼓励她邀请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加盟Board of Associate Editors。

果然,这一建议也得到了CELL的采纳,来自耶鲁大学的许田教授成为第一位来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生中产生的Associate Editor。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应该说,饶毅在客观上帮助了一大批在美国的亚裔生物学家。我相信,在美国,因为饶毅所作所为而受益的亚裔科学家不在少数,可能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一些人可能还对饶毅印象不佳。

这两件事情已经足以让我佩服饶毅的大度、正义、与智慧,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我从心里感佩,也凸显了饶毅的专业态度(Professionalism)和民族大义。

2005年,美国神经科学学会邀请达赖喇嘛到神经科学大会演讲,有一大批华裔神经生物学家对此极为反感,但SfN的领导层对他们的抗议置之不理。

于是,饶毅与当时担任全美华裔神经科学家协会主席的鲁白协同作战,在外部给SfN施加压力,组织了包括非华裔在内的大批神经生物学家签名反对邀请达赖、反对将宗教带入学术。在内部与SfN领导层沟通,指出问题的严重性。

最终SfN领导层承认此事欠考虑,同意在SfN网站上发表饶毅牵头的关于达赖事件的公开信,并要求达赖组织保证在大会演讲过程中不谈政治或宗教。这件事情在美国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由于一些位高权重的科学家支持达赖演讲,这件事情应该说对饶毅本人学术生涯的发展起到了不小的负面作用,至今还有一些美国科学家对此耿耿于怀。

但这件事以及相关的一系列事情让我意识到:饶毅是一个坚持原则、仗义执言的人,也是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