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赵元任 于右任“元老记者”的名号是如何获得的?

原名伯循,字诱人,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陕西三原人。近代政治家、书法家、教育家、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创办多份革命报纸,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交通次长,后出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三十多年。与好友刘觉民等人先后创办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等高校。精于书法,尤擅魏碑、楷书、草书,首创“标准书”,被誉为“当代草圣”。他是南社早期的诗人,一生写下诗词近900首。

■ 《民立报》概况

1910年10月11日,《民立报》创刊于上海,报馆设在公共租界。于右任为社长,主笔为宋教仁、范光启、景耀月、章士钊等,经理吴忠信、邵力子。又得沈缦云、庞青城、张人杰等的财力支持。特设立《民贼小传》专栏,专心揭各级官吏贪劣卖国,于右任、宋教仁分别以“骚心”和“渔父”为笔名撰文,轰动全国。1913年9月被袁世凯勒令关掉,出刊总数成功超越了一千期。该报与《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一脉相承,被合称为“竖三民”。

于右任从年轻时开始蓄须,从黑到白,长髯飘飘了一辈子,同仁后辈尊称髯翁、右老,民间百姓则直呼其为于胡子。

髯翁广为人知的名头有两个:一个是国民党元老,另一个是书法大家。他还有一个少有人知的名号;元老记者,从1907年到1910年,他主持创办了四份日报,其中《民立报》在辛亥年间成了沪宁革命党人鼓吹暴动的喉舌,报馆也一度成了党人们聚集密议的“窝子”。

于右任是因为办报才加入革命党。1906年4月,于右任东渡日本,为创办《神州日报》做考察准备。经陕西乡党介绍,时年27岁的于右任结识了40岁的中国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孙中山本人就是个办报狂人,一生创办了十多种报刊,坚信“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他很赏识这位立志办报的年轻举人,顺手开了一张大大的空头支票:委任于右任为“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的同盟会事务。

考察于右任的办报思路,其与孙中山的宣传思想并不完全一致,或者可以这样说:于右任是党人其表,报人其里;孙中山则是位彻头彻尾的革命家和颠覆者。让我们把视线从1911年向前移动4年,看看于右任“元老记者”的名号是如何获得的。

妥协与坚持

1907年4月,于大都督的《神州》在上海创刊,日出三大张,新闻和广告各占一半。当时的上海报界,保皇和立宪立场占主流,新出炉的《神州》显得火药味十足,虽然帝王仍居帝都,报头还是弃用了光绪年号,改用干支和公元纪年。于右任亲自为报纸写社论,猛批君主立宪,认为这是一种虚伪的、荒诞的政治欺骗行为。新闻版标明“有闻必录”,细看多为起义、暴动、革命之类的消息。革命党人和同情革命党的人都很喜欢这一定位,亲切地称之为“炸弹”。《神州》的发行量很快突破一万份,第一次办报即获成功,如果不是一场意外的大火让于右任主持的《神州》停在了第八十期,他就不必再辛苦创办第二/第三/第四份报纸了。

于氏的第二份报纸《民呼日报》创刊于1909年5月,他亲任社长,解释办报目的无非“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仍定位于“揭露清廷黑暗统治,鼓动发起民族革命”。内容和栏目设置较《神州》更丰富了一些,专论之外,还有诗话、艺苑等较轻松的栏目;表达形式上,文字之外,以讽刺画为主的图画增多了。这些技术上的变化,让报纸看起来既革命又轻松,报纸刚出版订阅者已达数千人,三个月之后关张时发行量已过一万份。

清政府地方官员用“间接诉讼”的方式关闭了《民呼日报》。当时于右任和一些旅沪陕甘人士发起成立了一个“甘肃筹赈会”,为家乡饥民筹款救灾,办事地点暂借《民呼日报》报馆。当时陕甘一带连续三年灾荒,饥民遍地,易子而食,《民呼日报》报道了这一惨状,猛批陕甘总督毛庆蕃为保官职匿灾不报、田赋不免的恶劣行径。毛总督大怒,决定对于右任实施跨省追捕,以《民呼日报》涉嫌侵吞赈灾善款为由,致电沪道蔡乃煌,要求严查该报社长于右任。蔡道台心领神会,迅速商请租界当局,对于社长予以拘捕。前后经过八次堂审,主持审判的官员几近明言:如果你再办报纸,就要挖掉双眼;只要你停办报纸,即可重获自由。于右任热爱报纸,也热爱自由,经过半个月的坚持,于右任妥协了,《民呼日报》停在了第92期上。

但于社长的妥协显然是为了更长久的坚持,出狱后的第五十天,他又创办了《民吁日报》,这次他请范鸿仙任社长,自己在幕后主持。他解释报名的含义:呼就去掉两点,相当于已经挖掉了双眼;不允许大声疾呼,不出声地吁一吁总是可以的吧。为了让报纸活得更久些,于右任大幅度调整了报道方向,不再集中关注国内时事,着重报道对外关系和国际局势。

事实证明,只要“反满、革命”的定位不改,报道方向再怎么调整都于事无补,任何报道都危机重重,涉外报道甚至更危险一些。《民吁日报》死于一篇涉日报道《锦齐铁道及远东和平》,揭露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引起了日本驻沪总领事的不满,函请上海地方官员查封该报,中国官员照办了。《民吁日报》存活的时间更短,只有48天。

从报人转型政治

从前三份报纸的生与死中可见,于右任屡败屡战,善于妥协但绝不投降,办报的“韧性”盖过了革命的激情,“元老记者”的桂冠戴在他头上,再合适不过了。第四份日报《民立报》的创办,则直接帮他从记者转型为了元老。

1910年10月,离武昌首义还有整整一年,于右任又当社长了,这次他创办的报纸名为《民立报》,公开宣称:“以提倡国民独立精神,培植国民独立思想、建立独立之民族和保卫独立之国家为宗旨”,虽然仍以“国家、民族”等宏大叙事为主导,但对国民个体的重视明显增强了。栏目设置甚至可称得上丰富多彩:设社论、外论、译论、谕旨、宫门抄、专电、译电、新闻、大陆春秋、上海春秋、杂录等等。此时宪政专家兼民盟领袖宋教仁刚刚从日本回国,策划反清暴动之余,还兼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的笔名,发表了多篇介绍政党政治、责任内阁等西方宪政基本常识的文章。

很快于右任和《民立报》一齐进入了1911年。此时的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已经烂得差不多了,沪上地方官员们精力更在于自保和互保,无暇顾及报章上的异义和杂音。革命党人云集的《民立报》火药味十足,胆子越来越大:“战胜政府”、“改造中国”、“冥顽不仁之政府”、“倒行逆施之政府”等颠覆性言论随时可见。一些激进的党人们甚至不满足于写写骂骂,曾代替于右任做过《民吁日报》社长的范鸿仙最具代表性,武昌首义成功之后,他立即放下曾被孙中山誉为“可抵十万神兵”的笔,投入光复上海和收复南京的实战之中,成为沪宁战事的关键先生,1914年死于非命,孙中山痛心不已,发誓革命成功之后为他实行国葬。1934年蒋介石替孙总理兑现承诺,将范大将军国葬于中山陵东侧。

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传到沪上之后,《民立报》成了沪宁一带同盟会首领们的聚集地,陈其美、宋教仁等在此密谋起义。不久事成,陈其美任沪军都督。又不久孙中山自海外返沪,首站就来到《民立报》,慰勉革命同志。再不久1912年就到了,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党众领袖被聘为内阁要员,于右任被聘为交通部次长。虽然这个次长只做了四十天,但这成为于右任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于氏把主要精力放在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的行动上,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一路逶迤而去,官位和名头越来越大,离报人形象也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