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岳与朱丹溪 张景岳“阳非有余”与朱丹溪“阳常有余”矛盾吗?试析之
出发点不同:张景岳擅长易经,自号"通一子",别称"张熟地",喜用温补药,宗张元素,<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景岳全书>大段论述阴阳八卦与中医五运六气的关系,很多方子都以卦象命名,偏重于阴阳互根,强调"正虚",左归丸/右归丸是典型代表;朱丹溪善治杂病,<脉因证治><格致余论><治法心要>二陈四物大补阴丸是常用方,用药滋阴降火,性偏寒凉,强调"邪实",宗刘完素,可以多角度发挥.
朱丹溪的“阳常有余”与张景岳的“阳非有余”看起来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如果我们从他们各自不同的思维方法着眼,可以看出其实质是相互补充、各有发挥,均可有助于临证,列举如下:
一、推理的逻辑方法不同
朱丹溪使用的是归纳法,请看他得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结论所运用的资料:(1)就天地而言,天属阳,地属阴,天大而地小;(2)就日月而言,日属阳,月属阴,日恒圆而月常缺;(3)就人身而言,相火属阳,容易妄动,精血(具有生殖功能的)属阴,来迟去早。可见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对整个自然界进行完全、严格的归纳,仅从天地、日月、人身的某些现象和角度来推论(这也是归纳法本身的缺陷),由此,张景岳的批评是中肯的。
张景岳使用的是演绎法:大前提:任何对于人体必须的东西惟其不足,不会有余;小前提:阳气乃人参之大宝;结论:阳非有余。从张氏的著作来看,他所进行的全部论证都只为证实小前提——阳气乃人身之大宝。张氏的缺憾在于他的大前提没有从正面论证,故这个前提未必可靠。
二、强调的矛盾属性不同
朱氏侧重于阴阳的斗争性,阳动则耗阴,阴虚则阳旺,双方在对立斗争的过程中能够出现任何一方的偏盛偏衰,他根据《素问•太阳阳明篇》中“阳道实、阴道虚”、《礼记》的养阴思想,以及理学的“太极动而生阳”、五性感动之说,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以救滥用“局方”辛燥之弊,即是其思想渊源和历史意义。张氏忽视了阴阳对立斗争,但对阴阳依存互根的思想研究颇精。他认为,“天地阴阳之道,本贵和平,则气令调而万物生,此造化生成之理也”(《类经附翼•••••••大宝论》)。因此,“水之所以生万物,惟赖其含有阳气”,从治疗上,创左归饮、左归丸等方剂,以突出“阳中求阴,阴中求阳”的治疗原则,由此可以看出其“阳非有余”的哲学基础。
三、所指的具体内容不同
“相火”和“真阳”,含义不同。朱氏言相火,有常有变,常者为人身之动气,然其动之甚则耗阴,人体阴液难成易亏,阴不足则阳亢。相火离位,变而为害。张氏之真阳单言其常,常则为用,乃人身之大宝,温煦肢体,蒸腾脏腑,化气行水。且朱氏之相火妄动又重在指出人之情欲理应节制;张氏之真阳惟恐不足,又提出人体的气化功能务必保护。故此,分道而扬镳。
四、禀承的医学流派不同
朱氏倡滋阴降火,属河间学派;张氏重温阳补虚,隶易水学派。前者以研究火热病机为主,后者重在坍台脏腑虚损。所站的角度不同,提出的学说各异,这正是争鸣的产物。而且朱氏生活的年代,有拘于局方、滥用辛燥之习张氏之时,又有信奉寒凉、多投苦寒之风。他们作为划时代的著名医家,纠正时弊,矫枉过正的提法,液实在有不过正不能矫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