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如何理解文革 陶东风:如何理解大学的去行政化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0年1月26日上午与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10位代表会谈,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温家宝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

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2010年2月27日下午3时,温家宝接受专访,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温家宝又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此后,大学去行政化成为两会代表和媒体热议的话题。

到底什么是“去行政化”?我以为,不能庸俗化地把它理解为去大学校长或书记的行政级别。如果行政化的管理方式不变,官本位的社会权力结构不变,去掉行政级别以后,大学更难办。

去行政化含义之一:调整大学和其他国家行政部门的关系。

中国的大学绝大多数为公立,是国家办的,政府当然要在资金上投入,给大学充足的经费。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干涉大学的管理,剥夺大学的自主性、自主权(包括校领导的任命、专业和课程的设置、学术评价体制等)。高校的独立首先就要摆脱国家或地方各部委、部门对学校的粗暴干涉。

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行政部门把大学管得死死的。地方高校尤其如此。地方政府把各项经费的用途规定得非常具体、僵化,多少元买书,多少元用于学术交流,多少元用于资助出版,乃至多少元买文具、复印纸等等。

经费预算的荒谬性更是无以复加。比如,今年申报明年的预算,其中包括参加学术会议,你必须写明什么时候、在哪里开会,机票或者火车票多少,还要附上证明材料,包括会议通知和机票火车票的价格表,而实际上明年的会议根本还在酝酿之中,谁知道在哪里开?哪里有通知?再比如你要举办会议,那就要写明多少人参加,每个城市有几个,每一个人的机票多少钱,火车票多少钱等等。

而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可能预测这个会议到底哪些人来参加。如此等等。这些所谓的明细如果不写得清清楚楚,那就会被审计下去(这些审计人员是根本不懂学术和教育的外行)。

去行政化的含义之二:调整学校内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

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模式在大学内部得到了忠实的复制。大学内部的运行模式和管理模式也是行政权力统治学术权力。现在的大学出现了越来越强的行政化管理倾向。行政官僚机构的特点是下级服从上级,谁的权大官大就听谁的。这样,不兼行政职务的大学教授就没有话语权。

整个大学的风气是:崇拜官做得大的而不是学术做得好的。大家都去迎合权力,或者放弃学术去做官。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现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我特别痛心的是,我当校长期间从国外引进了一些特别优秀的人才,现在有些都去竞聘处长、副处长了,我很不理解,我觉得他们做行政工作太可惜了。

管理体制行政化,实际上是使得我们大学的活力在衰竭,创新能力在萎缩。”其实很好理解:一个处长副处长比教授风光得多,权力大得多。

大学内部的行政化具体表现在:首先,行政和学术不分家,没有起码的界线。行政权力可以对学术事务随意进行粗暴干预。行政权力掌握着大学所有资源的分配,它不仅决定大学内的行政事务(比如后勤、基建等),而且决定大学的学术事务,包括学术位置的安置、大学教师的聘任,学术成果的评价,等等。

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学术机构名存实亡,完全处于行政权力的控制之下;其次,学术权力行政化。这是学术权力自身的异化。学术的宗旨本是寻求真理,以真理为最高价值追求,在学术问题上,谁掌握真理谁说了算。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学术权力也讲级别,也奉行下级服从上级的运行规则(这本是官僚机构的运行规则),根本不讲学术贡献,而讲资历或者学术职位。

我们现在的学术会议,主席台上坐的都是清一色的学术官僚。朱清时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我理想的学校以后开会应该是这样:主讲人是最有活力、干得最出色的年轻人;老专家、像我这样的老院士,坐在在底下听,给他们服务、帮他们组织,我们不直接讲话的,话语权让给最有创造力、最出色的年轻人。

从而让整个学校有氛围去崇拜学术卓越而不是崇拜地位或权力。”第三,行政权力官僚化。所谓行政权力官僚化,是指行政权力背离了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宗旨,不是为教学科研服务,而是处处管着教学科研。

行政机构根本不是服务机构而是统治机构。本来大学的行政权力是为大学的学术使命而设,是为了大学的核心目标而设。大学的行政权力本质上就是服务的权力,其职能是服务职能。但现在却成为高于教师权力的官僚权力。行政人员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们为教师服务。那谁为我们服务?

张扬学术权力是大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要使学术权力得到张扬,得到合理行使,必须制定严格的制度。每个高校都应该有《大学章程》,章程应该规定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范围、边界,两类权力行使的程序和原则。大学内各个学术性的委员会必须对其成员进行严格的限制,决不能让各类行政“长官”控制学术机构,行使学术权力,而应该由学科带头人、教授来行使大学的学术权力。

要让教授的意志主导学校的发展。行政部门管理人员是为教授服务的,他们的职责落实教授委员会的决策,而不是指挥教授。

“教授要讨论什么问题,管理人员坐在一边,教授有问题了,他们提供参考,然后帮着找解决办法。”(朱清时)当学术委员会的决议和行政机构发生冲突的时候(比如行政机构说这个决议无法执行),正常的思路应该是:那就进行行政机构改革。

最后,正如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的那样:大学的去行政化必须与社会的去权力本位同步进行,否则将寸步难行。这就是中国特色:大学的去行政化恰恰需要行政力量来推动,这就如同中国的市民社会恰恰需要国家来扶持。这是一个悖论,但是我们无法逃脱这个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