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文化研究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

2017-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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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陶东风,1959年出生于浙江省温岭市;1978 1982年,就读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 1991年,

陶东风,1959年出生于浙江省温岭市;1978 1982年,就读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 1991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南大学特聘教授, 文化研究丛刊主编,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文艺学、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

已经出版的相关专著有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文学史哲学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从超迈到随俗庄子与中国美学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 (与金元浦合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 (上海三联书

店,1999)、从美学到文化陶东风学术自选集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 90年代审美文化研究 (北京出版社,2002)、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 (暨

南大学出版社,2002)、后殖民主义 (台湾扬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2)、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等;主编的教材有文学理论基本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翻译的著作有文化研究导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文化与权力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等。

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学术月刊、 Position 、 Culturalpolitics 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成果先后获得中国文联第四届优秀文艺评论一等奖,北京市第三、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精品教材奖,北京市精品课程奖,等等。2004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跨世纪理论人才。曾经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学术访问。

刘张扬,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陶老师,您现在是以文化研究的学者而知名,但您最早开始的研究方向却并不是文化研究。这中间应该经历了一个学术的转化,这个转化的动因是什么呢?

是的,我的学术研究经历了几次变化。在读大学的时候直到研究生毕业,我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比较感兴趣。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写王维的,第二篇是写陈子昂的。第一部著作是研究中国古代心理美学的,这就是199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接下来的研究由于受到当时(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影响,对

中青年专家访谈录

于形式问题感兴趣,写了一些关于文体方面的文章,还出版了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但不管是研究古代文学和美学,还是研究形式,其中都包含了两个难以摆脱的关切:一是对于自己的生存意义的关切,一是对于社会文化的关切。我对古代心理美学的研究和对于庄子的研究(它是我的博士论文选题)都浸透了自己的人生体验,而我对文体的研究则是从文体和文化的关系入手的,这对于我后来转向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直接促动我转向文化研究的是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的社会急剧转型。在80年代的时候,我对自己怎么发展、学术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发展,好像都很清楚。但是到了90年代,这些都变得不清楚了。就我的个性而言,在对人生和社会有大的迷惑的情况下退回去做一些纯学术是很难的,所以我转向了对当代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的关注,也是借此为自己寻找人生的答案,既是关于自己也是关于社会的答案。

关于文化研究,有不少人认为文化研究就是原先的庸俗社会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现在对文化研究的一个严重误解就是将文化研究等同于传统的文艺社会学甚至庸俗的社会学批评、政治学批评。这样的指责很多。很多人认为,我们好不容易走出了庸俗社会学批评,现在文化研究动不动就是谈政治、谈权力、谈阶级,这不是倒退吗?虽然这样的指责不是很准确,但又有它值得同情的理由:理由之一是很多人对于文革时期那种使人大倒胃口的庸俗社会学批评还心存警惕和反感,担心回到过去。

考虑到历史的因素,这个担心可以理解。理由之二是有些文化研究的确做得不好,和原来庸俗社会学差不多。理由之三是很多学者对政治的理解比较狭隘,似乎政治就是政治家的事情,就是党派权力斗争。

深入了解一点文化研究就会知道,文化研究和庸俗社会学非但完全不一样,而且文化研究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庸俗社会学特别是简单化的经济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上的。关于这一点,了解文化研究常识和历史的人都知道。威廉斯是文化研究理论的奠基人,但是他对经济决定论有着不同的看法。

后来很多对文化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的人,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后现代主义者福柯,等等,都对此有强烈的反省。另外,对于阶级理论,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也有独到的理解。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文化研究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越来越多的表现出偏离阶级分析、偏离决定论、偏离本质主义的倾向。

您关于文化研究和文艺学关系的观点,引起了

很大的争议。那么,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中的所谓内在研究是什么关系?是对立的吗?

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问题现在是文艺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文化研究近年来的兴盛并造成了对文艺学的冲击。所谓内在研究 ,我理解就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那种注重文本分析、文本解读的研究方法。

它是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和模型发展起来的。它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很复杂,不是简单的对立。首先我们得承认,文化研究与符号学、语言学、形式主义有很密切关系,文化研究的源头里面就有这些东西。语言学对文化研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从最粗浅的意义上说,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的形式主义、符号学、叙事学等,为文化研究提供了分析文化产品(同样被看作文本)的手段和方法。比如,我们不仅可以对文学作品,也可以对于广告、时装乃至建筑进行文本分析。

有些符号学家本身就在文化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比如罗兰巴特。但是,从深层次上说,现代语言学对文化研究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动摇了传统语言学那套符合论的语言真理观,后者认为语言和它反映的世界之间是完全吻合的关系,独断的真理观就建立在这样的符合论基础上。

现代语言学动摇了这个东西,依据索绪尔以降的现代语言学观,能指与所指之间不是吻合而是任意的关系,语言表意的基础不是能指和所指的吻合,而是能指之间的差异原则。

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还要极端,认为所指是永远也不会出现的。二是文化研究很关注主体性问题,而它的主体性观念和传统主体性哲学的一个根本区别是认为主体是语言文化的建构,不是先验的,不是本质化的,不是固定的。这个观点也是来自语言学的启示。受现代语言学的影响,文化研究认为主体性是建构的、流动的、杂交的。这在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理论中都有非常充分的表现。

但是,文化研究和以语言学为基础的内部研究是有差别的。最大的差别是文化研究走出了文学的内部研究所建构的审美城 ,跳出了那种审美自主、艺术自律的观念,它非常突出政治性。而我们的文学研究在8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在回避政治性,不谈政治性,而谈文本的快乐,谈语言迷宫,谈叙事方式,等等,文学的自律性成为一种主流的观念。

与这种自律论相关的是认为文学研究是研究文学的审美本质, 内部研究即使不是唯一的方法也是优先的方法。在90年代大众文化兴起后,这种自律论的文艺学明显失去了解释当下

学术月刊 2007 7

社会文化现实的能力。这样,一味地坚守原来的审美主义、文学艺术的自律论立场,就值得反思。我觉得这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意义之一。但是,也必须看到,文学研究对于文化研究有它的作用,它为文化研究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文本分析方法、文本分析技巧。

符号学、结构主义、语言学为文化研究提供了工具箱。不过文化研究并不像很多人误解的那样,不分析文本的内在价值而只是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文化研究是没有学术含量的。

文化研究也要做很多非常细致的文本分析的工作,只不过它要更进一步追问特定的文本为什么是这样构造的,它认为文本的构造方式本身不是自律的,而是有权力在起作用。用布迪厄的话说,语言不仅仅是沉思的对象,也是行动与权力的工具。

以新批评为例,文学内部研究的分析方法是在文本的内部寻找其修辞和意义结构,如反讽、隐喻、含混、复义等等。文化研究照样也要关注这些东西,但是它会更进一步地追问:这样的作品构造方式遮蔽了谁的视野、突出了谁的视野?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去结构作品?其中有什么样的权力关系在起作用?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赛义德为我们提供的福楼拜对自己遭遇的埃及妓女的叙述。

在福楼拜的叙述中,这个埃及女子总是沉默的,总是需要一个白人男性(即作者福楼拜)来替她言说。

这种叙述方式浸透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它在政治上不是中性的。我觉得这就是文化研究所要做的,也是它超越文学研究的地方。我自己也希望走这样一条路,把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政治分析等等打通,但又不能很牵强。这样的研究难度很大,它需要熟悉各个学科知识并对其加以熟练运用,但我觉得值得尝试。

在讨论文学理论的学科边界以及最近的于丹与十博士之争的现象中,您都运用了布迪厄的理论,您认为他的社会学理论在您对中国当今现象的分析中有何启发?

我是用过布迪厄的理论来分析一些文化现象,包括于丹,但主要还是用在自己对于文艺学知识生产和文艺学学术史的理解上。在我新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导论当中,我的思路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布迪厄的启发。就文学艺术的研究而言,布迪厄对我的最大启示,就是跳出了文学艺术自主自律的那个框框。

布迪厄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关于实践的一般理论,这个实践包括文化实践,主要就是指文学艺术。在这样一个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实践理论当中,他突出强调的是文化实践的利益牵连以及文化利益的特殊性。

任何实践一定都和利益相关,不管什么实践,不管它多么强调自己的超利益性文艺活动就是这样的实践。我们能够理解经济活动跟利益相关,但我们往往不能理解文化活动跟利益相关。

这是因为文化活动一直以来都是通过和经济活动的所谓差别来建构自己的,超功利性本身已经成为它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知识分子一谈到文化就不谈利益,因为文化是所谓超越利益的。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最厉害也是有争议的地方就在于他要建构一种关于文化的政治经济学。

这样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解构关于文化的超功利神话。但另一方面,布迪厄不是庸俗的经济主义者,他很警惕他的理论陷入僵化的经济主义。

所以,他要探讨文化利益与经济利益的不同,为此,布迪厄发明了比如象征利益、符号权力、象征权力、语言权力、符号资本、文化资本、超功利的功利性、颠倒的经济等术语来建构他的文化经济学,意在突出文化的功利性是一种存在于超功利中的功利性,以此区分文化经济与其他经济的不同。

这个理论很有意思,您能再展开一些? 比如说,布迪厄讲文化生产是一个有自主规律的和自身游戏规则、奖惩规则的一套实践。在文化领域里遵循的利益规则与经济领域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恰好相反的。在文化领域里,越是声称自己追求利益,或者你的活动直接是以市场为目的,那么你在学术圈内就会越受贬低和排斥。

这就是所谓颠倒的经济或者赢者输 ,你可以说,颠倒的经济毕竟也是经济,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说,颠倒的经济是颠倒的经济,重点在颠倒二字,它不是指赤裸裸的经济法则。

我觉得这个理论对于我来讲很有启示。因为我在反思中国的一些文学理论的时候,发现它也是有功利性隐含在里面的。另外,也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进行历史分析。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一个比较自主的文化生产领域,包括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研究领域,但在此之前是没有的。

所以,布迪厄的理论在应用的时候是要警惕的、小心的,他那所谓的赢者输、颠倒的经济,放在文革时期是不适用的, 文革时期没有这种现象,你跟主流政治越紧,学术上也越显赫。所以那个时候用布迪厄的理论是不合适的。

布迪厄理论的建构主义视野也很值得借鉴。建构主义强调本质是建构,文学也是建构。它的反义词有两个,一个是本质主义,一个是相对主义(或激进的反本质主义)。有人说我的文学理论走的是一条反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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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路,实际上这是对我的一种误解。我走的是一条建构主义的路,而它的理论源头很大程度上就是布迪厄的理论。在建构主义看来,文学既不是完全没有本质,也不是有一个客观的、固定的、无条件的、先验的本质。前者是彻底的相对主义或彻底的反本质主义,后者是本质主义。

这两者跟建构主义都不一样。建构主义首先反对文学有一种非人所建构的绝对本质,强调任何关于本质的言说都是建构,而不是一个离开了建构也存在的实体。文学的本质不是在土下面埋的一个宝,你只要方法正确一挖就能挖出来,这个宝是大家都能承认的,不是这样。

建构主义认为,你挖宝的方式(怎么挖)、目的(为什么去挖),决定了你挖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宝。因为建构活动牵扯到人的利益以及他所处的语境,牵涉到他所受的各种限制,等等。

但是为什么说建构主义的立场又不是彻底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呢?你建构你的文学本质,我建构我的文学本质,不是完全相对的、完全主观的吗?不是。一个人是在特定的条件制约下去建构的,这些制约因素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制约因素使得你的建构不可能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没有限制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常常会建构出一种相对稳定的关于文学本质的说法。

再补充一点,各种关于文学的言说都是建构,没有哪一种揭示了文学或者东方的绝对本质,因此,我们在提出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建构了什么样的关于文学观点后,还要分析各种关于文学的言说之间的力量关系,或者说,对文学的呈现哪一种是强势的再现,哪一种是弱势的再现。在做完这样的分析后,我们的任务是努力营造一个让各种各样的关于文学的言说自由存在、自由发展、自由竞争的公共话语空间。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

看您的治学经历,好像离文学越来越远了,虽然您刚才说文化研究对文本分析提供了理论上的启发,方法上的借鉴,但我还是觉得离文学文本越来越远。

这首先是一种个人选择。我并不把捍卫自己所谓的专业看成是我的最重要使命。我一直不这样看的。我承认我现在的很多研究不是文学研究,也与文本无关。但是我却认为自己的工作依然是学术研究的工作。重要的是学术和学科不能等同,我现在的学科意识不强,但是还是有比较强的学术意识。我走的是文化批评的路子,文化批评不是文学研究(也不是社会学或其他什么学 ),但是却依然是学术活动,我没

有放弃学术上的要求。

有一种误解是认为文化批评全部是时评,没有什么学术含量,我不同意。文化批评一般针对当下的事件,这是对的,这大约就是所谓的时 ,但是文化批评见出学术含量的是如何评而不是评什么。优秀的文化评论是建立在深厚学术基础上的对于当下文化事件的批评,虽然它和典型的学术论文不同,不大段地引用理论。

我是向着这样的方向努力的。比如对于丹引发的争议的分析,我用了布迪厄的两种文化生产场域的理论;对于于丹论语心得的分析,则用了阿伦特关于自由的理论。

还有,在分析国产大片的时候,我使用了阿伦特关于暴力的理论。事实上,我平时花费了大量时间在阅读很经典的理论著作(大约占据我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二),就是为了保证文化评论有学术含量在里面。我相信认真读了这些文章的人不会觉得这里面没有学术含量。

总之,一个学者去谈一个当下文化现象或是分析一个流行文化文本,这没有什么不好,但应该体现出他的学术素养,这个学术素养不局限于学科。我对学科这东西不是很看重,我觉得我不适合作一个纯粹的文学研究者(有些学者适合,这也很好)。

学术于我是一种生存体验,如果我觉得一个问题重要,我就会去研究它,至于这个对象是否属于文学研究的范围,运用的方法是属于政治学、文化学还是文学,我不过多考虑这些。前些天在云南开会,我递交的论文就是关于国产大片批判的。

有人就说你这个是美学和文学研究吗?虽然你讲得很有道理。我就说,我认为你后边的这个评价(分析得有道理)就足够了,至于它是不是文学研究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是不是觉得我讲得有道理,有启示,有学术含量,这个是重要的。

但我同样觉得,有些学者作纯粹的文学研究也很好。我最不喜欢的是不学无术却又对什么东西都发表感慨。对于那些很专业的学者我是很尊重的,虽然我走不了他们的那条路,也不想走他们那条路。

您的学术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关注现实,在关注现实的过程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学术策略,同时,您总是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事物,这种态度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是您本身就有,还是接触了文化研究之后形成的?

狭义的批判性立场应该说是在接受文化研究之后。批判性,宽泛的说它就是一种喜欢质疑、喜欢怀疑的态度,对前人的理论进行批判性解读。这种批判性,那对我来说就很早了。我觉得一个学者必须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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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东西,不光是文化研究者。要挑战已有的定论,带着质疑的眼光进入这些领域。

质疑当然需要知识基础和学术积累。你要了解对方,然后还要有些超出他,当然,这个超出不是全面超出,我们很难全面超出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这几乎不可能。但这不阻碍你在某些方面对他提出一些质疑。

狭义的批判性是特指边缘对主流的质疑,弱势对强势的质疑。因为文化研究强调边缘颠覆中心,弱势颠覆强势,被支配者颠覆支配者,批判往往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使用的。但是这里面也有个困惑,是不是所有边缘对主流的颠覆都有合法性?现在世界上有很多非常弱势的群体还保持着很野蛮的习俗,边缘立场如果走到极端,就会无条件认为这是弱小民族的传统特色,是他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是不赞成的。我觉得边缘立场是应该有限度的。

在您的关于文化研究的探索当中,您的一些观点遭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您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声音,或者说,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学术论争的?

学术论争自然好,一种观点可以引起反响,总是一件好事。当然,在论争中也会出现让人无奈的情况,这就是被误解。这种理解上的偏差往往表现为对方没有能够复杂地去思考问题。比如说,他们见我在学术领域提倡去研究一些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但是同时在政治上又很激烈地批判这个东西,就觉得我是矛盾的。

他们认为,你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要研究它、重视它,认为文艺学学科要包容这个东西,那么就必然意味着即在价值上肯定和宣扬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完全是两回事。

并不是说你在学术上重视的对象,就一定是你在价值上肯定的对象。这本是个很简单的道理:马克思毕生花费最主要的精力研究资本主义,难道马克思是在赞成和鼓吹资本主义吗?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看的。

再比如,有人写文章批评我在文艺争鸣杂志2006年第1期发表的文学的祛魅一文,主要批评的是我用了祛魅这个词。他的理解是, 魅是个贬义词,所以祛魅就一定是个褒义词,扫除魑魅魍魉。这样,他认为我的主要观点 90年代是对80年代的祛魅就是把80年代的启蒙运动当成了魑魅魍魉,妖魔鬼怪,而90年代既然是对此的祛魅,所以我必定是在全力捍卫90年代。

其实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追溯到祛魅这个词的源头,韦伯是首先讲去魅这个词的,他讲现代世界是对于中世纪宗教世界的去魅,差不多就是合理化的意思,现代性的核心就是这个合理化意义上的祛魅,不再有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统一的、带有神学色彩的权威解释了。

这样一种现代现象,韦伯在价值判断上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合理化解放了人,让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但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工具理性的体制,官僚制度的铁笼 ,价值多元化和众神纷争。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不太习惯于复杂地(似乎是矛盾地但是实际上是辩证地)思考各种问题各种现象,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简单化的、单维的、没有张力的。

这个问题也反映在对现代性的理解上。很多人把现代性理解成一个很简单的东西,现代性等于民主、自由、科学、理性,一切好的东西,没有想到现代性还有它的其他方面。著名思想家阿伦特就曾经指出,现代性潜藏着极权主义的因子,她对于极权主义的批判就是从现代性这个根子上着手的。

由于我们中的很多学者在80年代把现代化理想化了,似乎现代化一切都好,所以,不愿意把坏的东西和现代性或者现代化联系起来,甚至认为中国整个还处在现代之前的时期,反思现代性对于中国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事实上,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矛盾的东西,而且也有各种各样的现代性类型。比如,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苏联模式的、法国模式的和英国模式的,等等。

我觉得您对新的事物总是保持着一种高度的关注和敏感,无论是新的理论、新的文化现象,还是新的传播方式比如博客等等,这是不是您保持学术年轻的方式?

我把你的话当作是一种赞美和鼓励吧!也有人说我的学术还保持着一种活力和开放性。这个年龄了,保持开放性不容易,也很累,有时很羡慕有人在自己已有的研究格局中慢慢做,细细做,心态很平和。我却总是想有所突破,如果说这种突破的欲望是一种年轻的标志,或者是保持学术生命力的标志,我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