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之子罗宇 罗瑞卿之子罗箭回忆自己与父亲的命运
身为开国十大将军之一罗瑞卿的长子,罗箭曾有着与普通人不同的经历。罗瑞卿政治生涯的起伏,也波及子女。在共和国建立后的头27年里,罗箭的命运随着父亲跌宕起伏,后33年里慢慢恢复平静。如今,71岁的他在北京安享晚年 ...
不是八路军战士在抗战时期都能结婚生子的。结婚的资格是“二八三团”,即年满28岁、党龄满3年、团级以上干部。符合这些条件,结婚后孩子生下来才会进入军队名册,获得军队的生活供给。
1938年,罗瑞卿已有32岁,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该校14个大队的大队长就是团级干部。这样,他和妻子有了第一个儿子罗箭。
罗箭出生时,父亲罗瑞卿在太行山前线作战,后来罗箭被送到延安保育院。
罗箭童年的许多记忆都与黄土高原上的小镇延安有关,那段时光还常常伴着炮火和转移。他随着小伙伴和大部队,一路从延安到河北省阜平县易家庄,再到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古贤村,直到镇守北平的傅作义和平投诚,他们才跟着荣臻小学迁入北平。
此时,已是1949年3月。1949年在许多人印象里是战争与和平的分水岭,不过西北、西南等地的战事并未终结,罗箭的流转也没有停止。
1949年年初,罗瑞卿到北平,在如今人民大会堂附近的原北平市银行公会,筹建共和国的公安部。在数公里之外西单李阁老胡同,原四存中学旧址成为荣臻小学校舍。这个原来国民党的秘密情报训练机构面积不大,是罗箭对古都北平最初的记忆。
这段最初的记忆只持续了几个月,结束短暂北平岁月的人是林月琴——罗瑞卿好友罗荣桓的妻子。林月琴负责四野干部子弟学校,当时学校在天津,她认为条件比荣臻小学好,就将罗箭带到天津上学。
罗箭说:“这种情况当时非常普遍,军队干部的孩子一直就是在部队学校长大的,父母们也很放心将孩子交给好友照顾。”
随着四野南下作战,罗箭也随着部队南下,先到武汉。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时候,11岁的罗箭身在武汉,没有机会目睹当时的盛况。武汉当时是怎样的景象?他也全无印象。后来,他们又辗转到庐山。
1951年2月,父亲罗瑞卿到南方出差,回京路上,将罗箭接回北京。罗箭重回荣臻小学,那时学校已更名八一小学(如今北京八一中学的前身)。错过开国大典的罗箭,没有错过这一年的国庆大典。
罗箭还记得,1951年的国庆阅兵式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有个少先队方队,很多孩子来自八一小学。这个方队并不移动,只是在每次受阅方队通过时,举起花朵呼喊。在大典最后,这个方队按设计涌向了金水桥附近,向天安门楼上的毛主席欢呼。
“我看见,毛主席起初只是原地朝下面的人群挥手,后来他向前走到观礼台最外侧,朝着人群挥手。”这个场面让罗箭印象很深。
4年之后的国庆前夕,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授衔仪式举行。罗瑞卿位居十名大将之列。穿上大将服的罗瑞卿和其他将帅,被印在画册上,很多年里都在中国广为流传。
罗箭印象里,那天,家里人和工作人员也纷纷和威武的罗瑞卿合影。
1958年夏天,罗箭在圆明园旁边的北京101中学完成了高中学业。那时候,高中毕业后,领导人的子女最向往的出路是赴苏联留学,向老大哥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中共高级首长和烈士子女赴苏留学最早始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早期赴苏者包括毛泽东、朱德等的子女。解放战争后期,高级干部子女和早期烈士后人留学渐成风气。1948年,烈士李硕勋之子李鹏赴苏留学,同去的还有其他20名高干子弟赴苏,即史上的“4821”。
中苏的蜜月期并未长久。1956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并于1959年最终破灭。一同破灭的还有罗箭的留苏梦,他只能去读国内的大学,可以选的是专业。“现在,最火的专业可能是金融和IT,但在我那个年代,人们相信尖端科技可以给国家带来巨大力量,而最前沿的、最时髦的科技就是原子能。”
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20岁的罗箭最向往的大学也是“哈军工”,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这座由陈赓将军创立于1953年的大学,在四五年里迅速成长为远东地区着名的军事院校。
同为十名开国大将的陈赓与罗瑞卿是长年的战友。罗箭藉此先向陈赓打听了哈军工的情况,并说明想学原子能的意愿,但哈军工当时并未开设原子能专业,于是陈赓建议报考中国科技大学,当时该校已设原子能系。
1961年,得知哈军工已经开设原子能系,并招收各地方大学三年级的插班生。罗箭最终圆了自己的哈军工梦。1963年夏天,罗箭毕业,并被分配到国防科委的第21研究所,参与核试验的理论研究。这个研究所在新疆罗布泊,但因为当时那里科研条件太差,暂时在北京郊县通州的城区办公。
那是一段极其艰难的岁月,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俄文资料匮乏,只有英文资料,但罗箭一直都是学习俄语,只能马上学习第二外语。他还记得,那时,几个技术人员常常围在一起,将每个生词都用词典查出来,但仍然不能流畅地翻译出研究资料。
研究设备也很匮乏。当时的计算器都是手摇式,还不充裕,多数时候大家用计算尺,甚至算盘。罗箭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是,很多技术人员在篮球场上围成一圈,每个人一个算盘,计算出一个数据,给下一个人,一个人接一个人,流水作业。
就是这样,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中国在罗布泊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时,罗箭和许多科研人员退到试验场60公里外的一座小山后面,大家背对爆心,坐在地上,蹲着双手捂着眼睛,各自心中默数六十下,然后起身撒手。
“我数了60下,感觉没人站起来,于是继续数,这时突然有人说‘起来了’,我们就都起身看到蘑菇云起来了,然后大家都振臂呼喊,兴奋不已。”罗箭说,当时摄影师也兴奋地欢呼,竟忘记拍摄,只好让大家重新欢呼一次,以供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