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矛盾 从杨振宁和李政道矛盾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作用
应该说来,我们在科研领域设计了不少好的制度,但这些制度往往发挥不了好的作用,中国人总能想到规避手段。于是乎,科研经费的获得往往取决于关系,而不是科研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蒲慕明教授的观点有道理。中国科研的很多问题,往往不是体制造成的,应该从科学家本身去找原因。
然而,仅仅认为科学家自律能力差导致中国科研环境出问题是不够的。应该从历史轨迹看中国科研的一系列问题。在这里,我们从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矛盾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杨振宁和李政道青年时代在中国长大,在美国体制下做科研,在年青时代就获得诺贝尔奖。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杨振宁和李政道却在功成名就后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从目前披露的有限资料来看,他们的矛盾起源于论文署名顺序问题。
杨振宁认为他是长者,也提携李政道不少,应该署名第一。而李政道认为该按照字母顺序来署名,他应该署名第一。 由此可以看出,杨振宁的观点来自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而李政道更坚信西方文化观点。
因此,两人的矛盾开始了。 此外,李政道也受中国文化里名不正则言不顺影响。于是乎,论文署名顺序在两人看来就非常关键了。即使到了今天,很多中国的导师还要在学生写的论文上署名第一,就是看中论文署名顺序中排名第一的重要性。
君为臣纲。论文署名第一,意味作是起主导作用的“君”,署名第二,就是低人一等的“臣”了。 两人为论文署名之所以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文化对中国科研的影响是全方位、全尺度的。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对君臣关系的认可、实践和维护。在这种文化里,科技管理者是君,科研工作者是臣。在科研工作者中,院士是君,其他人是臣。依次定义,各人的位置和顺序就注定了。 跑关系,就是对各种君臣关系认可和维护。 不跑关系,就无法建立君臣关系,也拿不到项目。
如果我们再看宽一点,毛泽东、刘少奇和彭德怀等人的矛盾,也有中国文化的影子。 周恩来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与他对中国文化的精准把握有关。
由此看来,中国的科研环境要有实质性改善,需要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魔咒。 中国文化的可怕之处是99.9%以上的人认可和实践它。想冲破中国传统文化束缚的人,连0.1%都不到,他们失败的命运,往往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