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台湾 蒋介石到台湾后 承认没想到郭汝瑰是最大共谍

国民党西南部署的情报主动向二野情报处提供情报的还有刘宗宽。他原是杨虎城的团长。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军统向蒋介石告他通共,蒋要枪毙他,但因查不到确凿的证据,只判了有期徒刑。后张群把他要去当代理参谋长(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刘宗宽传递情报,是通过二野情报处派出的一个政治交通员,叫屠云剑,他还有一个关系人,叫房显志,是刘的小老乡。

蒋介石亲临重庆,主持作战会议,研究保卫西南的部署时,曾让刘宗宽作分析中共进攻西南路线的报告。他就“有理有据地”分析出解放军一定会采取三国时代邓艾过秦岭、度阴平,由陕入蜀的路线,根据是贺龙正在宝鸡一带集结第18 兵团、第7 军等部,似有由陕入川的态势。

当时,包括蒋介石、张群在内的高级将领都确信了刘宗宽的“判断”,并作了由胡宗南等部重点防守川北的部署。而实际上,刘邓大军协同四野一部,是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术,佯装向南进攻,实则从湘西直插云、贵,堵住国民党军逃往国外的退路后,再由贺龙部由陕入川,实施夹击。

开始,为了稳住胡宗南,贺龙奉命采取了“攻而不破”的佯攻战术。胡宗南中计,还向蒋介石发电报邀功,说他的防守固若金汤,贺龙久攻不破,让蒋放心。待蒋介石发现刘邓大军南下的真正意图后,为时已晚。就这样,蒋介石的九十万部队,几乎全部被歼灭于西南境内。

当然,刘宗宽并不知道中共的西南作战计划,但他的“判断”,影响蒋介石作出了错误部署,客观上帮助了解放军。国民党军撤退时,刘宗宽不走,留在重庆,继续向二野情报部提供情报,还做了些工作。因此,刘伯承对刘宗宽评价比较高,说他的情报比较全面,把国民党在西南的整个部署都摸清了。

刘伯承拒绝接受杨森“起义”

二野情报处接上中央转交的关系,继续联系和做争取国民党军西南高级将领起义的工作。这些老关系,主要是刘文辉、邓锡侯(原四川省主席、国民党第95 军军长,时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原第28 集团军总司令、川陕鄂边绥靖公署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黄隐、鲁崇义等。

西康省主席、第24 军军长刘文辉从抗日战争时期就设了秘密电台,同中共保持联络。淮海战役后,刘文辉为了避开国民党军统的耳目,更换了与中共和二野的联络暗号。为了保持与刘文辉的正常联络,李达曾两次通知二野各军电台注意这一暗号,第二次电文是:

“杨[ 勇。二野五兵团司令员]潘[淼。五兵团参谋长]并各军首长:我寒电所述刘文辉部与我军之联络记号,望再告前线部队,注意切实照行,免生误会。李达皓”(“[ ]”内的字为笔者所加)

1949 年12 月9 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卢汉率先通电起义。蒋介石气急败坏,让胡宗南派部队炸了刘文辉在成都的一处住所,拉走了数辆大卡车的财产。幸好刘文辉当时并不在此居住,逃过一劫。

此后,在二野通过地下党组织的争取之下,1949年12月中旬,国民党第7 兵团司令裴昌会、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16 兵团副司令曾甦元、第16 兵团司令罗广文、第22 兵团司令兼72 军军长郭汝瑰等宣布起义,第5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投诚;27 日, 第18 兵团司令李振起义。当天,成都宣布解放。上述这些国民党起义将领,都受到了欢迎。唯独有位鼎鼎大名的杨森,却遭到了刘伯承的拒绝。

二野进军到湘西时,电台收到了杨森(国民党第20军军长、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发给刘、邓的一封明码电报,表示要起义。柴军武收到此电后,向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做了汇报。刘伯承说:“千万不要这些人,别理他!你们做起义工作,不要找这些人!”

这是因为,当年刘伯承和杨闇公领导顺(庆)泸(州)起义时,遭到反动军阀刘湘的残酷镇压。杨、刘争取杨森支持起义军,牵制刘湘。杨森虚与委蛇,向杨、刘表示支持革命。但在起义军危难之际,杨森却坐视不救,致使起义军失败,杨闇公不幸被俘,惨遭杀害;刘伯承辗转脱险,参加了南昌起义。

朱德也曾做过杨森的工作,但他仍然是采取两面三刀的策略,表面应付,虽小有帮助,但一直死心塌地站在国民党反动派阵营。他此次致电刘伯承表示起义,也是见蒋介石大势已去,自知如果顽抗,也难逃被歼的命运。

杨森没有收到刘伯承的答复,还不死心,在重庆解放之后,又派“使者”到重庆找刘伯承面谈,这是因为他还有一部分残余部队被二野包围在山上。“使者”对和他接洽的柴军武和任白戈说,杨森要求起义,但条件是把他的“笼灶”(在重庆的浮财)运走,用那些被包围的部队作交换。

刘伯承听了柴、任的汇报后,非常生气,说:“我不见他!你们去跟他谈去,让他转告杨森:有多少枪缴多少枪,就是缴械,别的不谈。”杨森碰了个大钉子,灰溜溜地跟随蒋介石逃到了台湾,还做了一任台湾的国防部长。如果蒋介石知道他曾向刘伯承要求起义,不但做不成国防部长,恐怕连性命也难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