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不逃往台湾 55年突回大陆上演国军版“归来”
国民党的战局一败涂地,许多国民党党政要人已经要么自愿、要么被逼,准备行囊,跟随老蒋溃退到台湾去。
卫立煌压根就不想去台湾,一旦到了台湾,他是插翅难飞了。但他也知道,毛人凤正在指挥保密局的特务对不准备去台湾的著名人士和将领进行劫持或暗杀。他琢磨这一回自己的名字肯定上了毛人凤的暗杀黑名单。说来侥幸,中国共产党所颁布的43名战犯中卫立煌的名字列在第28位,这在无形中反而帮了卫立煌的大忙。
当他获知自己名列中共宣布的战犯名单时,长叹道:“我有救了?”因为他知道,在特务看来,他卫立煌不敢不走,否则共产党来了也饶不了他。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的第二天,便下令将在卫家监视的宪兵全部撤出。但特务仍盯在那里。卫立煌想想老蒋仍然实权在握,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在1949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一)乘特务不注意,坐上自己的车,佯装出门兜风,一直开到上海。
在一个王姓朋友家,他剃掉平时喜欢蓄着的小胡须,用7天的时间办手续、买船票,只带柴春生、任异堂两名随从南下香港。在海轮上,换了中装的卫立煌又戴了一副墨镜,贴了两片头痛膏药,俨然是一富商模样。
船在台北停一小时,为避免遇到麻烦,卫立煌通过熟人由头等舱暂时躲到船头去。到香港后,卫立煌一行住进铜锣湾国泰酒店。几天后,他的下属又回广州接来了卫立煌的儿女,并取来行李。又过了十天,妻子韩权华也由海路从上海来港,全家团圆。
卫立煌一到香港后,先用一个假名登记住进一家旅馆,终日闭门不出,后来找到一所公寓,安居下来。他就在这里韬光养晦,在香港当起寓公。但是他对国内的时局变化仍然非常关注,一连写了三封信给他的老部下陈铁,叫陈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时机。
他不知道这时的陈铁在贵州已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人员接上了头,就要起义了。“民革”的同志了解到卫立煌和蒋介石的关系已经决裂,过去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八路军合作得不错,便告诉卫立煌:如果他本人愿意,“民革”可以介绍他到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商量国家大事,建设新中国。
卫立煌谢绝了这一邀请,说:“我现在去北京还不是时候,我是一个背着失守东北黑锅的国民党将领,现在去北京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蒋介石更可以把自己指挥失误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反而给蒋介石以口实。
”说到这,他很郑重的对来人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到新中国的,等等再说吧。”
日子就在卫立煌的等待中一天一天过去了……
1949年10月1日下午,开国大典在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第二天,这条“改朝换代”的要闻登在香港各大报纸的头版上!
卫立煌坐不住了。此时,他与大陆方面联系的渠道已经沟通。于是,他和他身边几位贴身随从字斟句酌,起草了一份电文,发往北京。电文如下:
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
从此全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代申贺忱!
按“江”在电文系汉字代“三日”。这份电文,比较真实地表达了卫立煌对祖国诞生新政权衷心向往的心迹。近半个世纪,他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地位虽节节上升,但细想来,无论军阀混战,还是国共对垒,多半还是“国人打国人”,恍如一场梦,梦醒时分除了遗憾还是遗憾。对共产党和新政府,他寄予极大期望,盼望新中国如日之升,光芒万丈。
早在十多年前访问延安时,卫立煌就称颂那里“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延安《新中华报》1938年4月20日)那时他已隐约感到,共产党朝气蓬勃,有可能成为主宰中国的政治力量,甚至提出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林伯渠根据卫立煌的实际情况,答复他说:“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