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中学 夏衍因缴不起学费曾在染坊当学徒 靠官费上中学
编者按:今天,2月6日,是夏衍逝世20周年的日子。在20年前病发昏迷的前一刻,其秘书说:“我去叫医生”,夏衍立即止住他说:“不是叫,是请!”这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夏衍,人称夏公,谦谦君子,朗朗风骨。他不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文学家、剧作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文化干部。先于1924年由孙中山介绍加入国民党,后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领导下,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领导进步文艺运动,译有高尔基《母亲》等外国名著,创作电影剧本《狂流》、《风云儿女》等,话剧《上海屋檐下》及报告文学《包身工》等。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看到过亚洲第一顶王冠的落地,我卷进过五四运动的狂澜,我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我亲眼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解放后,夏公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
在夏公逝世20周年纪念日的今天,本报获得夏公家属的授权,独家首发他于1975年为子女而写下的《我的家史》。并请夏公晚年陪伴身边的孙女沈芸作文,介绍《我的家史》的写作经过。
夏衍一生光明坦荡,虽然历经风雨磨难,在文革中惨遭迫害,损目折肢,身心俱伤,但他说:“我的一生是与祖国命运、人民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年轻时,我即把国家昌盛、人民幸福当作理想来追求。回首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夏衍《我的家史》本报独家首发
我家原籍河南开封,宋室南渡时,才随当时的所谓“义民”南迁至临安(今杭州)落籍。经南宋、元、明、清四朝,至清朝末期,已成为相当富裕的中层地主阶级。从祖传的“堂名”(八咏堂)、我父亲的名字(雅言)、以及亲戚关系来看,大致是中层官吏兼地主的所谓“书香门第”。
十九世纪初,在仁和县(杭州府原有两个县:仁和、钱塘)骆驼桥及艮山门外严家弄,均有相当大的房产,祖坟也占很多土地,并出资修建了一个寺庙(在严家弄西、名“月塘寺”)。但经太平天国战争,这个家族就迅速没落,骆驼桥的房产被焚毁,严家弄的房子曾作为太平军大将陈玉成(即“四眼狗”)部属的指挥所。
陈玉成占领杭州时,我祖父曾被俘,他当时才二十岁,因“知书识字”,陈玉成转战苏皖时,他当了陈玉成的侍从(或秘书),太平天国失败后,才回杭州。又在骆驼桥旧址置了一所较小的房子,不久考中了“举人”,但没有当上官,因此家业就逐渐衰落了。
我的祖母,是章太炎的堂妹。生二子三女,我父亲是长子,名沈学诗,号雅言,生于一八五七年,次子及一个女儿均夭折,所以我童年时,只见到过我的大姑母(适樊氏)、二姑母(适李氏)及四叔父。大姑母的公公叫樊介轩,当过“学台”之类的官,住杭州门富三桥;二姑母的丈夫叫李巽甫,也在安徽做“道台”之类的官,二姑母死在安徽,二姑夫即续娶了一位安徽籍的姑母,但这位二姑母还是对我家十分关切照顾。
四叔父我只在五六岁时见过一次,只知道他住在苏州,家境也很困难。
我父亲在考取了秀才之后,没有中举,中年就不再应考,他读了一些医书,据母亲说,他虽未正式行医,但经常有人找他治病,并搜集了不少民间验方,乐于为农村的熟人治病。四十岁后,他身体发胖,为此,在我四岁时的一个除夕前夕,他中风去世,终年四十八岁。
我母亲是德清徐氏,名绣笙,她的哥哥徐爱庐,是德清的地主兼工商业者,开酱园、并在一家当铺有股本。他有七子一女,我粗知人事时,他已六十多岁,据说他也是一个不第秀才,中年经营商业,六十岁后把业务交给他的长子和四子(老三早逝,第五个儿子是一个白痴),自己种花养猫自娱。
我母亲识字不多,但知道许多掌故,和三国、水浒的故事,酷爱戏剧,农村庙会演戏,不论京剧、绍兴大班,她一定去看,而且要看到最后一出。我七八岁时,记得她还带了四姊和我,到杭州“成站”的戏院去看过一次京戏。
她有一个特点是不信佛,她一辈子不上庙、烧香、念佛,但每逢“辛”日吃一天素,叫做“辛素”。据我所知,我十岁前后,还用过一个姓韩的长工,农忙时也请过短工,但对这些人她是很宽厚的,有病时她还送给他们一些家藏的药物。
她曾一再对我们说,她的婆婆(即章氏)“很厉害”,经常打丫头,所以她以不准买丫头定为“家训”,因此我的几个姊姊,特别是嫁在德清徐家的大姊和四姊,尽管徐家的三房、四房等都有了丫头,她们还是只雇保姆,不买丫头。我兄嫂也从未买过丫头。
我同胞哥、姊六人,长兄名乃雍,号霞轩,大姊生于六月,名荷官,二姊生于五月,名榴官,三姊名阿芷,四姊无名,小名七毛,长成后自己取名明轩,我是“老来子”,母亲生我时已四十七岁,取名乃熙,号端轩(后自己改名端先),(在大哥和我之间,还有二人夭折。
)大哥娶德清蔡氏,生三子(瑞华、葆华、彤华)、一女(斌娥,早夭折),大姊适德清徐梦兰(即我母舅的长子),二姊适德清袁翰周,三姊在十二、三岁时过寄给苏州的四叔父,后适苏州张剑鸣,四姊适德清徐景韩,(即我母舅的第五子),大姊和四姊都是表姊妹结婚。
我母亲于一九三六年卒于严家弄旧居,终年八十岁。抗战后,杭州沦陷,严家弄故居曾被日寇及其爪牙侵占,开了一家丝厂,一九三九年为新四军游击队袭击,着火焚毁,我当时在桂林闻讯后,曾写短文“旧家的火葬”,发表于桂林“救亡日报”。
据我母亲和樊家的大姑母说,在太平天国之前,我们这一家是相当富裕的“书香门第”,这一点,从我祖辈的房地产和姻戚关系都可以说明,第一、严家弄的那间五开间、三进连带果园和后园的大屋子,在我祖父辈之前,据说是每年春冬祭祀扫墓(我家祖坟都在艮山门外)时暂居的地方,平时由“坟亲”(照料坟墓的佃户)保管。
直到我祖父随陈玉成北上,兵败回杭州时,城内的本宅被焚毁,重建的房子很小,这样,我父亲才以严家弄的房子作为定居之处,这件事说明,在我父亲之前,“家业”很富裕。
其次,从亲戚关系来看,祖母出生于“余杭章家”,是著名的浙江“望族”,我的两个姑母,都嫁给“官宦人家”,大姑母、二姑母的夫家,都是抚台、学台一类的官吏,这一点说明了我们老家的社会地位。
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中国成了半殖民地,农村破产,加上我父亲是一个迂阔而比较恬澹的人,据我母亲说,他考了一次举人不中,就不再应试,在家里读书(读了不少医书)自乐,有人请他去“坐馆”(当私塾的教员)他也婉谢不去,这样,“坐吃山空”,很快就没落了。
特别是在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初知人事时,我们一家已经到了只有得到亲戚的周济,才能勉强维持的程度。当时能周济我们的,主要是大姑母的樊家、二姑母的李家,和我母舅的徐家,所赠周济,也不过是逢年过节送一点衣物、和借十元、五元的现金而已,我十二岁时,大姑母去世,樊家就渐渐和我家不相往来,李家则一直到我去日本时为止,仍保持着这种同情和接济的关系。
至于余杭章家,在我童年时已无直接来往,只不过每逢婚丧大事,互相通知,致送一份仪礼而已。苏州的四叔父,据说家境也很困难,后来也很少来往。我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六个孩子,大哥不久到德清去当了学徒,并送走了三姊。
当时生活来源,主要是每年养一季蚕,及从很少的田地上收获的粮食、蔬菜,以及养了几口猪。由于全家没有一个整劳动力,除养蚕时全家动员外,采桑叶也还得请短工,特别是大姊、二姊出嫁,大哥娶妻,不得不卖掉的十多亩地,因此,到我十岁时,连我上小学的费用也无法筹措了。
母亲下了决心,把我送到德清徐家,母舅供住食,学费另杂由两个姊姊分担。我到德清上高小的第二年,碰上了辛亥革命,我母亲也带着七毛到了德清,当时浙江尚未光复,我表兄有意逗我,说革命党来了要剪辫子,你剪不剪?我说剪,这样他就给我剪掉了辫子。
在我童年时期,家境穷困到靠亲戚周济和当赁衣物来维持的程度。我高小毕业后缴不起学费,只能在艮山门内的一家染坊当了半年学徒,但不久,德清县因我高小毕业时“名列前茅”,决定给我“官费”上中学(每学期六元,一年共十二元),我才进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
可是,有了官费只能供学费,伙食、书籍费还得自筹,这就形成了每学期都要欠缴膳费的情况。当时,同学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叫“两榜秀才”,因为每学期考试成绩我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而同时,每学期催缴膳杂费的榜上,我也经常“榜上有名”。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经千辛万苦,让我读完了四年中学。有一件事使我记忆很深,当时我有一双皮鞋,碰到下雨,因为没有替换,就得穿湿鞋子熬过几天,后来李家姑母知道了,送给我一双“钉鞋”,可是在当时,一般同学雨天都穿“皮鞋”了,我穿这双只有“乡下人”才穿的“钉鞋”,就成了同学们开玩笑的对象。
从童年时代,我的几家亲戚都是富户,表兄弟们都穿新衣,带点心上学,而我则连一件没有补钉的长衫也没有,这种生活一方面造成了心理上的自卑感,而同时,由于我考试常常考第一,产生了一种只要“自我奋斗”,就能摆脱被人瞧不起的想法。
更重要的,因为我在童年和青年时期,度过了一段艰辛的岁月,在我当了半年多的染坊学徒时,亲身经历和看到了工人生活的苦痛,因此,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我比较容易地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一九二○年我参加了学生运动,读了一些过去从未接触的书籍杂志,但现在回想起来,触动我最大的,还是民族、民主思想,我读了“波兰亡国恨”、“扬州十日记”之类的书,也看了“新青年”、“解放与改造”之类的杂志,一九二○年还参加了浙江第一个宣传社会主义的周刊“双十”(主持其事者为浙江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宣中华等)。
但我当时并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更分不清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我读到第一本马列主义的书是“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但那已经是一九二二年到了日本之后的事儿了。
我在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毕业时,学业成绩是“甲”,但因我参加了五四运动,当了浙江学生联合会的代表,所以“品行”被评为“丁”。毕业后,想去法国“勤工俭学”不成,这时,“甲工”的校长许炳堃(缄甫)忽然找我,说学校可以以公费送我到日本去读书,我就于一九二一年秋到了日本,翌年,考上了在福冈户畑町的明治专门学校(私立的工科大学)电机科,获得了官费。
此后,一方面摆脱了穷困,同时也正在这时受到了“五卅”运动和当时日本高涨的学生运动(马列主义)的影响,参加了政治活动。
我在日本念书时期,大哥得到了他妻舅蔡谅友之助,在家里开了一家有三架织绸机的手工业工厂,为了办厂,又卖掉了仅剩下来的田地,从那时以后,我家和樊、李两家都已实际上不再来往。德清徐家,也逐渐衰落,到我一九二七年从日本回国时,除了三个姊姊之外,几乎是没有什么亲戚了。我在一九三○年和蔡淑馨结婚,定居上海,这之后,有经常来往的就是蔡、袁两家,连德清徐家,也很少来往了。
我参加政治活动后,不论二十年代在日本搞国民党总支部的组织工作,或者三十年代在上海搞翻译、电影、写话剧剧本,以至抗战时期办报纸,尽管环境艰苦,但我的历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桂林、香港、重庆搞统战工作,不止一次得到上级的嘉许,这样,我从过去的自卑感走向反面,形成了一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同时,也加强了我“自我奋斗”、“白手成家”的信心。
年岁大了,这种性格就愈加凝固,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开始比较细致的作了自我解剖,可是,当我真正感到“今是而昨非”的时候,已经是身心俱惫、来日无多的年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