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访谈 访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勤
宋勤,67岁,中国煤炭工业进出口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副董事长,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
父亲为铜鼓题过两句词 记者敲开宋勤的房门时,已是晚上九点钟了,只见站在灯光下的宋勤,花白的短发,消瘦的身材,却很精神,看上去气质淡定,很娴静的一个人,态度也很随和。采访就在详和温馨的氛围中进行。 宋勤说,我是第一次来到铜鼓。
解放后父亲工作很忙,我和兄妹们都过集体生活,很少看到父亲,他基本上没有时间向我们讲述这些,更没有具体细节,我们也不能清楚地了解到父亲的光辉历史,在父亲离休后所写的回忆录中,才看到了他参加秋收起义的一些故事,知道父亲在这里接受过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因此铜鼓也是我非常期待来的地方。 父亲一生很少题词,只是在1987年为铜鼓题了两句词,即“秋收起义万岁”、“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20年前,父亲在写给铜鼓人民的一封信中说:“我很想念铜鼓人民。
”可见父亲对铜鼓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现在我来到了铜鼓,感到很高兴,也很激动。 父亲对我影响深远 对父亲宋任穷的印象,宋勤只能是由断断续续的记忆片断拼凑而成。
由于出生在抗日战争年代,宋勤刚出生两个月就被寄养在老乡家,直到4岁才被父亲派人接到保育院生活,之后随着部队四处转移。到了北京后,宋勤又开始在学校寄宿过集体生活,和父亲宋任穷真正呆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只有几个月。
“父亲把一切都献给了人民,可是家里的孩子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与便利。不仅如此,他还对我们采取极其严格的家教,提更高的要求。我是家中的长女,可父亲对我这个长女并未给予偏爱。在父亲的思想里,就得自己锻炼磨炼,什么都得靠自己。
虽然父亲并未给我太多的疼爱,不过这并不影响我对父亲的崇拜。父亲的爱是严厉的,但让我懂得了坚强!” 虽然宋勤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但作为长女,父亲言传身教对她的影响还是深远的。
宋勤说,我一生中,从不与别人比官位、比前途,而是尽可能多地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做些有益的工作。像贺龙、陈赓等老一辈,我们小的时候在他们身边长大,看着他们对国家对党无比忠诚,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交给党,他们用行动证明这些。
像陈赓大将,当年把好的房子让给知识分子住,而自己一家人却挤在小房子里……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就很激动,父辈们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他们是我心目中最崇拜、最伟大、最让我感动的人!
" 过生日于我家而言很淡泊 巧的是,我们采访宋勤的当天正好是她的生日,不过她的出生日期却是兜兜转转了很多年才知道的。宋勤说,我是成年后才知道自己出生在山西的左权县,但真正的生日是哪月哪日,我妈妈并不记得,她只说是百团大战时期,9月或者10月,百团大战哪个月份呢?我想到9月比10月大,就选了9月,在户籍本上填了1940年9月,没有日期。
1982年,我第一次出国去日本,护照上一定要填日子,我就填了9月18号,以示不忘国耻。
后来办身份证时,父亲填的是9月15日。直到有一次我参加太行山革命老区行,知道我妈妈在医院生我时,同病房也有一个阿姨生小孩,而这个阿姨的丈夫有写日记的习惯,至此我才知道自己出生的确实时间为9月10日。
宋勤说,现在许多人都把过生日当作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还会举行一些庆祝活动,但我家对过生日的概念很淡泊。打倒四人帮之后,我家各方面的情况好转了,兄妹几个都想给父亲过生日,我作为父母的长女,跟几个弟弟妹妹商量以后,每家出一些钱,想给父亲买一身毛衣毛裤,表示孩子们的心意。
可父母知道这件事情后,坚决不同意过生日,让我们把钱又退回去了。因为当时中央有规定,不许祝寿。
直到我父亲退下来以后,我们才给父亲过生日。我妈妈也是直到她80岁的时候,在父亲的一再说服下,才同意过了她的第一次生日。那次的生日,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母亲80岁,第一次过生日”,在《北京青年报》发表,不过不是用我的本名。所以,过生日于我家而言特别淡泊。 (本报记者 易丽君 陈菊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