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口小品:忠王不忠 李秀成叛变之谜
1864年7月,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江苏南京)在熊熊烈火中失陷。攻入城中的湘军曾国荃部和太平军残部展开了激烈的巷战,零星战火随着突围而出的太平军官兵和追击的湘军蔓延到天京周边地区。
23日,天京郊区的方山丁村来了一伙披头散发的太平天国残兵败将。见追兵已远,几个官兵停下来喘口气。其中有一个锦衣玉带的将军,踉跄地走到村边的一座破庙,倒地就睡。少许时候,他被争吵声惊醒。原来这个将军的随身包裹携带了许多金银珠宝,掉地外露,引起了村民哄抢。
村民越聚越多,将军制止不住,听凭村民们因为分赃不均打斗起来。有两个村民,分别叫做陶大来和王小二,可能来晚了,没有抢到财宝,索性将精疲力竭的将军捆绑起来,解送清营请赏。
二人不知道,他们擒拿住的正是朝廷和湘军的心腹大患、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忠王李秀成。
李秀成在供状中这么描述自己被捕的经过:“这帮百姓密藏于我,那帮百姓得我宝物,民家见利而争,……因此我藏不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解送前来。”两江总督、湘军首领曾国藩看到供状后,提起朱笔把“是以被两国奸民”七字勾去,将“获拿”两字调换位置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后来觉得不够到位,把“官兵”改为“追兵”,一下子就营造出了湘军将士日夜辛劳、奋勇追捕李秀成的气氛。
据此,曾国藩向朝廷报捷:擒获要犯李秀成!
他的奏折是这么写的:“伪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九夜,提督萧孚泗亲自搜出。”萧孚泗莫名其妙地就因为“搜获李秀成”有功,被封为一等男爵。李秀成在清廷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由此,弥漫在李秀成生命最后几天中的若干疑团也逐渐散开……
李秀成是谁?李秀成是十几岁即参加太平军,追随天王洪秀全从广西一路征战的元老。他不仅在无数次战斗中幸存,而且战功显赫,茁壮成长。咸丰四年(1854年),年轻的李秀成就调守庐州(今合肥),成为太平天国的一方统帅,直到天京事变之后被洪秀全破格提拔为副掌率,封忠王(“忠”字可不是一般人能受得起的),支撑太平天国后期的危局。
之后,解围天京、大破清军江北大营、取得三河大捷、再破江南大营、东取苏杭,李秀成以高超的军事技巧与领导才能,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太平天国西线艰难困守的情况下,李秀成攻占和经营的长江三角洲富裕地区是支撑太平天国和抵抗湘军的根据地。
听说李秀成被捕后,远在安庆的曾国藩严令将他押解回南京。28日,曾国藩更是赶到南京,审问李秀成。李秀成已经在严刑之下遍体鳞伤了,那时曾国荃拷打逼供的结果。曾国藩对李秀成很客气,没有为难他,寒暄过后建议李秀成将想法写下来。刚好李秀成有满肚子的话,包括对个人的总结,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看法,想写下来,很爽快地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在之后的9天时间里,在闷热窄小的囚笼中,李秀成奋笔疾书,留下了宝贵的手稿。
这份数以万言的文献,就是近代史上的《李秀成自述》。
曾国藩是手稿的第一个读者。作为晚清文坛的一代宗师和李秀成的对手,曾国藩完全有资格来评价这份手稿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但是曾国藩捧着手稿,就像捧着一个火盆一样,坐立不安。李秀成的手稿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为什么让曾国藩如此惧怕呢?
曾国藩下令杀害李秀成后,曾国藩将李秀成的手稿分为八九份,分别令人缮写,共抄写130页,每页216字,装订成册后封送军机处备查。交给军机处的这份复制稿上有曾国藩的断句和修改痕迹。可能是李秀成被捕一事影响太大,手稿不能隐藏,曾国藩在报送军机处的同时,又在安庆九如堂将李秀成手稿编辑出版。
该版本共27818字,是《李秀成自述》的最早版本,被称为曾刻安庆本。安庆本被曾国藩发送给各省总督、巡抚,作为“内部学习”资料使用。
这版最早的《李秀成自述》记录了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军事情况。这不奇怪,因为李秀成是亲历者和决策者。奇怪的是,李秀成还在文中对对清王朝和曾国藩大加谀颂,说“久悉中堂(曾国藩)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久知中堂有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
李秀成表示“心悔莫及”,认为太平天国失败是必然的,“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等等。整个文献明显透露出乞怜求生的意思,颠覆了李秀成的传统形象。
手稿是李秀成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写成的,加上时间紧迫,有许多笔误和记忆错误的地方。李秀成只读过三年书,文字能力主要是通过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封神传》、《说唐》等小说学得的,所以文章半文不白,有许多令人费解的地方。所以一开始就有人要求曾国藩公布原稿。可惜,曾国藩把原稿藏得密不透风,最后把原稿交给长子曾纪泽,要求后人永不外泄。这更增加了人们的疑问。
40年代,曾国藩的后人同意研究者阅读原稿,并拍摄若干胶片。《李秀成自述》因此出现了修订版。第二个版本内容增加了不少,但是第一版本中的内容依然存在。李秀成还在那里“乞怜求生”。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
郭沫若先生为书作序。序中说,湖南湘乡曾家所藏《自述》由曾家四少爷曾昭桦取走,在由香港飞曼谷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郭沫若因此慨叹道:“《自述》原稿如为此人所随身携带,则已可能不复存在于人间了。
”不想1963年,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在台湾世界书局将《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公布于世。全书74页,36100字,没有结尾。这些版本都表明李秀成“忠王不忠”,晚节不保,有投降事实的存在。这再次将有关李秀成是否叛变的争议推向了高潮。
部分专家、学者不能接受英勇奋战、支撑天国的一代忠王最后乞降叛变的事实,从否认《李秀成自述》的真实性入手试图证明李秀成没有叛变。1979年,荣孟源发表《曾国藩所存李秀成稿本考略》,认为中华书局影印本《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订本》绝非李秀成真迹。
荣孟源主要的理由如下:1,李秀成是从1864年6月20日开始写供状,到6月底7月初结束,共写了9天时间。他每天随写随交,真迹应该是散页或者分装为九本,不会是写在一本装订好的“吉字中营”横条簿上。
而现在我们所见的版本是装订好的横条簿,前后两天所写的连在一起,前一日所写的末尾与后一日所写的开首同在一页,墨色相同,是连贯写成的。2,稿本页数与曾国藩记录的《李秀成供》页数不符。
3,按照李秀成自己计算和曾国藩一些家书显示,李秀成的供状真迹应该是五万字,而现存在稿本只有35000字。如果说供状被人撕毁或者删改,必然存在页数不符合或者上下文难以衔接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稿本中都不存在。
4,李秀成在第三、四、五几天写的有关太平军与湘军作战的情况被删除了不少。有关太平军与湘军作战的情况语焉不详,而根据旁人的笔记和日记显示李秀成对太平天国与湘军的作战情况回忆得很详细。5,稿本的格式也不正确。
比如多数地方写到“上帝”、“天王”的时候没有抬头,不符合太平天国格式。太平天国对“耶稣”的“稣”字要避讳,改用“苏”字。稿本中也没有避讳,相反却对清朝皇帝的名号进行了避讳。因此可以推测,这是曾国藩及其幕僚将李秀成的真迹篡改后,再抄了一份送到北京的军机处,冒充李秀成的供状。1984年荣孟源再次撰文断定:“《李秀成自述》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修改后重抄的冒牌货。”
在这里,我还得介绍一个英国人呤俐。呤俐是在中国的落魄英国水手,在香港、上海等地跑买卖,与太平天国统治区作交易,渐渐的对太平天国运动产生了兴趣,决定加入太平军。他就在李秀成的部队中工作,为太平军制造炮弹、训练“外籍兵团”,后因病脱离了太平军。
回到英国后,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失败,呤俐不顾窘迫写作出版了自己在太平军中的所历所闻《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因为呤俐赞扬太平天国运动,批评英国的对华政策,该书出版后立即受到英国主政者的贬毁。
呤俐本人也因病去世,年仅33岁。他死亡登记上写的职业是“前太平军陆军上校”。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本身的史书几乎被毁灭殆尽,少数流传下的也多经过大量篡改。呤唎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成为现存的唯一一份未经他人篡改的,由亲历者详细记叙的太平天国史料。
呤俐宣称“遵照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领袖的嘱托而写的”,书的扉页上赫然写着:“献给太平军总司令忠王李秀成——如果他已去世,本书就作为对他的纪念。
”对于李秀成手稿的真实性,《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持否认态度:“1852年,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前,满清官方即已捏造了一篇名为《天德供状》的文件,伪托是叛军领袖的供状,谎称他们俘获了这个领袖。《李秀成自述》很可能也是同样靠不住的。这篇文件或为某个著名的俘虏所伪造(他可能因此而得赦免),或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狡猾幕僚所伪造。”
但是,多数专家学者承认《李秀成自述》是真实存在的。学者陈旭麓就针对荣孟源的判断反驳说:“《李秀成自述》是李秀成的亲笔。”他说,字句的款讳问题可能仅仅是李秀成的有时疏忽,又回到早年的写法,犯了讳,也并不奇怪。
陈旭麓进一步发问:“《李秀成自述》原稿如果是假的,曾国藩为什么要把这个假东西当作宝贝传之后代呢?为什么他的第四代曾孙曾约农还要把这个易招非议的假东西公之于众呢?”而为什么要删除太平军与湘军作战的记录呢?因为李秀成揭露了曾国藩湘军作战的真实情况,与曾国藩利益密切相关。
作为统兵大臣,曾国藩向朝廷提供的战况和邀功奏折绝非完全真实,不是瞒报就是夸张。他肯定不能将真实的情况发给朝廷否定自己,所以做了删改。
论证《李秀成自述》真实存在最有力的学者是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他40年代就开始调查此事。他根据从曾国藩后人家中抄录来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及拍摄的原稿胶片,从内容笔迹、语汇、用语、语气等方面做出仔细的鉴定,认定“曾国藩后人家藏的《李秀成自述》确是李秀成亲笔”。
罗尔纲所著《忠王李秀成自传考证》一文以笔迹考证为标准(李秀成另外留有十几页手迹),断定:“曾国藩后人家藏的《自供》原稿确是忠王亲笔。”质疑原稿真实性的人们常常把曾国藩篡改自述挂在嘴边。
罗尔纲仔细整理了曾国藩篡改的四大硬伤,包括篡改李秀成被捕经过、隐瞒湘军围城失误、将洪秀全因病逝世改为服毒自杀、撕毁原稿74页以后内容等。罗尔纲认为这些篡改之处都是曾国藩欺骗清廷、毁灭证据的内容,恰恰“可知这部原稿,并不是冒牌货,而是真的李秀成亲笔写的自述原稿”。
《李秀成自述》的台湾原稿影印本的英译本译者、伦敦大学柯文南认为:“我相信我们今天所能细查的《李秀成自述》的确是他亲手写的,而看不出什么重要的、决定性的遗漏。”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李秀成自述》手稿的真实性,更大的问题产生了:应该如何评价李秀成,革命领袖还是革命叛徒?既然手稿真实可信,内容又的确摇尾乞降,人们很自然判断李秀成叛变了太平天国运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李秀成叛变事件被人利用,李秀成成为了混入农民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
客观的说,李秀成生平的确有若干不那么大公无私、顾全大局的行为。比如在获得荣华富贵之后,李秀成越来越醉心于建立“忠王”自己的领地了,经营苏州城。
当陈玉成在安庆血战之时,李秀成和李世贤兄弟俩在江浙手握重兵,以“远水救不了近火”为名,拒绝救应。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就指出:“忠王既抚有苏杭两省,以为高枕无忧,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在运动后期,李秀成思考个人利益过多,对天京上游战事重视不足,虽然占领了浙江但安庆陷落,天京西面失去屏障,在二次西征中也进兵迟缓。因此,有自私自利前科的李秀成叛变投敌也并不出人意料了。
更多的人相信李秀成那般供述的目的并不像表面显示的那么简单。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李秀成乞降的目的呢?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俞大缜向罗尔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俞教授说:“我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外孙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有一天,她在卧室内和家中少数几个人聊天,有人提起母亲出生的地方,说两江总督衙门就是现在的国民政府,过去是天王府。
大概因为提到天王府,就提到了李秀成。大家随便闲谈。我没有注意具体内容,我已记不起了。事后母亲亲口对我说:‘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
’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所以没有追问,现在万分后悔。几年后,我读了罗尔纲老先生所著《李秀成笺证》,才知道曾国藩把一部分李秀成的材料毁掉,再把母亲对我所讲的那句话联系起来,就恍然大悟。
李秀成的确是想学三国中的姜维(这里指的是姜维在蜀汉后主刘禅投降曹魏伐蜀大军后,伪装投降魏将钟会,暗中挑逗起钟会割据称霸的野心,挑动魏军内讧而实现蜀汉复国。当时李秀成面临的情况与姜维类似)。”俞教授还强调说:“我的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决不说谎话的。
”罗尔纲认为,曾广珊是有学问的教授,决不会做无稽之谈;而且她们是在自己家里谈自己家的事,决无任何的目的在内,所以是极为可信的。和罗尔纲一样,很多人认为李秀成的投降是“伪降”。
李秀成假装投降的目的是保全自己,保留太平天国残部的有生力量,以便日后东山再起。尤其是李秀成公然向曾国藩劝进,让曾国藩做皇帝,更是为了挑动清朝中央和地方统兵大臣的矛盾,引发内讧。如果刚刚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清军发生内讧,最大的受益者肯定是太平天国残部。
这也可以解释曾国藩为什么那么害怕公布李秀成自述原稿了。因为李秀成劝他当皇帝,触及了他和清王朝关系的敏感神经,危及曾家和湘军集团的安危。李秀成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向曾国藩劝进的人。早在扎营安庆的时候,就有人向曾国藩劝进了。
那时候,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咸丰在热河行宫驾崩,天下大乱。东南地区全靠湘军在勉力支撑。聚集在安庆城里的湘军人士和官僚文人认为幼帝登基、民心惊慌,曾国藩可以取清朝而代之。部下李元度甚至送给曾国藩对联“王侯无种,帝王有真”。
曾国藩见后,当场撕毁对联,把李元度痛斥了一顿。尽管曾国藩宣布不远依割据造反,但鼎盛期的湘军内部,蠢蠢欲动。浙江巡抚左宗棠送曾国藩对联:“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曾国藩将“似”字改为“未”字,退给左宗棠。安徽巡抚彭玉麟送来密信,曾国藩打开一看,白纸几张,只在最后一页写了12个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付之一炬。虽然曾国藩不敢割据称帝,但湘军超过20万人,担任各省总督、巡抚者超过20人,曾国藩又直接控制着苏、皖、赣、浙等地,振臂起兵,以恢复汉家天下相号召,即使不能取代清朝也能坐拥南方半壁江山。
清王朝将曾国藩视为了太平天国之后的心腹大患,已经暗中调动兵力防范湘军了。
李秀成敏锐把握了朝廷和湘军的微妙关系,借劝进之名行挑动清朝内讧,便利太平军残部距土重来之实。著名的史学家孟森就猜测,李秀成“可能以种族之见动曾,其时汉人已握实力,满人积威已替,不无动以取而代之说”。
李秀成是姜维第二,可惜曾国藩不是钟会第二。如此解释李秀成乞降的目的,逻辑上也说得通。我更好奇的是,李秀成那个盛夏的囚笼中是怎样的一个写作心态。他是像侦探一样清醒,在胸中准确刻画复国的蓝图呢;还是精神极端紧张,急着为太平天国运动保存第一首资料,回顾自己的一生?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太平天国运动,显赫一时,也遭遇过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情况。
太平天国标榜财富公有,大家同甘共苦。外人就此以为天京的圣库必然珍宝满屋,会聚了十几年的天国宝藏。
但湘军在破城后,并没发现圣库宝藏。曾国藩专门就此事问过李秀成。李秀成说,太平天国的确有圣库之名,但后来成为了洪秀全的私藏,并非公有。太平天国的官兵没有俸饷,当权者都用穷刑峻法搜括各地的银米。
因此,即便是富庶的苏州,也没有公帑积贮。不知道李秀成在讲述这番话时,是怎样的心情?纠正外人的误解,还是为太平天国感到羞耻?天京保卫战的最后时刻,李秀成力主洪秀全“让城别走”,保存有生力量以图东山再起。
可洪秀全等人早已被天京的安逸生活消磨了力量,固执不从,遂致坐困。李秀成只能仰天长叹,坐视最高统治阶层继续醉生梦死,甚至在战乱中中饱私囊。所有不愉快的往事,在李秀成写作的时候都涌现了。所以他最后几天的创作心情必然是无奈、悲壮和矛盾的。隐隐间,他也知道,太平天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8月7日,曾国藩又一次来找李秀成。他为难地表示“国法难逭,不能开脱”,特地来给忠王送别。真实情况是,朝廷在8月1日发出了将李秀成押解来京的圣旨。曾国藩是绝对不会让李秀成去北京讲述湘军作战的实际情况,挑动中央与地方的敏感神经的。所以他“抗旨”了。
当天傍晚,李秀成在天京从容赴死。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记述了李秀成的最后时光。赵烈文几天前就问过李秀成有什么打算,李秀成回答:“死耳。”曾国藩通知李秀成死刑的时候,在场的赵烈文看到李秀成“无蹙容”,赴刑场途中“谭笑自若”。临刑,李秀成写了绝命词十句。赵烈文说这十句都是对太平天国的忠诚诗句,其中四句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