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后人 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
最终让曾国藩对清王朝彻底失去幻想,或说曾国藩对赵烈文所预言的结局不再心存任何侥幸,是在曾国藩经历了一路北上的走访调查和广泛接触清王朝最高领导核心人物之后。
同治七年(1868)七月下旬,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他北上就任后,终于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恭亲王以及文祥、宝鋆等军机大臣,并在数日内连续多次受到皇上和皇太后召见,还数次参加国宴。
在乾清宫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曾国藩以武英殿大学士身份班列汉臣之首,与满族大学士倭仁东西相对,享受清廷的最高荣宠。对此,他当然倍感荣耀。 直隶总督和内阁大学士的职位,不仅让他有机会面对面接触和观察清王朝的几位最高领导,而且通过观察、谈话和出席最高国务会议,使他对清政府的核心人物和全国形势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这时他不得不承认:清王朝确实大势已去,国家的颓败程度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想,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这一切正如赵烈文早就预言的那样,整个清王朝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只能眼看着它一天天沉没下去,再也没有浮起来的希望。
同治八年(1869)五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对奉调到直隶做官、头一天才来到保定直隶总督府的赵烈文说:“吏治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余一筹莫展!
” 曾国藩又对当朝核心人物一一进行点评:“两宫(慈禧和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讲不到点子上);皇上冲默(淡泊宁静),亦无从测之(看不出深浅)。
……恭邸(恭亲王)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地位不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素无威望);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
余更碌碌,甚可忧耳!” 曾国藩又说到外交:“到京后曾会议和约事(参加讨论与外国签订和约的会议),醇邸(醇亲王奕譞)意在主战,曾上折交内阁再议。
吾以目下不可不委曲求全,而又不可不暗中设防奏覆。然中外贫窘如此……安能自立?今年和约当可成,不致决裂,而时会(机遇或特殊情况)难知,能无隐忧!
” 在赵烈文面前,曾国藩一方面坦承自己对时局、朝政的失望,另一方面又对慈禧太后、慈安太后、恭亲王、文祥、宝鋆、倭仁这些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人品、见识、能力、优点与弱点逐一分析点评了一番,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皆非担当王朝中兴重任之人。
他们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是无法指望,所以最终他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一年多前做出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大势已去,无法救药。
颓废不振的清王朝于1911年土崩瓦解,赵烈文的预言果然应验了。而曾国藩和赵烈文已分别于1872年和1893年去世,对他们来说,这或许倒是一种解脱和幸运。
曾国藩既是清王朝的拯救者,又是这个王朝的主要掘墓人 (A) 曾国藩诚然是清王朝的拯救者,但他又是这个王朝的主要掘墓人,这一点,曾国藩本人不知如何,赵烈文却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三日,也就是赵烈文预言清朝必亡谈话后的第三天,他和曾国藩还有一次重要的谈话。
遗憾的是,此次谈话不仅没有引起世人应有的重视,而且连曾国藩自己,当时也不愿意对这个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这天傍晚,曾国藩到赵烈文那里闲谈。
两人首先谈论了宋朝的几位名臣,在看法上略有分歧。当说到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形成国家积贫积弱局面时,曾国藩说:“南宋罢诸将兵柄,奉行祖制也,故百年中奄奄待尽,不能稍振。”停顿了一会儿,曾国藩又说:“韩(琦)、岳(飞)等军制,自成军,自求饷(自己编练成军,自己筹集军费),仿佛与今同。
大抵用兵而利权不在手,决无人应之者。故吾起义师以来,力求自强之道,粗能有成。” 曾国藩对自己的成功之道,不仅感到满意,而且含有庆幸的成分。
赵烈文却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于是笑着说:“师事成矣(老师确实取得了成功),而风气则大辟蹊径(却改变了风气)。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法制法规)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分裂割据之象已经初露端倪),虽人事,亦天意而已!” 赵烈文为什么说曾国藩开辟的练军方法,不仅导致了“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而且使得“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呢?原因就在于通过这种方法编练出来的军队,不是置于中央政府的绝对领导之下,而是归练兵者个人所有,大体属于私人武装性质。
既然是私人武装,当然是“有奶便是娘”,最终只能听从私人号令并逐渐形成督抚权大、兵为将有、内轻外重、中央权威日趋衰微的局面。
后来,清朝军政重心逐渐外倾和下移,中央政府日趋衰弱,最后发展到东南互保和辛亥各省独立,种种事实,无不证明赵烈文的分析和预见是多么准确和具有前瞻性。
遗憾的是,作为清王朝主要拯救者的曾国藩,听了赵烈文这番高论后,除了淡淡地表示:“余始意岂及此,成败皆运气也!”之后便岔开了这个敏感而重大的话题,和赵烈文讨论起天命与人事的哲学话题来。
曾国藩既是清王朝的拯救者,又是这个王朝的主要掘墓人 (B) 归之天命诚然不错,因为它确实不是曾国藩有意而为,也不是他事先能够预知和事后可以把握的。但事实毕竟是事实,谁也改变不了。这一点,历史和政治经验十分丰富而又聪明过人的曾国藩岂能不知?所以从此以后,曾国藩与赵烈文谈话时,多次提到并十分关心后人对他的评价,并要赵烈文为他主持公道。
如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曾国藩来和赵烈文闲谈,见有客人,于是离去;过了一会儿,曾国藩又来了。
这时赵烈文正在吃饭,曾国藩就在客厅转悠。 赵烈文一放下碗,曾国藩就进去对他说:“吾来南(指回金陵做两江总督)已半载矣,壁上无有一款之字画,几案皆荡然,人得无笑其苟简(简单)乎?”他显然是欣赏了赵烈文客厅里的字画后,触景生情说这番话的。
赵烈文于是打趣说:“自有总督衙门以来,未有空闲寂寞一至于此者,方颂盛德之不暇,奚所可笑?”曾国藩说:“足下他日铭吾墓(给我写墓志铭),此亦一事也!
” 当说到胡林翼的文集编得不好,而且多是他人代笔时,曾国藩对赵烈文说:“吾身后亦不免此一劫,足下何策以善其后?”赵烈文说:“待及师身论定,烈愿任编纂之役。”曾国藩当即嘱咐说:“惟望足下他日持正论(主持公论)耳!
”赵烈文看曾国藩说得很认真,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也就严肃地回答说:“谨受教!” 此时的曾国藩,虽经“剿捻”失败,声望有所下降,但仍是国家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从他的这番嘱咐里,分明发现他不仅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在后世存在巨大争议的人物,而且郑重希望赵烈文能够为他“出善后之策”。
大凡在历史上留下浓重足迹的人,都十分关心后人对他的评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处在声望极隆时的曾国藩,就对自己的心腹幕僚做出这一政治交代,显然有深意在其中。可能正因如此,赵烈文从此也就不再提起这一话题并让它淹没在历史的大海里了。
清王朝不仅“大势”已去,而且“气数”将尽 (1) 半个月之后的七月九日晚上,曾国藩又把赵烈文约到两江总督衙门的后花园里,边乘凉边继续探讨这一重大问题。 赵烈文说:“在上海见恭邸小象(恭亲王奕?的照片),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
”曾国藩说:“然。貌非厚重,聪明则过人。” 赵烈文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见时局之不得不仰仗于外(指封疆大吏),即曲为弥缝。昨与倭相(倭仁相国)争持,无转身之地(回旋余地),忽尔解释(消解),皆其聪明之征也。
然随事称量轻重、揣度形势之才则有之,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身当姬旦(周公)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餗(音素,力不胜任而败事)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
” 曾国藩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一端,事无大小,当日必办,即此可以跨越前古。又如大乱之后而议减征(指太平天国乱后减征赋税),饷竭之日而免报销(指同治三年六月攻破金陵以前各路军队的经费开支,可以不必造册报销,只需开一个简明清单上奏。
换句话说,这些年湘军花多少钱就算多少钱,朝廷都认可,不予查究。
),数者皆非亡国举动,足下以为何如?” 赵烈文说:“三代以后,论强弱,不论仁暴;论形势,不论德泽。……议减征,创自外臣,非中旨也(是地方官首先发起的倡议,而不是出自皇帝的旨意);免报销,则以此番饷项,皆各省自筹,无可认真(不能按照以往惯例认真核查),乐得为此宽大,亦巧见耳。
勤政诚前世所罕,但小事以迅速而见长,大事亦往往以草率而致误。……而中兴气象,第一贵政地(指朝廷)有人(关键要有好的领导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
清王朝不仅“大势”已去,而且“气数”将尽 (2) 听了赵烈文这番议论,曾国藩的心情愈加沉重,不过他对清王朝仍然抱有某种希望:“本朝乾纲独揽,亦前世所无。凡奏折事无大小,径达御前,毫无壅蔽。……一女主(指慈禧太后)临御,而威断如此,亦罕见矣。
” 赵烈文毫不顾及曾国藩的看法,一心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然。顾威断在俄顷,而蒙蔽在日后(只是威断在顷刻之间,上下蒙蔽的事情却发生在以后)。……一部《红楼梦》即其样子,又足多乎?所谓威断者,不在行迹而在实事(不在于表面说了或做了什么,而在于实际效果如何),一语之欺,清浑立辨,则群下无不惴惴,至其面目,转不妨和易近人。
” 此次谈话非常有趣:曾国藩特意约赵烈文到后花园交谈,原本想用“勤政”“君德厚”“权柄不下移”和现在当朝的恭亲王奕?为人聪颖、慈禧太后遇事“威断”等等来说服赵烈文,如果能让他改变看法当然最好,即使不能,也希望从他口里听到自己所预想的结果,这样他心里就会得到一些宽慰,至少是不再那么焦虑不安。
然而赵烈文完全不这么认为。他对曾国藩的每一个观点都持不同看法,或者有所保留。赵烈文的核心论据是“大势”,或者说是“气数”。他不仅认为清王朝的“大势”已去,而且“气数”也将尽,不会再有什么希望。
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有“好亲王”“好太后”或者“好皇帝”什么的,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何况没有。也就是说,清王朝很快就会走向灭亡,是大势所趋,是谁也左右不了的。 赵烈文真的富有洞见。他不仅对历史大势看得非常透彻,而且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根本无法近观当朝权势人物的机要幕僚,对恭亲王、慈禧等人的判断却异常准确,以后的历史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