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秘书的高官女红颜
我从没有想过,我能到市政府做一名众人羡慕的公务员。记得好像是六年级刚毕业的暑假,有一次和父亲到县城去卖从自家承包的一个小水塘里的几斤草鱼,路过县政府的大楼,父亲羡慕地对我说:“孩子,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你就到这里面上班。
有吃有喝,有权有势。”又偷偷指了指大门口站着的门卫,说,“出门办事还有小轿车,瞧,还有人给你站岗呢。”但是,我对官一直没有好感。记忆中的父母每一次争吵几乎都与官有关。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大大小小的有七八次。
有次,我的表姐去外地打工,要村里开个计划生育证明,父亲到村部跑了几次办不成,结果只好送了家里两只正下蛋的母鸡给村***才办下来,事后,母亲和父亲吵了一架,说父亲是个败家子,不能再等几天等鸡多下几个蛋再送去吗?还有就是承包自家后面的一个小鱼塘,每次捞鱼的时候父亲总要送几条大鱼给村长,母亲骂父亲说,对村长比对我的外婆还亲。
大学临毕业的那阵,,某娱乐传媒集团委托一研究咨询集团进行调查,在历时了半年之久后得出了一份数据表明,公务员的幸福指数是在所有的职业调查中是最幸福的一种职业,是打不碎的“泥饭碗”,加了温的“铁饭碗”,保了险的“金饭碗”。
我的理想随着年龄的增长,说起来有三个不同的内容,但是,这些理想不是递进的,上升的,而是现实的,短视的,功利的。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想成为一个小混混。原因是我当时的个子矮小,家里又没权没势,经常受大同学欺负。
成为了小混混,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了,现代著名作家王朔不是有一句话 “我是流氓我怕谁” 吗?考上大学后,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我专门找来王朔的《一点正经没有――〈顽主〉续篇》资料查证,结果王朔的这一提法跟我在同一年呢。
我的第二个理想是在高中的时候,我想成为一名才华横溢、学富五车的俊男。那是我暗恋上了邻班的一位大眼睛的漂亮女生。“俊男俏女”是中学生普遍的恋爱幻想,我也不能俗套。我没有钱买名贵的衣服炫耀,为了引起她对我的注意,我只能发挥自己唯一用之不竭、愈用愈灵光的大脑拼命地学习,我一直想能在全国、全省,或者本校全年级的学科竞赛上得个奖什么的,譬如即使是个鼓励奖、提名奖,或者甚至是参与奖吧,也好让我的名字出现在学校每月或者每周更换的报刊表扬栏里。
可能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遗传牵连吧,大脑先天的不足一直害得我的愿望到高中毕业时还没能得以实现一次,也使得我第一次对女生的暗恋画上了一个大大的结束句号。还好,“堤里损失堤外补”,上苍让我失去了高中的暗恋,却得到了高考的优秀成绩。
原本一直中等的我在高考中发挥成班级的第一名,成为江南某一所名牌大学文理学院的本一学生。我第三个的理想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被逼而萌发的,就是能找份满意的工作。一上大学的第一节课,就是一场让人压抑的但是学校又不得不采取的思想动员“提前设计你的大学毕业”。
大学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变成了平民的教育。老师和学校都在为本校不断扩招的学生数而欢心的同时,又不得不对年年下滑的大学生就业率、不断攀升的退学率和学生的自残率而苦恼。
在大学的四年,我送过了三届的师兄师姐,每送一次心就冰凉一次,一次比一次心寒。我明显的感觉到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刚本科毕业的王师兄找到了一个县城中学任教,但是他放弃了这个岗位读了研究生,结果硕士毕业了,现在却失业在家。
父亲在我读大学的时候,脾气变得好多了,每一次回家,我都感觉他对我的好来,甚至是一种敬畏。这种敬畏,不是说我人大了,不再怕他了,而是我现在是大学生的身份,这对于因家庭经济原因只读到小学三年级的父亲来说,大学生是他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人生高度。
在家里,只要我一拿起书来,父亲立刻就悄无声息,或离开我远远的做家务事,或者立刻关掉正在看的电视剧,防止打扰他的儿子这一件光宗耀祖、扬名天下的学习这件大事来。
当然,,对文字的崇拜,这并不是我父亲的专利。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可谓自古而来,源远流长。远古时期传说的仓颉造字,惊天地,泣鬼神。而一些巫术就是将文字写在纸上焚烧以求得神灵的保佑。对文字的敬畏和害怕,统治者甚至设置了文字狱。
秦朝的焚书坑儒,魏晋时的曹操杀掉了崔琰、孔融,明清时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等等可谓不一而足。
大四班上的一些同学都陆续地找到工作,可是我未来的工作一直未有着落。大学的四年,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我成功应聘为本院院刊副刊的实习编辑,每个星期出刊一期,每月得到四百元的报酬,刚刚勉强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毕业时,我一直想找一个能发挥我特长的文学岗位,譬如记者、编辑之类的,但是,四年的大学生活,我的主要功力都化在了文理学院院刊副刊的编辑出版上,学习成绩一直未能显山露水的,导致了省城新闻记者岗位在招录单位考察时候未被录取的唯一理由。
我落聘了。
“上学靠自己,就业靠父母”。我知道父亲的能量,只有一道浑浊而期盼的眼光。在没有什么出路可走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努力地来圆一个父亲对我多年的愿望,那就是参加省公务员的考试。
我看到临市的市政府招聘的文秘职位还适合我,就填报了它。公务员岗位的竞争平均是百里挑一,而我报考的岗位更是达四百比一。我没有将自己报考公务员岗位的事告诉我的父亲,免得他得知我报考后出现大喜再大悲,让他来个*两重天,伤心伤肺的。
他一直相信自己孩子的学习能力,肯定能考上,但是最终的结果我比他看得更清楚。我知道如果这次能被录取,那就是如同中了百万大奖一样的意外。或许你认为我是故意的夸张,借此表白自己的考试才能如何的出众。我想从报名的条件分析一下我真的所言非虚。
平湖市政府办公室科员的职位要求大学本科应届毕业,学生干部,外语六级,发表过省级以上文学作品两篇以上。如果不限制这些报考条件的话,那这个岗位报名的人数有百万肯定不在话下,这不就好比中个百万的大奖了吗?
公务员的复习考试,对于我来说,我把它视为对我的又一次智力挑战。
我早就料到我可能的最终结局,肯定一字不差地如高中时候梦想着能让自己的名字挂上报刊栏上引起我的暗恋对象的关注一样无果而终。
但是,骨子里流淌着的父亲倔强的基因搅得我报名后就彻夜难眠。每天高强度的学习结束后,心里就总有一个声音在喊:“祯子潺,你一定会成功的!”
抱着一种近乎无望的心态参加了公务员的笔试考试,想不到这“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努力”地背水一战的良好心态,结果真的出乎意料,进入了前三名的面试。
说来或许是冥冥天意中上苍的顾怜,在一大摞的公务员考试的复习资料中,我竟然随意地看到了一道与面试一模一样的题目:“作为秘书,你发现你的领导做事有违规行为,你该怎么办呢?”书本上的参考答案上分析了两点,一是巧妙提醒,二是直接举报。
我自己又临场发挥了一点,就是我不能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来,同时,要坚决地和违法乱纪的人和事作斗争。这最后的一点是我所看的公务员书中最强调的一点,就是你想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在面试的时候一定要满怀正气,善恶分明,这样才能赢得主考官的信任。
最终的结果我终于走进了市政府机关。
我接到正式的录用通知后,也切身感受到了一股股暗涌着的权力崇拜向我袭来。在大学临近毕业的两个月里,我接受着一波又一波的推辞不掉的学友邀请,有同乡的,有师弟师妹的,有熟识的,有不熟识的。
而我兜里每月勉强挣到的四百元钱显然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对于他们如此善意的回报,我只是用“有空就去 市政府看我”这样一句日后遥遥无期空洞的邀请,他们听到的这句话像比我回请了他们吃上一顿的美味大餐更让他们欣喜高兴。
我知道,他们对于我如此惠顾有加的深层的内心底色,就是我未来的不可预期的政治权力。在和学友一场场的酒桌相欢中,但我体会最多的还是十分纯真的、几乎没有假饰的同学真情。
现在再回首自己在官场多年的历程,学友之间的友谊仍然如我纯洁无暇的第一次暗恋那样珍藏在自己灵魂的深处。有人将人生中各式各样的友谊总结归纳出三种“铁”的关系,那就是“一起同过窗的,一起扛过枪的,一起嫖过娼的”。这同窗之谊仍排在了第一位。
当然,对每一个政治上有进步要求的人来说是一个美丽的政治梦想地。对于我这样的大学生,能进入到人们所期望的权力机关的大门里工作,一定是欣喜若狂,意气风发。但我内心里一直就没有“官”的喜好和做官的情节。如果把学生干部算作做官的一种雏形的话,我在我的家族中到目前为止仍可谓是第一个,而且是层次最高的一个了。
在大学里,我做过院学生会宣传部的副部长、学生勤工俭学协会的副理事、宿舍副社长、学报副刊实习编辑……在这些官场雏形的磨练中,我得到的全是“做官”就是“服务”,“做官”就是“做事”。
我的祖坟上从没有一棵做官的蒿子。小学的时候我曾幻想过,自己的亲戚里有个做官的或者有势力的人多好呀,别的同学就不敢欺负我了。有次到大伯家偷着翻看藏在他家床肚子下的一个破旧木箱的家谱,打开那破破烂烂的家谱从上看到下,都是“谈笑无鸿儒,来往全白丁”,而从我的曾祖父、祖父一直到我这一代,即使是一个生产队的一个记工员都没有做过。
我伤心地拿出钢笔,将他们名字后“贫民”两个字的上面,全添上了歪歪扭扭的 “不是”。
我上班的平湖市政府大楼,坐落在有千年历史的平河北岸。平河是平湖市的母亲河,养育着近一千万平湖的人民。传说平河的开凿,源于唐朝文宗在位时期。
那时宦官当道,特别是经过了朝廷官宦之争的甘露之变后,唐文宗大权旁落,成了一个傀儡。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更加专横,假借唐文宗之名,下旨平湖府每年进贡上等的对虾到长安。这可愁坏了平湖府的大小官吏来。
因为平湖府到长安的路程少说也有***之遥,如何将这一离开水就很快死亡的海鲜水产品安全地送到长安来,这是平湖府的官吏们不得不面临解决的一个重大的运输难题。为了讨得皇上,不,讨得宦官的欢心,平湖府的官吏们最后只好费财费力地修建了东西走向长达千余华里的平河,与大运河连接后直达长江而成。
乾隆年间的《平湖府志》中有不少诗文也描述了当时修建平河的悲惨境况来,不妨摘录两首当地的文人所写的诗歌来:
诗 (一)
平河遥遥芳草迷,流水弯弯莺乱啼。
河畔男儿埋白骨,一袭残阳暮霭里。
诗(二)
淼淼月寒凉月秋,碌碌苦工忙挖河。
垒垒白骨随处见,弯弯平河余微波。
平湖市政府大楼是平湖市的一个特有的标志性建筑,整体结构呈回形,这在全省来说也是唯一的一种造型。
传言当时的***有次去南方少数民族的建筑而产生的设计灵感,其目的是确保自己的权力回环不断,固若金汤。市政府大楼建成不久,***果真提拔为另外一个省的副***。与平湖市委造型成船型的大楼前后相对,市委大楼据当时的建筑设计师讲,平湖市临海靠河,船型设计一方面体现着平湖市的地域特色,另一方面也标志着平湖市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奋力远航的崭新风貌。
在平湖市府两院大楼的前面宽阔的广场上,不时看到一些旅游团队在参观完旅游景点后,到这里拍照留念。平湖市府两院大楼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人文景观。广场周围种植着一排排盛开的鲜花,一块块碧绿的草坪,一株株挺拔的古树,好像休闲于热带雨林之中。
特别到了晚上,华灯初放,平湖市府两院大楼外围的装饰灯盏五颜六色的闪烁着,不断的变换着各种新式的灯光照型,广场南边还建有一个大型音乐喷泉,伴随着清凉的晚风,奏响起时下流行的各种乐曲,成为当地市民晚上最好的纳凉散步的好去处。
平湖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陈良是我上班见到的第一个看起来很严肃的中年人。
那天上午,我去了市人事局领取了到市政府办公室工作的报到证,接着就去市政府办公室的秘书处。在回字形的大楼里转了好几圈,才找到了政府办公室秘书处。
在回字形的六层楼梯走道里,我拿着报到证急匆匆地到秘书处报到。刚走到门口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稍微腆着微胖的肚子的中年男人正从我对面的走廊里也走了过来。
当时如果知道是我的顶头上司,那我至少应该在门口略表一下我的礼貌来,站在门口问候一声。这可不是马屁精。其实,对于任何人,我一直是坚持着自己做人的道德底线。那就是不逢迎强权,不欺凌弱小。在我离开了十多年打拼的官场之途后,我对自己的这一很不适应官场的个性进行了一番深入的探究,直到我看到了外国刚出的一本性格成因分析的书,我才最终释然。
按照书中所说,我的性格是由小时候祖母带我的经历有关。由于祖母的宽容和迁就,养成了她的孙儿亲和、随性、平等的性格特征。
相反,如果是严厉的父母带大的孩子,则会养成了服从、听话,甚至见风使舵的性格特征。
等我敲着门进入秘书处,并且将房门虚掩好的时候,门又被从外面推开了。
进来的就是我在走廊时对面的那个中年男人。
秘书处的三个人立刻鸦雀无声,弹簧似的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眼光指向我背后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喊道:“陈主任,您好。”
我一下子体会到一种权威的存在,像巨大的磁场排斥力一样使得我不知觉地向墙边靠了靠,好凸显出身后被称为陈主任的光辉形象来。
陈良主任没有应答着他们的问候,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望了我一眼,随口问了我一句,平淡的话语里透露出一种不言自明的权威来:“你过来有事的?”
阅读该文,请到百度搜索“大众小.说网 小秘书的高官女红颜”
我一边摸牌,一边好奇地问正在倒茶的女服务员:“你们的包间都是用龙起名的吗?”女服务员说:“是的呀。这一层全是颜色命名的:青龙厅、赤龙厅、白龙厅、黑龙厅、紫龙厅……,下一层是全是地域来命名的:亚洲龙厅、欧洲龙厅、大西洋龙厅……下下一层是用龙的形状命名的:蟠龙、火龙、角龙、应龙……”
我们打起当今全省整个地区流行的扑克牌灌蛋,有人说:“饭前不灌蛋,等于没吃饭。
饭后不灌蛋,等于白吃饭。”灌蛋已与人们基本的生存相提并论了。
就在前不久,省城的一个企业主到媒体投诉省农业局的一位副处长,说找他办事半个月也找不到,经过媒体暗访得知,这位副处长每天早上到班上报个到就约请几个朋友去茶楼灌蛋了。灌蛋之风已盛行到省政府专门出台文件严禁公务员上班期间进行灌蛋。
我和王洁联手,一路领先,刚升级到q,办公室副主任李康和姚文男过来了。我忙站起来将手中的牌递了过去,李康客气了几句,就接过牌坐了下来。
“好牌呀。”李康望着我给他的牌,兴奋地说道,“这下升级到a应该没有问题。
”
又打了几牌,在李康、王洁和我的参与下,几人联手顺利地赢得了第一局的完胜。李康犹意未尽,又坚持着打第二局。
我在一旁观看着他们意趣盎然的打牌,一边用眼睛扫描着餐桌上摆着的大大小小的冷盘,所有的冷盘我几乎都叫不出名字,我只认识有一盘切成长条的麻辣鸡爪,但是这不影响它们的色香味对我的肠胃带来的一阵阵排空式的痉挛。早上过来的时候,吃了母亲煮的两大碗的玉米糊糊。
这种糊糊涨肚但是不当饱,几泡尿下来肚子就又咕咕叫了。我的胃子是在高中的时候落下了慢性胃炎。特别是高三的时候,每晚要学习到深夜才能休息,父亲不知道听谁的建议,特地买了一个保温壶,嘱咐我吃完晚饭的时候,放一把大米到保温壶里,在要睡觉的时候倒出沤熟的米来充饥。
时间一长,这半生半熟的大米让小小年纪的我竟然患上了胃炎。
午餐是在接近一点的时候才开始。
李康坐到主位上,用手指了指他右边身旁空着的位置,对我说:“小赵,坐这里。”
我客气地说:“我就坐这里挺好的。”
“客气啥呢。”王洁一把将我从座位上拖起来,几乎拎到李康的身边说:“看你人小,礼貌倒不少呢。
”
李康端起服务员刚刚倒上的一大杯白酒,说:“今天,我受主任的委托,代表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欢迎小郑加入到我们的行列来。干!”
集体一杯干完,李康转问我道:“你这姓是郑成功的郑吗?”
我说是崇祯皇帝的祯。
大家一听哈哈哈的笑出声来。
姚文男开起了玩笑道:“祯秘书,万一有机会将来你做了崇祯皇帝,可别忘记了咱们呀。”
我也跟着开起了玩笑:“我想到了崇祯皇帝的下场,五百年前就发誓绝不做皇帝了。
”
“你说错了。崇祯皇帝明末皇帝,明光宗第五子,熹宗之弟,他生于1611年,离现在只有四百年的历史,你不可能在崇祯皇帝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发誓不做崇祯皇帝了吧。奖酒三杯!”王洁不亏是研究的专家,不光研究政策,还研究历史,说得一字一板,句句据典,让你不由得不信。
回办公室以后,我专门在网上查了一下,果如他所言。
王洁将罚酒换成了奖酒,肯定了你喝酒的价值,让你越推辞越觉得理亏,越觉得对不起他们,我想这酒自然要喝,可也不能白喝,于是,我端起了酒杯,站起来道:“好,接受大家的奖酒三杯。第一杯,感谢各位领导对我的厚爱;第二杯酒,希望
各位领导多关心我,提携我;第三杯酒,祝各位领导身体健康,官运亨通。”这几个人的饭局,因我而起,我自然成了他们喝酒进攻的重点。
菜上到一半的时候,我已经被一杯又一杯的感情酒喝得头昏目眩,双眼迷离,最后竟然趴在餐桌旁一动也动不了。
直到吃饭就要结束服务员端上来小米饭的时候,我还未醒。王洁使劲地摇了摇的肩膀,我才勉强地睁开红红的眼睛,陪着他们吃了一碗小米饭。
我踉踉跄跄地要回到办公室,姚文男忙走过来搀扶着我,说:“李主任看你醉成这样,安排给你开了一个标间,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等酒醒了再上班。
”
姚文男连扶带架地将我送上二十二楼的玉龙单间,把我放到床上、打开空调后离开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房间里已经一片昏暗,只有从落地纱窗玻璃里投进的那点点暧昧的街头灯光。
我简单地洗簌了一番后,立刻坐电梯来到一楼的前台。我的想法是马上将房费结算掉,在这个五星级的酒店里住上一晚可超过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哟。
我看了看前台墙壁上悬挂着的房间价格表,超豪标间:八百八十八;豪华标间:七百八十八;普通标间:六百八十八。
而还有其他价格离谱的单间,总统套间的价格更是让我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我盘算着按照普通标间半天结算的话,口袋里的五百三十多元钱还能勉强应付,如果按一整天计算的话,只好打欠条了,当然,这只是我当时的一个闪念而已。
酒店是不会同意我写欠条的。
我下意识地捏了捏衬衣口袋里的几张纸钞,硬着头皮问站在前台里的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十七八岁的女服务员道:“小姐,我住在玉龙标间,怎么收费呢?”
羊角辫迅速地查了一下登记表,柔声地说道:“先生,您是市政府办公室安排的,姚处长已经签过字了,不需要您再付房费,到时候由接待处统一结算。
”
我心里一阵暗喜,这可省却了我一大笔的支出,当我酒醒过来的时候,我一直懊悔着自己怎么这么贪酒被姚文男来了一个“高房价”,现在可松了一口气,于是又追问道:“那我可以不可以住到明天呢?”
“随你住几天都没有关系的,临走别忘记了将房卡退还给我们。
”
我一边说谢谢,一边轻快地走出了酒店,决定到外面去
我没有想到,市政府办公室对于我这样刚上班普通得像小草般的工作人员如此的厚爱。整整一个晚上,我都沉浸在一种浓浓的感恩之中。第二天天刚麻花亮,我就起床退掉了房卡,在市民广场一角露天的小吃摊点上喝了一碗稀粥就立刻到市政府大楼上班了。
整座大楼一片静谧,像沉静在梦乡里的婴儿。我沿着回字形的走廊向政策研究处走去,迎面不想又碰到了我的顶头上司陈良主任。
这次,我忙上前主动问好,并对办公室的如此高规格的安排表示着内心的谢意。
陈良主任听后笑了笑说:“晚上休息还习惯吧?”
我连连点头:“这是我住过的唯一一次最高规格的酒店了,还能不习惯?”
陈良主任边走边意味深长地说:“市政府办公室不同于其他单位,各项工作要用心,特别是要有悟性才是。
”
我心里微微一震,工作上的事情用心应该说是必须的,怎么还要靠“悟”,而不靠规章制度来执行呢?
而这“悟”字,直到我从政多年之后,在一次又一次的跌跌撞撞的官宦之途中,我才参悟到其中的真正玄机。
那就是作为秘书,首先要“悟”领导内心个人的隐秘需求,而不是工作需求。这样做事才有方向,才能符合领导的口味。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投其所好,谋其私欲而已。在“悟”领导的内心需求之后,并且帮助他实现这一需求,那领导肯定视你为心腹,放心用你,喜欢用你,乃至提拔重用你。这“悟”的结果当然很美,那便是“从少数人中选人,从身边人中选人”。
我一直将陈良主任送到他的主任室的门口才转回到政策研究处来。
开窗通风,清扫地面后从内间王浩处长的书架上找出一本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刚出版的经济学专著《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坐到办公桌旁看了起来。
等我看完了整整五十页,时针指向十点的时候,王浩处长才轻轻地推门进来。
而我的“通风――清扫――读书”与他接下来的“进入”所构成的“三加一”上班模式,一直作为一个固定的程序保存到我一年后离开政策研究处为止。
他一进来总是和我闲聊一会,我也很乐意在这时间段与他唠唠嗑,既可以消除读书后的疲劳,又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外面或者单位内部的新鲜信息。
与他闲聊的结果,我逐渐明了政策研究处在整个办公室系统中的地位,竟然是所有处室的最为末端的位置。
原来名称的光艳夺目并不等同于它的实用价值,“华而不实”来作为政策研究处的专用招牌或许更为恰当。从服务的职能上看,综合一处服务于***,处长比局长还牛。综合二处服务常务副***,谁见到他们都笑脸相迎。综合三处、四处五处服务于其他三位副***……而政策研究处大而化之地服务于市政府的整个领导集体,当然不可能在领导者的重点考虑范围。
特别是在提拔上,已经多年没有了政策研究处的份儿,哪个领导不推荐直接为自己服务、立下汗马功劳的处室呢?
人的幸福感是相比产生的一个完全主观的概念。
他的牢骚、不满,乃至消极怠工,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心态。我知道,即使政策研究处在市政府办公室里属于最差的一个,但是它毕竟是属于市政府办公室的一个常规机构,对于我这样一个无意于官途的人来说,宽松而良好的学习与工作环境再好不过了,我自认为是市府一派忙忙碌碌之中的别一洞天福地,非功利的目标带给我的幸福感无疑是舒心和畅快的。
我的这种自我优良的感觉在三个月后的一天差点完全丧失掉。
那天正是临近春节时分,老家邻居李大爷的儿子李小明东找西找找到了我,说自己租了一辆卡车到平湖市的塔山水库拉些鱼回去卖,不想被这里的交警给扣住了,让我帮助他说情一下。
我有些为难地说:“李大哥,我很少与外界接触。交警这一块我真的不熟悉,真的不好打招呼。”
李小明一脸的不信,说:“你在市政府办,谁个不听你的呀,你打个电话保证管用,就看你愿意不愿意打的了。
”
我只好当着他的面,找到市交巡警中队将电话打了过去,通报完姓名和单位后,对方嘟哝了一句:“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市政府办有你这个人”,就果断地挂断了电话。
当时,我羞愧得想一头钻到地底下去才好。
李小明有些鄙夷而遗憾地看着我,我心里也自责起来:帧子潺,你在市政府里怎么混得这么差呀,连公安局都没有一个熟人!
我想这件事关乎我在老家的良好形象和地位,如果这件事办不好的话,让李小明在老家一咋呼,那我可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就算我自己拿钱,也要把这件事情办好。
我只好带着他找秘书处的姚文男,先请他出面试试,毕竟他整天跟政府的各个部门打交道,熟识的人多。我简略地将事情原委说了一遍,姚文男又安慰了李小明几句,就给市交巡警中队打去了电话,这次接电话的人十分客气地解释了为什么要扣车的一系列原因之后,接着表态道立刻让李小明过去领车。
我如释重负地将李小明送到大门口,李小明一副教导的口吻说:“小桢,在官场上混,要混就混出像姚处这样子来,一个电话就能将事情摆平。
”
我真的没有想到李小明竟然将我的未来目标看成了现在的姚文男,我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沮丧,只有苦笑着点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