磊落的张仲良 一位赤胆忠心的共产主义战士——深切怀念张仲良同志

    仲良同志和我们分别两年了。在革命红旗漫卷西北大地的艰难岁月中,我们同他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每当我们回忆起过去的战斗历程,他的音容笑貌立刻浮现在我们的眼前,特别是他的优良品德和作风,时时激起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之情。

仲良同志一生为追求共产主义真理而奋斗。从小勤奋好学,追求进步,早在青年时代,就接受《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所传播的马列主义思想,积极参加耀县当地农民的革命斗争。他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小学教师的职业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曾任中共耀县特支书记、区委书记、县委书记。

1933年,他和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等同志趁王泰吉在耀县率兵起义之机,按照党的六次大会方针,组织了游击队,打土豪,分财物,镇压反动分子,受到当地农民群众的拥护;不久,又率领游击队进入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与其他革命武装会合。

1934年春,红二十六军派他和王安明同志领导第三路游击队,为恢复和发展以照金为中心的关中根据地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后来,这支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和其他兄弟部队合编为红一团,仲良同志任政委。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仲良同志在中央领导下一直坚持关中地区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仲良同志任关中军分区司令员,按照中央针锋相对的方针领导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有力地打击了顽固派的进攻。

解放战争中,他担任过军政治委员、省委书记等许多重要职务。他的一生,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对解放大西北,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仲良同志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无论是在的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胜利进军的号角声中,还是遇到困难、遭受挫折的时候,他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共产主义的前途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1932年春,他因领导农民的抗捐斗争而被捕。

在狱中,他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崇高气节。在1935年陕北“肃反”中,他受到怀疑和审查,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经受了考验。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着无端的诬陷和残酷的迫害,仍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对各种突然来临的事端采取严肃的原则态度。他常说:“知人论世,要黑白分明”,“党心不可欺,民心不可负,道路尽管曲折,前途却是光明的。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和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仲良同志满怀喜悦的心情,积极投身于拨乱反正的斗争,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

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他对重大原则问题态度鲜明,毫不含糊。他说:“对错误的东西,绝不能随便苟同,更不能看风使舵,随波逐流;对正确的东西,要敢于坚持,而且要坚持到底。”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一个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政治觉悟。

仲良同志为人耿直,襟怀坦白,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从不文过饰非。五十年代末,他在甘肃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和主观主义作怪,犯了浮夸冒进的错误。但他勇敢地承担责任,多次进行检讨,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他说:“个人得失事小,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事大。”他以此为鉴,在工作中谦虚谨慎,虚心接受同志们的帮助和监督。在与人交谈中,他经常讲的是自己工作的失误和不足,而很少讲自己工作的成绩。

在检查、讨论工作问题时,他常常联系自己的切身体会,要大家正确对待自己,正确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既要经得住胜利的考验,也要经得住失败和挫折的考验。他总是恳求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批评他的缺点和毛病。

他引用古人的话来鞭策自己:“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他经常说,人不要怕别人知道自己的错误,错了能承认,能改正,群众就谅解,就欢迎。仲良同志正是这样做的。对于别人的错误,他则是宽宏大量,与人为善。

尽管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但是在拨乱反正过程中,他总是反复宣传中央关于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同志的指示精神,强调要看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只要有了认识,就不要揪住不放。他的这种宽厚胸怀,团结了同志,赢得了群众的尊敬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