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许历农 峡两岸是我家——兼怀父亲许历农

    我能记事的时候,我和我的外公外婆住在一起。我的热心快肠、乐于助人的外婆是武昌区人民代表,一天到晚忙里忙外的,倒是外公常常静静地和我处在一起。童年生活的那份乐趣,那份安全感我至今难忘。

    7岁那年,母亲接我回家,我开始上小学。在我自己的家里,我发现一个问题:我的爸爸和弟弟妹妹都姓张,妈妈姓王,而我姓许。这是为什么呢?我很想问问大人,但我没敢问。家在我的心中,我在这个家中好像合理又好像不合理。生活像一个谜,我好些年都解不开。

    早几年,父母在武汉市工作,父亲是一家造船厂干部,母亲是工人。后来,遇上城市人口大下放,父母先后到了通山。父亲到通山后还得到了一份看守废旧车间的工作,母亲就没有工作了,每天四处寻找一些零碎的重体力活做。最苦的是母亲,无论有伤有病,她都不敢休息。黄嘴待哺,她担心的就是找不到活做,只要能找到活,无论怎样脏、怎样重、怎样苦,她都觉得是好运气。

    母亲在一个废旧车间搭了两个铺,就成了我们姐弟妹几个的寝室。我作为大姐每天带着弟妹们到学校去,放了学,我就赶快回家帮母亲做家务,做饭洗衣收拾房子,什么都做。我努力把一切做到最好 ,我想做孝顺的女儿,我想看到父母脸上有欣慰的笑容,可后来我越来越清楚,无论怎样努力,我都做不到这一点。

    长大一些之后,我因政审不过关入不了团,干不了我心仪的文艺工作,不能不下乡,下乡之后又抽不回城,当知青就当了十年。年纪轻轻的我在生活中首先学会了伤心,真的,有时候我很伤心很伤心,于无人处,我悄悄的啜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政策越来越好。到了八十年代,台湾来的陈习儒先生在统战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母亲和我。我们这才知道父亲还活着,并且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官至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总政作战部主任。

    母亲泪涟涟的,通过录音机给我父亲说了几句话:“很想念你,不知你几时能回来,我们还能见上一面。你爱吃煎饺,我给你做。” 母亲原先一直不肯对我说我的身世,知道了父亲的下落之后,母亲主动拉我坐到她的身边,细说了从前的故事。

    原来我的生父名叫许历农,曾是我外公手下的兵,那时他们驻守在北京。外公很赏识我父亲,说:“此子必成大器,”果然,没几年,父亲就提升为营长。母亲由外公作主,嫁给了我的父亲。

   1950年,我出生在北京,父亲好高兴,给我取名绮燕。父亲说,绮是珍贵的玉,美丽动人,燕是纪念我的出生地北京。父亲的同事们打造了一份很珍贵的礼物来贺喜,那是一块玉匾,匾上刻着四个字:“名门生秀”。父亲很喜欢这块匾,把它看作女儿的吉祥物。这块玉匾后来一直由母亲珍藏,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人拿走。

    母亲还告诉我,我们许家祖籍安徽省池州县乌纱镇。我的伯父是开明绅士,很早就把财产捐献给了共产党。母亲说:你也算是系出名门,你父亲还活着,就一定会来找你。到时候,你就把玉匾的事说给他听,记住,匾上的字是“名门生秀”,你爸一听就知道你准是他的女儿。

    我明白了母亲叙说从前,叙说玉匾的用意:她是怕有一天她不在了,我的父亲来找我时,我们父女无法确认。

    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我半天缓不过神来,生活中处处承受艰难的我居然是名门之秀。好遥远好遥远的名门之秀啊,那好像是别人的故事,与我无关。

    我们母女抱头痛哭。

    南京统战部发来邀请函,请我到南京定居,我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养育我的这块土地,舍不得养育我的父母,我谢绝了。     在南京对台办的关照下,我给生父写了一封信,并寄去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我父亲很快回了信,信上说:“小燕,我的女儿,我很想你,恨不能时光倒转,重叙天伦之乐!”

飞过海峡有个家

    大陆和台湾的往来禁锢逐渐放开,同根同祖的两岸人民又开始有了走动,可以互相通信,互相探望了。但父亲却因为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而不能回大陆,好在还有一条政策,大陆的直系亲属可以到台湾探亲。父亲又来信了,父亲派堂兄来接我去台湾。

    我的堂兄许文苑原先在台湾当兵,后退伍经商。堂兄回安徽省亲之后,我们便启程了。     自从和父亲联系上以后,我天天盼望见到父亲,我好想看看自己的父亲长得什么样子,我好想在父亲面前乐享天伦。我跟着堂兄到了香港,堂兄在香港的宾馆给我父亲挂通了电话,堂兄把话筒递给了我。

    那边传来一个宏亮、宽厚的男中音:“喂,小燕……”

    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自己父亲的声音。我一听到这个声音就忍不住哭了。

    父亲也激动得声音发颤:“小燕,不要哭,马上就可以见面了,爸爸爱你,想你,见了面就带你到台湾玩。”父亲的声音是那样慈祥动听。     我悲喜交集,情动于衷,怎么也忍不住哭,只好把话筒递给堂兄。

    过了半小时,父亲的电话又来了,这时我平静多了,我拿起听筒,听见父亲说:“后天你就可以到台湾了,爸爸的家就是你的家,你会喜欢台湾的。后天,爸爸一定到机场去接你!”

    那个周一下午,我和堂兄到达了台湾的桃园机场。桃园机场很静,机场周围树立着许多高大的广告牌,台湾人经济意识很强,寸土寸金,都要利用。想到就要见到父亲了,我心里好激动,那一刻我对国泰民安感触颇深。

要不是有两岸和平的趋势,哪有我们父女见面的今天。我张望着,我在寻找父亲。我没有看见父亲,却见一个贵妇人向我走来。她穿红色旗袍、戴墨镜,气质很好,还有五六个随行人员跟着她。那几位随行人员着便装,很英俊的样子。

    我和我的继母彼此见过照片,写过信,自然而然有亲切感。一种心灵感应使我们直奔对方。我们母女抱头痛哭。后来,继母拉着我的手,坐着轿车回家。

    在车上继母告诉我:“你爸一直准备着亲自到机场迎接你。今天新加坡总统李光耀来台湾,你爸迎接他去了。国事大于家事,小燕一定能理解。”     我一边擦眼泪,一边点着头。

    车行到家,继母一直拉着我的手。

    父亲的家很简洁,电器很好,家具很整齐,没有多余的东西,并不显得奢华。继母一边吩咐勤务兵和保姆为我张罗吃喝,一边牵着我的手从这间房转到那间房。     继母对我说:“小燕,你不要拘束,这儿就是你的家,你是回家来了!”

    继母说出“家”字,我立刻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家的温馨很快包围了我。

    父亲回家时已是晚上10点,跟随着父亲的还有七八个工作人员。父亲用擅抖的手抱住了我,我又忍不住哭出了声。

    父亲拍着我的肩,一个劲地说:“能见面就好,能见面就好”,父亲的声音很沧桑,很感慨。

    父亲又拉着我的手坐到沙发上,我们一直谈到晚上十二点多钟。后来父亲的随行人员请他休息,他从沙发上站起,嘱咐我说:“不要拘束,这儿就是你的家,你是这个家的成员,你是回家来了”。说罢,父亲就回他的办公室休息去了。

    父亲再次说出“家”字的时候,我忍不住又流泪了,家的感觉真好啊!

    我早已知道父亲是台湾要员,却不知道父亲的官位使他的衣食住行都要受到规范管理。我明白这种管理于父亲的工作身体都是恰到好处的,我祝福父亲。     那天晚上我和继母睡在一张床上,继母温柔地呵护着我,像呵护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第二天早上七点不到,父亲的电话就打来了:“小燕,起来没有,吃早点没有?真乖,小燕怎么这么乖!好喜欢你!”

    多年来没有父亲的委屈都被父亲这一刻的关爱扫尽。

    父亲很忙,没有大块的时间陪我,他有时抽空回家看看,有时就给家里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有一次父亲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没有旁人,父亲拉我坐到他腿上。

    父亲说:“你小时候爸爸没抱你,现在补偿一下。”

    我坐在父亲的腿上,父亲又问我:“小燕,你怎么这乖?”

    离开父亲的时候,我只有三个月,再见父亲的时候,我是快四十的人了,可父亲还是把我当孩子看。父亲恨不得把那几十年的父爱一下子补还给我。

    一个人没有父亲,就像自己是水上的浮萍,漂浮不定。一旦有了父亲就找到了根,就知道自己是谁。心有所依,情有所系,感觉上特别安宁、祥和、踏实、宽松。

    第一次探亲,我在台湾的家里住了二十多天。以后,每年一次赴台省亲,每年一次回家小住。每次我都被父母珍爱得不得了,全家人都被一种深刻的亲情感动得不得了。家就是家,那么安全,那么舒适,那么无忧无虑。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母亲晚年无数次回忆起在火车站与父亲分别的情景。当时父亲说等仗一打完就回老家接我们母女。父亲和母亲都没有想到,他们这一别竟成永诀,一生一世不得再见。 父亲曾几次诘问我:“你妈怎么那么早就结了婚?我都是十几年以后才结婚,谁叫你妈那么早结婚?!”

    父亲好像是不能谅解母亲,其实诘问包含了父亲心中巨大的遗憾和深深的失落。他遗憾的是没能和母亲永续姻缘,他失落的是那情真意切的爱,那山盟海誓的爱居然很脆弱,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母亲出嫁的时候,只有十六岁,正是人们说的“二八芳龄”,父亲大母亲八岁,也是少年英俊。他们感情极好,都对对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后来,母亲说到父亲就说:“你爸真好,待人诚恳,会疼人,从不发脾气。”

    父亲说到母亲就说:“你妈很可爱,胖呼呼的,皮肤又好,性格很温顺,很听话。”

    我从父母的语气中、眼神中深深地感到了他们深沉久远的爱情。     以母亲的本意,她是不想再嫁,她已经没有完整的爱再为自己谈婚论嫁。可是一个年青的女子带着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她顶不住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只能选择嫁人。

    然而,再嫁并没能使我母亲摆脱政治和经济的压力。每次遇到政治运动,我母亲的问题都要被拿出来抖一抖,批一批。父亲已经成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重重地压在母 亲背上,可母亲从来没有埋怨过父亲一句。

    得知父亲还活着,母亲好激动,父亲的朋友来寻找她,统战部的同志来看望她,她热泪盈眶,她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到丈夫身边,再也无法承受那份真爱,但只要丈夫还在人世,她就满足了,只要丈夫过得幸福,她就幸福无边了。

    一对有情人各自有夫有妇,各有家庭,别说长相守,见一面也难。父亲又是一个极有涵养的人,轻易不肯打搅别人家庭的安宁。父亲从不直接给母亲什么,他总是给我一些钱,对我说:     “你妈需要什么,你就给她买什么。”

    我以后以自己的名义用父亲的钱给母亲买了彩电、冰箱、住房以及好衣服和许多营养品。父亲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对母亲晚年病中的生活给予了力所能及的照顾。     近几年,父亲几次回大陆,见到了很多亲人,唯独没有见到母亲。

母亲积劳成疾,卧病在床,不能走动,不能激动。我深知母亲经受不起见到父亲之后的大喜大悲,我真的不敢安排二老会面。我总想,下次吧,下次等母亲身体养得好些,再让她见父亲。

去年,父亲因公回大陆,附带省亲,这时母亲已经很衰弱了,我意识到再不相见恐怕就没有机会了。我想安排父亲去一趟母亲居住的通山县。可当时武汉至通山的公路正在维修,挖得坑坑洼洼,有的地段很不安全。统战部和对台办考虑要对父亲负责,不让他去通山。父亲也怕给组织添麻烦,就说:     “下次吧,下次我来,路就修好了,我一定去看你妈。”

    可是没等到下次,母亲就离开人世了。 母亲走后,我悲痛万分,一夜之间瘦了好几斤。我哭着给海峡那边的父亲打电话报丧。电话里传来父亲的声音,顿挫呜咽而又平静万分:     “小燕,我已经知道了!”

    我一惊:“爸,隔山隔水,你怎么知道了?”

    父亲说:“小燕,你妈昨晚来找我了。那年我们在火车站分手的时候,你妈说的一句话是‘我好怕哟’,几十年来,我都想不起来,昨天晚上一下子想起来了,你妈在我耳边轻轻地对我说:‘我好怕哟’!我一惊,我就知道是你妈不行了,果然,一清早你就来了电话,我这辈子对不起你妈。请你替我在你妈坟上去献一束花!” 我悲伤痛哭之余,惊叹父母之间生死有灵的遥相感应!

    今年,父亲打电话对我说:“什么时候,我要到你妈坟上祭拜一下!”

    我想,在适当的时候,我要替父亲安排,我不忍心让老人的这一愿望再度落空。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时光啊,为什么不能倒流?祖国啊,何日才能统一?海峡两岸,炎黄子孙,一衣带水,骨肉亲情,怎能够长期分离,天各一方?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两岸亲人早日团聚。

    祖国要统一,人民要团圆,中国人民不要“一边一国”!

我为父亲而骄傲

    父亲许历农是黄埔军校第十六期学员,历任国民党军队营长、金门马祖作战部司令、国民党军校校长、政校校长、国民党总政作战部主任、国民党退抚军人抚导会主任、国民党台湾统一委员会副主任(李登辉的主任)、国民党中常委、新同盟会会长,新党的精神领袖。

是一个“人物”!         1950年,父亲派人把母亲和我送上回老家的列车后,便一身轻松地上了战场。

几年内战打下来,民心所向共产党,无论父亲他们怎样善战,也挽救不了蒋家王朝的命运。父亲带着他的一营人边打边退,一直退到福建,打得很苦,人都死光了,几天几夜没吃饭,最后从福建某岛撤退到台湾。

到台湾后,父亲被提升为金门马祖驻军司令。五六十年代,厦门与金门马祖两岸对峙的内战我曾听说过,可没有想到对岸的指挥官就是我父亲。好在时过境迁,今天父亲已成了主张祖国统一,反对两岸分裂的重要人士。

    和父亲相处的日子,我曾经为他的一些生活细节所感动:     父亲生活很朴素,并不像我从前想象的,做了高官就是锦衣玉食,父亲的穿着干净整洁庄重,袜子破了、衬衣破了他还在穿。父亲的菜肴也很简单,有一点豆类,比如豆干就行。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叶。

    父亲家里有好几部电话,我到达的第一个晚上,父亲就牵着我的手走到一部电话前,对我说:“小燕,你要打电话就打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是父亲私人出钱的,别的都不是。”

    我在台湾交了几个女朋友,有时候我们在外面聚会,父亲总不让朋友们花钱。他说:“小燕,你请大家吧,你没钱了爸会给你。”

    有一次,继母带我到父亲的管辖区——梨山风景区去旅游。我们母女刚一到,父亲的电话就去了,父亲在电话里很严厉地质问母亲:“谁叫你把她带到那里去的,告诉你们:一不准吃饭;二不准住旅馆,所有费用自己出!”

    母亲好生气,连夜把我带回了家。

    我是父亲失而复得的女儿,父亲很爱我,但他的爱不是溺爱,对我的要求仍是严格的。第一次探亲假结束,我要离开台湾的时候,父亲就谆谆告诫我:

    “小燕,你来时什么样,回去还是什么样,不要有优越感,不要特殊,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做好自己的事。”

    我聆听父亲的教导,几年内读完了中专、大专,我感谢父亲训女有方。

    让我骄傲的是,在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上,父亲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父亲在蒋经国手下戎马一生,勤政廉政。父亲赞成统一,一是基于自身强烈的民族意识,爱国热情;二是受到蒋经国的影响。

蒋经国在世时,已开放两岸往来,蒋经国意识到不能把分裂祖国的骂名留在自己这一代。蒋经国曾说,要在他们这一代把两岸关系搞好,不搞台独,搞一个中国。我父亲原是国民党员,由于政见不合,从国民党中分裂出来,成立了新党,新党主席就是我父亲。

    台湾有一份办得很精美的杂志叫《国是评论》,早在1992年3月号上,该杂志就刊登了父亲在台北市举办的春节团拜会上的致词。致词中,父亲义正辞严地批驳了陈水扁企图分裂祖国的阴谋:

   “有人称大陆为中国,而自称台湾,以自外于中国。这是台独的阴谋,企图积非成是,我们必须予以揭发,予以导正。

    “我们讶异的是陈水扁在元旦文告里提出了‘统合论’说法,引起各界高度关注,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这是阴谋,只是逃避一个中国的原则,也有人说:如果统一的目标是承认‘两国论’或‘特殊国与国的关系’,那又与台独有什么不同?只是换一个包装而已!

    “我们依他(指陈水扁)的个性和一贯行事作风,这是有意模糊焦点的字眼,是欺世瞒人,舒缓统派的压力,以达到他以拖待变的目的,以拖待变的策略。” ……

    这些年,父亲为祖国统一作了很多工作。在台湾,他参加过反台独大游行,跟着游行队伍一走就是十几里;他去法国、德国参加过世界华人统一促进会;他到香港、澳门参加过回归庆典;还到北京参加过辛亥革命纪念庆典。在庆典活动的发言稿中,他写道:     “所有中华儿女都应该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父亲到过上海,汪道涵接见了他;去年又代表新党到北京,钱琪琛副总理接见了他,并就两岸关系,达成了六点共识。今年上半年,他还在忙于运作台湾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事宜,目的是让赞成祖国统一的人士多当选。

    前不久,陈水扁认为时机成熟,在他从前观点的基础上,变本加厉地提出了“一边一国”的论调,父亲很气忿,已在人前公开表明立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一边一国”!

    父亲说他晚年的生活将分作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在大陆,三分之一在台湾,三分之一在美国(我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在美国教书)。父亲的副官说他做不到:他忙于祖国统一,抽不开身。

    父亲很想我常常陪伴在他身边,但父亲从来没有叫我离开大陆定居台湾。     父亲说:“小燕,你有两个家,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大陆。你要常回来走走,回来住住。

”     父亲很赞赏大陆的改革开放。     父亲说:“共产党走出了改革开放一步很了不起,大陆同胞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我插了一句:     “目前我们还有困难,有很多人下岗。

”     父亲说:“这是改革必经的一步,走过这一步,就好了。”

    父亲认真学习过江泽民主席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理论,父亲认为,落实“三个代表”的精神,中国将会成为“经济大国、文化大国、民主大国”。 我从心里敬佩父亲,我由衷地赞叹:老爸,你是个人物,女儿为你骄傲!

工作着是美丽的

    我已经工作35年,当知青10年,当工人10年,当行政干部15年,目前在任湖北省政协委员、咸宁市政协副主席、咸宁市工商联会长。

    当知青时,苦是苦一点,但也没有想象的那么苦,和贫下中农一道在田间劳作很快活。贫下中农教会了我许多农话,还给我讲述了当地一些笑话、传说、故事,我们是朋友。我从心里愿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我还当过民办老师,当过乡镇企业工人,这对我都是极好的锻炼。

    我当工人的时候,最初干的是添焦炭、抬铁水、修炉子、捶泥巴等活,以后又拉风箱,当大炉工。后来,终于上了车床,当上了一名车工。再后来,我就车钳刨铣样样拿得起,成了一名很干练的技术工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的形势下,我们厂由小到大发展很快,成为名响一方的“江南家俱厂”,我本人也在党的统战政策的光照下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我读了大学,学了行政管理,成为了领导干部,任了工会副主席、副厂长,管理过职工的福利行政,管理过产品的供应销售。

在基层领导岗位上,我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知识涵养、政治修养、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各方面都有提高,这为我以后走向更高层次的领导岗位,担负更重要的领导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8年,我被推选为省政协委员;1999年,我担任了咸宁市工商联会长;2001年,我担任了咸宁市政协副主席,都是很重要的职位,我感到肩上担子很重。我只有努力工作,不敢懈怠。

    这些年,我一直坚持政治理论学习,我给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我学习了江泽民“三个代表”的理论,学习了党在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学习了法律、市场经济知识和工商界的专业理论,我不仅自学,还带领工商联的同志们一起学。通过学习,大家的思想境界提高了,工作中、经营中劲头更足。看到大家都有收获,作为领头人,我有成就感。

    要和民营界交朋友,最主要的是帮助他们拓宽财路,寻求新的发展机遇。近年,我们工商联积极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前年,我们邀请了6家外地企业参加我市招商洽谈会;去年,我们又邀请了26家外地民营企业参加我市民营企业发展会,还签订了部分合作协议;今年,我去了厦门,邀请台商和民营企业家10人参加了我市招商会;我们还协助民营企业家建立了一片漂亮的“乐美家”超市。

    这些年,我年年往返海峡两岸,充分利用自己是台湾高级将领女儿的特殊身份,为实现祖国统一作了一些非常有益的工作。我向台湾的亲人们、朋友们宣传党的“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宣传改革开放以来家乡发生的巨大变化。台湾的一些朋友听得很入迷,尤其是我父亲,受我影响最深,以至于他后来两次往返北京,以至于他更加坚定地反对“台独”,更加有信心和决心维护祖国统一。

    为民从政,机会不易,我还要努力地干下去,勤政廉政,建立业绩。

    这些年来,我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从没因私事找过组织。我先生原先一直在通山轻工机械厂工作,是最早建厂的17人之一。现在这个厂成了县里的支柱产业、纳税大户,而我先生每月只有二百多元生活费。

我先生很想找组织谈谈,都被我劝阻了。我有一儿一女,他们学习很努力,都考上了大学。大学一毕业,他们就开始自谋生路,都不因外公的背景去找熟人、拉关系,而是坚持自我奋斗,并且在奋斗中做出了成绩。

    继母前些时打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常住,我说只能等退休。将来退休后,我打算大陆、台湾两头住。海峡两岸都有我至亲的亲人,海峡两岸是我家。我盼望祖国早日统一,这样来来去去就方便快捷多了。